蒋介石真实的情史家事：生射中有4个女人 -

蒋介石(右)和蒋母(中)、毛福梅(左)、儿时蒋经国的早年合影。

2010年春，《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出版。这是60年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版蒋介石本人的著述。

本刊独家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他倾尽心血，研读蒋介石与家人之间的书信、电文、诗文往来，从中发现了作为情人、丈夫、父亲、祖父的蒋介石，在面对家人时的内心事、真性情。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家书中的蒋介石，是一个既痴心又负心的情人、既胆大又胆怯的领袖、既严厉又温柔的父亲。

生命中的4个女人

蒋介石的情史堪称丰富多彩。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毛福梅，后有侧室姚冶诚、陈洁如，但最终情定宋美龄。从他和4个妻妾之间的书信往来，外人可以窥见他感情世界的诸多隐秘。

对毛福梅，只有一封离异书

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

拜堂成亲那天，新娘的花轿被抬到蒋介石家门前时，爆竹齐放。看热闹的孩童们一拥而上，争抢掉在地上的爆竹蒂。蒋介石当时还年幼，他也冲了过去，挤在中间捡个不停。亲友见状哄堂大笑。那时，没人意识到，这笑声正是悲剧的种子。事实上，在奉化一直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

两年后，蒋介石到宁波求学，他一度携毛福梅伴读。这是夫妻俩最融洽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1905年，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从此常年在外，对毛福梅日益冷落。即使1910年儿子蒋经国出世，也没能使他们的感情改善。蒋经国3岁那年，蒋介石从上海带回了一个妾姚冶诚。从那时起，他和毛福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1921年4月4日，蒋介石给毛福梅的兄长写了一封信：“……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这表明，他离婚的决心已无可动摇。

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病逝。同年11月28日，蒋介石办完丧礼，在母亲生前常坐的佛堂里，召开了家庭会议。他拿出事先写好的纸片，流着眼泪，带着颤音开始宣读。这表面上是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两个儿子的信，实则是他宣布离弃毛福梅的一封休书：“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勿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蒋介石为何丧母不久便休妻？原来，此时他正在热烈追求一位上海富商之女陈洁如。仅仅一周后，1921年12月5日，他便在上海和陈洁如举行了婚礼。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才正式办妥和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因为当时他要迎娶宋美龄。宋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二是他要遵照基督教教义，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必须与原配离婚。

蒋介石回到老家和毛福梅商量离婚事宜。当时，她已经和蒋介石做了26年夫妻，常年照顾蒋氏家族中的人。蒋氏族人认定她就是蒋家人，绝对不能离开蒋家。因此，两人采用“离婚不离家”的办法，毛福梅在法律上不再是蒋介石的妻子，但她仍住在蒋家祖屋，在蒋家族谱上仍有她的名字。

1939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轰炸蒋介石老家，毛福梅遇难，终年57岁。蒋经国悲痛难当，在蒋家祖坟厚葬了母亲。

对姚冶诚，半数信件谈“纬儿”

蒋介石情史上的第二个女人是姚冶诚。姚冶诚是江苏吴县人，与蒋介石同岁。她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后来嫁给当地一个农民。婚后，两人到上海谋生。但丈夫不久就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致使夫妻感情恶化。在上海期间，姚冶诚靠为高级妓女梳头、管理衣物首饰为生。

关于蒋介石和姚冶诚的相识，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成功后，蒋介石应国民党革命元勋陈其美之召回到上海，并常随陈出入风月场所，由此与姚冶诚相识。

1913年，蒋介石把姚冶诚带回奉化县溪口镇家中。毛福梅接受了蒋介石纳妾的事实。姚冶诚也很乖巧，对蒋介石的母亲十分孝顺，婆媳三人相处得还算融洽。1919年，蒋介石把收养的戴季陶(时任孙中山随从秘书)之子、年仅3岁的蒋纬国，送回奉化，交给姚冶诚抚养。

但没过多久，姚冶诚和蒋介石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蒋介石一恨姚冶诚嗜赌成性。他在1919年10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冶诚嗜赌不休，恶甚，恼甚！”此外，姚冶诚对他也不够体贴。1920年5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述道：“近日冶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蒋介石还对姚冶诚缺乏教养很是不满。1923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说：“冶诚咒外人，终非大家闺范，心滋不悦。”这些怨怼(音同对)之情，使蒋介石一度考虑和姚冶诚分居。

年幼的蒋纬国，是维系蒋介石和姚冶诚关系的重要因素。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6月，蒋介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参加第二次护法运动(指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独裁的革命运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写了7封信给姚冶诚，其中的4封都念念不忘“纬儿”(指蒋纬国)。

1921年11月30日，就在给毛福梅写下“休书”后的第二天，已赶赴香港的蒋介石给姚冶诚写了一封信：“冶诚：前示纬儿两函，想已收到……在家无事，请每星期写一封信寄来。经、纬两儿想必玩笑如常……”

1922年2月28日，蒋介石在桂林给姚冶诚写信道：“我有十天不写信给你了，像煞是很久的样子，想必你同纬儿皆平安强健么……我很想纬儿的照相看，你将来到奉化或宁波去的时候，顺便拍一个来，寄给我看看吧。”

1922年3月10日，蒋介石又在一封信里对姚冶诚说：“我前(些)日子写给纬儿一封信，想必已收到了么……我近来身体颇好，但是我性情孤僻，终不能同新朋友相合，只有几位老朋友……纬儿可以教他认字听讲了，天天到学堂里去看看，就是不去念书，也有益处的。你若是把我这个儿子养育得好，将来我还要谢谢你呢。完了。”

姚冶诚很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因此，当蒋纬国刚学会写简单字句的时候，她便拟了一信，让纬国抄在信笺上，并附近照，寄往广州。信云：“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探望我的爸爸了。”蒋介石接信后，大动感情，将信读了又读，又将照片放在写字台上，看了又看，然后命机要秘书“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

后来蒋介石决意迎娶宋美龄，姚冶诚离开了蒋家，带着蒋纬国迁居苏州，生活费用则由蒋介石承担。1949年，蒋纬国亲自护送姚冶诚到台湾。1966年，79岁的姚冶诚在台湾病逝。

蒋纬国本想隆重葬母，但蒋介石顾虑到宋美龄的感受，拒绝了蒋纬国的要求。据蒋纬国在自传中记载，他只好悄悄将姚冶诚下葬在台中市宜宁中学墓地，并在墓碑上题写了“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的铭文。笔者曾托付台湾记者寻访姚冶诚之墓，然而记者在台中市几番寻觅，均未找到。

对陈洁如，被拒后写求爱信

陈洁如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1919年，32岁的蒋介石在母亲病重、自己与毛福梅和姚冶诚的感情均出现问题之际，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家中，认识了年仅13岁的陈洁如。陈洁如原籍苏州，出身殷实的商人之家，当时在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读书，是一位聪明美丽、有文化的新式女性。蒋介石对她一见钟情，随后便展开追求攻势。但陈洁如的母亲考虑到女儿年龄尚小，认为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妥。

被陈家拒绝的蒋介石没有就此放弃，他给陈洁如写了一封火热的求爱信：“亲爱的阿凤(陈洁如小名)：中国革命尚待完成，但是我，一个革命者，感觉心神沮丧，不能以我的全部精力，贡献于我们的国家。我终日仰望你予我必须的慰藉与鼓励，以安定我的不乐之心。我只要你答允我一件事，然后我才能重新得到力量，以为革命效力……你爱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只顾一己，而吝予给国家的一位革命者些许快乐……我将我的心置于你的裙边之下。请告诉我你将宽恕我，并很快再同我谈话。让我今天就看到你吧!”

1921年9月，陈洁如父亲病故，蒋介石帮助料理丧事，表现得十分殷勤，终于博得陈洁如母亲的好感。蒋介石又承诺与原配毛福梅和侍妾姚冶诚脱离关系，并请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才说服陈家同意将陈洁如嫁给他。

蒋介石对陈洁如颇有感情。婚后，陈洁如未能生育，他就把蒋经国带到上海，交给陈洁如照顾;又和陈洁如领养了一个女儿蒋瑶光;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陈洁如形同秘书，替他处理函件往来和保管普通文件;陈洁如还全力辅佐蒋介石参加革命。

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恩爱时光并不长。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攫取了国民党的政务和军事大权。地位的变化和权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缺乏高贵的出身、显赫的门庭，无助于他将来的仕途。1926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写给张静江的信中，吐露了离弃陈洁如之意：“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万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属(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现在下去，必无结果也，乃害其一生耳。如何?”

然而，真实的原因是：蒋介石已决意迎娶宋美龄。在蒋介石的安排下，21岁的陈洁如远赴美国。知书达理的陈洁如在异国苦学英文，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她隐居上海，后又前往香港定居。1971年，65岁的陈洁如因中风去世，其骨灰被送往美国安葬，异国孤坟，正如她生前一样，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对宋美龄，第一次下野后求婚

蒋介石与宋美龄相识，是在1922年。他偶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当即被其容貌、修养和风度所倾倒。随后，他请求孙中山帮忙为其说合，但遭到宋家一些人的反对。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与宋美龄的关系也随之“柳暗花明”。1927年1月，宋美龄在信中已称呼蒋介石为“亲爱的大哥”。这一年，武汉国民政府察觉到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意图，开始防范并削夺他的军权。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便加紧筹划和宋家联姻，以尽快取得在国民党内有特殊地位的宋家的支持。

1927年3月19日，蒋介石在写给宋美龄的信中说：“……我收到你的信后，将上前线。你的态度如何？请来函详示。你可否赠我一帧最近的玉照，以使我得以经常见到你的芳影……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

随后几个月内，蒋介石先因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后又在和汪精卫“东征讨蒋”的战争中大败而归。1927年8月，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家成了他东山再起的唯一指望。

因此，蒋介石再次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爱信：“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灭绝。曩(音同囊，意为从前)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惟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面对这封情意绵绵的求婚信，宋美龄终于答应下嫁。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婚后40天，蒋介石宣告复出，宋美龄遂成为“第一夫人”。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再未离异，与之白头到老。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也淡出政治舞台，晚年长居美国纽约。2003年，宋美龄病逝，享年106岁，葬于纽约宋家墓地。

蒋介石生命中的4个女人，都曾经风光过，她们拥有过当时中国最显赫的男子；她们都曾经因为他的爱情快乐过、痛苦过、挣扎过。但最终，这些美丽的红颜都成了一抔黄土。如果她们在天堂里相见了，也许会叹息青春年华的短暂和世事的沧桑。

西安事变次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写信，要他“为国珍重”

“西安事变”中写下遗书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中国西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拘捕了前去督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两种主张：武力讨伐与和平处置。在下令剥夺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后，国民政府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调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12月16日，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讨伐。孔祥熙则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共同谴责张、杨，向他们施压。

托张学良亲信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立即赶回南京，恳求国民党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她反复说明，她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私意出发，更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一旦进行军事讨伐，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西安百姓也将遭受战火之灾。

宋美龄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变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请出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良好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信使赴西安。端纳带了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另一封则是宋美龄写给丈夫蒋介石的：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 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的脾气，此信主要是为了安慰蒋介石。至于信中说蒋介石一贯主张抗日，其实是写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看的。

蒋介石口述“与妻书”

1936年12月14日，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后甚为感动。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蒋介石告诉端纳，不要让她来此险境。端纳随即复电宋美龄。当蒋介石看到端纳拟好的电文开头所写的“蒋夫人转电已悉”时，泪如雨下。

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在致宋美龄的遗嘱中写道：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在致儿子的遗嘱中写道：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十二月二十日”

致全国同胞的遗嘱中写道：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宋美龄“来陕共生死”

宋美龄担心，一旦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战事爆发，张、杨会挟持蒋介石离开陕西。因此，她打定主意要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2月20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劝导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他还带去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介石看到这里，不觉呜咽，说不出话来。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赴西安。囚禁中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时，大为感动。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蒋介石向宋美龄讲了事变经过，也讲了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未做任何承诺的情况，还要求宋美龄也不要与张、杨二人签订任何文件。宋美龄同意，并再次表示愿与他共生死。

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谈判，对张、杨两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则上给予承诺。尽管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不同意任何书面承诺。对于让蒋不签字但口头答应某些条件就离开西安，杨虎城坚决反对。考虑到当时的西安城由杨虎城的第17路军把守，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宋美龄与端纳先行飞赴洛阳，而蒋介石乔装混在士兵中，乘汽车出西安，先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兵营，再由东北军派车送到洛阳。

宋美龄回绝了这一方案：“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

12月25日，张学良采用一边安排蒋介石去机场，一边知会杨虎城的方式，陪同蒋介石夫妇上了飞机。“西安事变”至此得以和平解决。

到达南京后，张学良当即被蒋介石扣留，此后被长期软禁，直到1995年才重获“自由”、前往美国定居。2001年，101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到国外后不久，杨虎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派遣的军统特务在重庆杀害了，时年56岁。

电函指导“夫人外交”

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赴美国治疗皮肤病荨(音同寻)麻疹。蒋介石托付宋美龄对美外交任务。1942年11月16日，他亲自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说：“内子非仅为中(蒋中正自我简称)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意志之了解，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交谈，有如对中之面馨者也。余深信内子此行更能增进余两人之私交，及扩大我两大民国之睦谊也。”

10天后，宋美龄抵达美国。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代表总统到机场迎接。在随后的半年内，蒋介石和宋美龄保持着密切的电函往来。

指导“国会演讲”

宋美龄到美国后，发觉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报道甚少。1943年1月，她向蒋介石汇报说：“妹此间对中国战事消息报载所见极鲜，不若在国内想象之多。”于是，她决定在美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让美方了解中国军民英勇作战的艰苦情况。“他人不便说者，我不但透彻申述，反令人敬仰我等宗旨之高尚纯粹也。”2月9日，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她将于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后将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希望他对演讲内容作指示。蒋介石获悉后，两天内连发3封电文，指导宋美龄如何演讲。他在2月12日的第一封信中说：

“蒋夫人：

对美国会讲演，照来电所述之意甚妥。此外应注重各点，略述如下：

一、中、美两国传统友义(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

二、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

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必须太平洋东西两大国家之中、美两国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合作……

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

五、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将来太平洋能否永久和平……其责任则全在吾辈，即此一时代两国国民共同之肩上也。”

2月13日，蒋介石又发电指导说：

“蒋夫人：

关于对国会演说之意，除昨电数点之外，再另有数点可作参考：

一、美国会对于中美平等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之议案，于十一日一致通过，表示此为中、美两国友爱之基础，无任感慰之意，此点应否提及，请再斟酌。

二、深信华盛顿总统今日如尚在世，则其必主张美国须与东方被压迫之民族共同奋斗。又如林肯总统如果生于今日，亦必如今日罗斯福总统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此乃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而我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也。如何？请教之。”

同一天，蒋介石追加了一封信：

“蒋夫人：

对国会讲演，语意切不可使听者觉有训斥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其次，应使听众能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再次，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再次，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若不准备大量开发亚洲，尤其是中国之资源，则战时之机器与资本及技术将无所施用，必致废弃。若能以中国之物资与美国之机器，以中国之人力与美国之资本配合，则中、美两国百年内之经济皆无虑其缺乏……”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取得巨大成功。美国总统夫人、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全体参议院及其他美国政要济济一堂，议员席和旁听席座无虚席。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掌声长达五分钟之久。演讲结束后，一位议员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几乎让我们落泪。”这对中国争取美国各界了解、同情、支援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争取500架飞机

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不肯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深感不悦。他致电正在美国治病的宋美龄：“蒋夫人：兄致罗总统函意之电，乃我国在日(目)前维持战场最低之要求，亦是极少之数量。未知其政府为何连此极少而可能之物品不肯作切实之答应，令我军民皆莫名其妙。阿诺尔对此尚未能解决。故彼此来，兄认为并无结果。有便与当局婉言之。彼对陈纳德(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只增加重轰炸机卅六架，兄以为不能发生作用也。”

宋美龄随即就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与美国官员周旋。很快，她复电蒋介石：“美决即运华轰炸机三十五架，业已开行。几次续运三十五架，秋初再运二百六十架。妹拟请罗斯福……提早从速供给应用。兄需要五百架亦当设法转告……昆明、桂林及附近机场(跑道)长度不足，每处须加长二千五百公尺，否则大飞机不得降落。盼即饬办，以免再以此藉口。”

但这离中国战场实际需要的飞机数量相去甚远。1943年3月14日，蒋介石致电同在美国的宋子文并宋美龄：“罗(斯福)总统原电谅达。其中所称补足陈纳德部飞机五百架，而对中国空军仅以战斗机与轻轰炸机若干队，且未明言机数……余所指五百架飞机，专为补充中国空军在前方维持五百架飞机之战斗力，而非指美空军陈纳德将军所部之飞机数量也。”

宋美龄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几经交涉，终于使美方允诺向中国提供300架飞机。5月24日，她电告蒋介石：“顷据毛邦初(中国空军在美负责人)报告：美方决定贷给我A24机一百五十架，由四月份起在美交货；P40N1机一百五十架，由五月份起交货。以上两项均定于十二月底交完。”

谋求四大国地位

当时，对于战后美、英等国对中国的地位和利益究竟如何安排，宋美龄是忧心的。1942年12月24日，她致电蒋介石说：“妹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

1943年1月，蒋介石回电宋美龄，要她在美积极宣扬中美友谊。“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此百年间，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几被世上每一国家所剥夺，惟有美国对中国不但无侵略我领土之行动，而且时时领导各国表现其恢复中国主权之事实……殊非任何各国关系之所可比拟也。”

对战后中国地位，盟国之间有分歧，美国主张将中国列入四强之一，但英国反对。蒋介石对此了然于心。宋美龄体察蒋介石的心意，1943年5月24日，她致电蒋介石，汇报了几个月来驳斥英国的努力：“日前丘吉尔向全世界广播演说(指3月21日丘吉尔以“先欧后亚”为主旨的广播演说)，建议战后由英、美、俄总揽一切，完全将中国摒弃门外。妹认为实有加答复之必要，以免丘吉尔以为我之可欺，而加紧排斥我国之工作。且因心理、时间关系，乃即于(三月)二十二日晚芝加哥演词中加以巧妙之反驳。”

宋美龄抨击丘吉尔贬抑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讲，赢得了美国政要的支持。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麦克卡麦克批评丘吉尔：“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之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的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在中、美两国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改变立场。其外交大臣艾登一改丘吉尔绝口不提中国的论调，首次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

引退溪口的背后

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陷入了内战。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与人民解放军的决战中，败局已定。1948年底，对美援抱着一线希望的宋美龄，远赴美国，试图寻求支持。

早在1948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政府报告，认为不必继续对华援助。当年10月，他又建议让蒋介石退休。12月，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有关人士提出与中共和谈并让蒋下野的主张。

司徒雷登的这些举动，让蒋介石大为恼火。1948年12月23日，他发电报给正在美国的宋美龄说：“其政府(指美国政府)虽一再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其大使(指司徒雷登)在华言行，实已干涉我内政，而且无异促我下野。可痛之至！”

蒋介石没想到，他的妻子此时在美国也备受煎熬。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访美曾受到热烈欢迎。但这一次，她四处碰壁。她原本希望通过与她熟识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美国总统杜鲁门疏通，但却遭遇冷眼。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关于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共方面表示愿意和谈，但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在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要求蒋下野，以便与中共和谈。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当天，蒋介石抵达杭州，次日回到家乡奉化溪口。

同一天，宋美龄从美国致电蒋介石：“报载：兄已于马日(21日)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急……妹已另电经国，请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拿大候兄，会商一切。”

次日，宋美龄又致电蒋介石，继续劝蒋外出：“兄此次返乡休息，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臻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

1月24日，蒋介石复电宋美龄：“乡间甚安。兄决在乡静养，暂不他往。”

宋美龄建议蒋介石离国出洋，固然是对蒋介石的关切，希望他能休养身体，开阔眼界。但这未免有点天真。她没有意识到国内政局的复杂和微妙：一方面，蒋介石引退后，暗中仍在决策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和重整党政军队伍的大计，此时不可能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外的反蒋势力，最希望蒋介石出国，以斩断他和国民党军政势力的联系。1949年3月12日，在时任代总统李宗仁的授意下，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文章。不久，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前往溪口看望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张治中后，先声夺人：“你们的来意是要我出国，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1949年，蒋介石还忙于指挥从大陆撤退。宋美龄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之后，于1950年1月离美赴台，和已到台湾的蒋介石会合。

半个世纪的家训

蒋介石有两子七孙。从1920年2月9日训诫10岁的蒋经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到1970年6月15日劝慰60岁的蒋经国“你在金门多住几日，修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蒋介石给儿、孙的家书，已披露的就有55封，事无巨细，谆谆教导。

对经儿悉心指导

1916年，6岁的蒋经国进入奉化溪口武岭学校。此时蒋介石常年离家在外，只能靠书信指导蒋经国学习。

1920年9月4日，为让蒋经国系统地掌握汉字，蒋介石寄给他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请私塾老师王欧声到家中讲解。他写信给蒋经国说：“经儿知之：兹寄汝《说文解字》四本，可请王先生照予所订课程教授也。此书每日能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

1921年，蒋经国进入奉化龙津学校读书，课余仍由王欧声为其讲解经学，蒋介石则亲自为其确定课程。5月23日，蒋介石写信敦促蒋经国读儒家经典《尔雅》：“经儿知之：尔《说文(解字)》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目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解字)》，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

《说文解字》、《尔雅》，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读书入门的教材，能为学习古文典籍打基础。蒋介石对儿子从小打下国学基础非常重视。

待蒋经国年龄稍大，蒋介石开始指导他读《四书》等国学典籍，尤其是《孟子》。1922年，蒋经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同年10月13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传)孟(子)庄(子)骚(楚辞)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1925年，年仅15岁的蒋经国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旅苏长达12年之久。1937年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担心他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切的了解，因而系统地指导他读书，补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历史、哲学，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他还给儿子开列了主要书目：《论语》、《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近思录》和《孙文学说》。

1937年5月12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蒋经国：“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的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以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集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起初，蒋介石还不想让蒋经国中断学习和写作，于7月24日写信对他说：“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著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后来，蒋经国到江西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蒋介石在1938年7月24日的信中开始对蒋经国指导政治工作：“县政最要的是民政与土地及财政，应设民政与财政各科，而民训则可归并于教育科也。你如有志于政治基本工作，则可先任县政多得社会经验，做一番切实工作；则以后对于政治，当更能认识也。”

直到蒋经国59岁时，晚年的蒋介石还专门给他写信，要他多读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在父亲的训导下，蒋经国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心学。

蒋经国于1956年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写道：“有了父亲不断的熏陶，我的思想受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归国以后，更认识了中国固有的道德、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之伟大。”蒋经国特意提到了两件难忘的事，一是父亲教他挂衣服要提着衣领挂起来，才不会没有头绪；二是父亲教他坐凳子一定要坐在中间，偏坐就会翻倒。蒋经国感叹，从这两件事中，他学会了做事要“提纲挈领”和“把握要点”。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其灵柩停放于台湾桃园大溪，距离父亲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地慈湖只有2公里。

对纬儿宠爱有加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这是蒋介石在两个儿子年少时，对他们的评价。1922年1月28日，在桂林忙于第二次护法运动的蒋介石，给6岁的蒋纬国写信道：

“纬儿：

我今日在桂林过旧历的新年，心里很想慕家庭今日的乐趣，自叹不能在家聚笑一堂，因之更加想念你的活泼神态，不能忘怀……但愿你在家要好好的孝敬你的母亲，友爱你的哥哥……今日在此地同各位伯伯拍几个照片，将来晒好了，我还要带两张来给你看……

远在他乡度岁之时，得见你们的笔迹，真是如获至宝，以后还要你们时常写信，来解慰我旅中的冷静为盼。

父示”

两个月后，蒋介石又给蒋纬国写信：

“纬儿知之：

我三个月没有见到你了，心里非常记挂。我今日看见人家小孩子，在大本营前空地放风筝，我更加想起你在城中放风筝的趣味。不晓得今年你在家有做风筝去放没有？我在抽屉里，找出两张画图贺年片来，一张是富贵花，一张是小孩游戏，其中也有放风筝的，所以寄给你白相(玩耍)，不晓得你快活么？……

此刻已七点半钟了，想必你还没有睡罢？

父示”

此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蒋介石也多次提到要他照顾弟弟。或是叮嘱经国“为你弟定(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或是问经国“纬儿在沪出疹，你去看过否？现在有否痊愈？”或是告诉经国“(纬儿)到了上海之后，没有写信给我，不知为何？你须同(陈)果夫兄到朱家去看他一看，写信告我”。

蒋介石对蒋纬国宠爱有加，给他安排了一条从军之路，送他到德国学习军事。1940年蒋纬国回国后，从军队基层干起，直至升迁为少将司令。1966年10月，为庆祝蒋纬国50岁生日，蒋介石特意修书一封：“为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己，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立业之要道也。”蒋纬国对父亲的教导十分重视，立即找人用一块青色大理石刻上，放在案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997年，蒋纬国病逝于台湾，终年81岁。

为什么会出现“蒋介石热”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邢婷

近几年，大陆出版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著述，社会上随之出现一股“蒋介石热”。而《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一书，又为这股“热”加了一把火。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的编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

环球人物杂志：大陆过去已经出版过一些有关蒋介石的书，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六十年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版蒋介石本人的著述”。与其他同类书籍相比，这本书有什么特色？

曾景忠：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开始得到大陆史学界的重视。蒋介石作为民国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他的相关研究逐步增多。但由于难以获得审批，蒋介石本人的著述此前从未在大陆出版过；已经出版的都是他的传记和特写，主要内容是向读者介绍和解读这个历史人物。而这本书完全是蒋介石本人著述的辑录，让读者直接阅读蒋介石的文字，从而了解他的思想、心理、性格以及一个活生生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初为什么会答应编这本书？

曾景忠：2009年春，团结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商量出一本关于蒋介石家书的著作。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蒋介石家书资料非常有限，相关资料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里，所以除了辑录部分家书外，我们考虑选录蒋介石的部分日记，以及他写的一些纪念性文章等。

以前，大陆只有少数研究人员才有机会查阅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料和蒋介石的资料，普通读者接触不到他本人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可为读者直接阅读蒋介石著述提供方便。我答应编这本书的动机，即在于此。

环球人物杂志：从蒋介石的家书中，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对待爱情、婚姻的？他又是如何对待国事的？

曾景忠：蒋介石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你提的这些问题，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解读。当然，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与读者一同讨论。

我认为，蒋介石对待爱情、婚姻，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最初，他与毛福梅的婚姻是包办婚姻，曾令他痛苦不堪。他虽然对母亲很孝敬，但在这件事上埋怨母亲。旧社会存在纳妾的习俗，他也纳过妾(姚冶诚)。他追求过陈洁如，但后来感到她也不合自己的理想。直至遇见宋美龄，他一见倾心。他与宋美龄的婚姻虽不能排除政治联姻的成分，但事实证明，两人互相关爱，有真挚的感情。蒋介石的许多政治外交活动得益于宋美龄的帮助；同时，宋美龄也借助蒋介石的地位，充分施展了政治才华。蒋、宋二人的联姻似乎有中国传统的“英雄—美人”色彩，但他们在爱情与事业上确实是相互促进的。

从政治上来看，蒋介石无疑是一个顽固反共的人物。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出许多负面的东西，但作为民国时期取得统治权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最高统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推举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可以说，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以及中国大国地位的奠定，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环球人物杂志：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蒋介石有什么特别之处？

曾景忠：从他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家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父亲的蒋介石，对儿子的教育是尽心尽力的。他在公务无比繁忙之暇，甚至在访苏途中，都不忘教育儿子读书学习和为人处事。他教育蒋经国读书成人，对他的要求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他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让蒋经国加强国学修养。他对蒋经国的教育非常细致，如要求他认真习字，甚至指导他临摹哪些书法家的书法。蒋纬国非蒋介石亲生，但蒋介石视如己出，呵护有加。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有关蒋介石的书和作品持续热销，各类研究作品层出不穷，这种“蒋介石热”的根源有哪些？

曾景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实事求是，民国史研究渐次开放，对蒋介石的研究不再是禁区。而在这之前，为蒋介石写传就是为反动派树碑立传，根本不会被允许。

第二，大量相关史料被公开，引发了史学界和公众非常浓厚的兴趣。近几年，有许多大陆研究人员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

第三，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渐渐趋于客观。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观点认为，当年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只等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而现在，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正面战场上的作用已经被肯定。2005年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第四，海峡两岸关系逐渐改善，也是重要原因。“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两岸政治氛围转好、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民众必然有更深入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

就蒋介石的形象而言，大陆民众对其历史角色的认识，正逐渐摆脱“人民公敌”、历史舞台上的丑角等漫画形象的笼罩。最近有媒体称，蒋介石的形象，在大陆正“从鬼变成人”。

环球人物杂志：关于蒋介石的一生，还有多少没有解密的史料？

曾景忠：这些年，随着蒋介石日记及其相关档案的陆续开放，蒋介石一生的许多历史“秘闻”已逐步公开，有些谜团得到澄清。但从研究角度来讲，肯定还有一些重要史料有待揭示。2009年9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讨会上，历史学者杨天石介绍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曾拒绝纳粹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策动德国军队倒戈，并为推翻希特勒政权的行动提供秘密经费，支持政变活动。他还将相关的政变活动信息通过宋美龄、宋子文转告给美方。这是对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

据了解，现存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将陆续出版，这对研究民国史特别是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者而言，无疑是好消息。蒋介石日记的出版，将使人们看到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蒋介石。本文原载《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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