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齿太少欠好，太多就好吗？现今的北上广就是例子，前人却有妙招 -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数次“人口大爆炸”。对于统治者而言，过于稠密的人口密度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所以，明清两朝曾采取过多项措施疏解京城人口，并获得了收效

当今中国，北京的人口密度为城市发展造成了严重负担。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古人所采取的方式颇具参考价值，或可将其应用于当今都市。

根据《北京志》所载，明朝初期元大都（北京）的居民大量迁出，仅剩9.6万人。不过，在朱棣上位并迁都北京后，施行了一系列移民政策，增加了北京的人口。到了明朝中后期，北京的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六十八万，人口密度更是超过了每平方公里一万三千人。

到了清光绪八年，京城的人口数量再次突破新高，达到了一百零八万人，造成了“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场面，真可谓摩肩接踵人满为患。当然，该场面仍无法与今日之北京相提并论的。

早在弘治年间，明廷就已感受到京城人口的增长压力，并尝试出台疏解人口的政策。

自永乐年开始，驻留在卫所的士兵在朱棣的安排下移居到北京，直接导致京城人口激增。到了弘治年间，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让朝廷察觉到隐患，所以，开始逐步疏解京城卫所里的士兵。

为了安排这些士兵，明廷在长城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后来又在京城以北设立了真保和昌平二镇。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京郊看到以“卫”、“堡”、“营”为名的村镇，其中，有相当多的村镇是弘治时期被调离京师的士兵的屯居点。

到了雍正时期，清廷亦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为了安置数量庞大的八旗士兵及其亲属，朝廷出钱在京郊修建了四万多间营房，调走了超过八万名八旗子弟。除此之外，有不少无业的八旗子弟，被雍正遣送到东北进行屯耕。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总共有三千多户闲散旗人被调到拉林、阿勒楚喀务农。最后，雍正还遣散了相当一部分的“汉八旗”，将他们“打回原形”，移出旗籍。到了乾隆时期，全部汉军八旗的士兵均已被革除旗籍，占籍州县。

显然，明清的疏解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些政策出台以后，京城的人口密度明显降低，人口增长压力得到缓解。

除了在籍人员外，京城还有不少外籍的流民。那么，对于这些外来户，明清两朝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为了扶持自己的根据地燕京，曾将大量工匠、百姓、商人、士兵移民于北京。然而，在这些官方移民之外，还存在不少外来移民。

随着北京人口的增长，朱棣开始对这些外来户进行疏解，疏解的政策主要有两套：

第一套政策，给予外来移民惠利，鼓励其返乡。

例如，朝廷会根据流民家乡与京城之间的距离，发放一笔可观的路费与安置费。既然朝廷报销了盘缠，还给了安身的本钱，不少移民响应号召立即归乡（不过，亦有移民在归乡后再次前往京城谋生）。

第二套政策，就是整顿关厢，遣返移民。

《明史》有云：“在地曰坊，近城曰厢”，所谓“关厢”，指的就是城门外大街这片“三不管地带”。在隆庆之前，外来移民往往会居住在这片灰色地带，在此建立贫民区。不过，到了隆庆年间，关厢成了朝廷的重点整治对象。

当时，顺天府将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关厢这四大“重灾区”规划为第一批整顿目标。这四道城门分别位于京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城门附近聚集的闲散人员、外来移民的数量极多。尤其是德胜门外的关厢，由于面积广阔，所以，不少移民在这里搭建窝棚，或就地取材修建茅屋。

对此，顺天府制定了一套相对柔和的处理办法：没有京城籍贯的移民，必须迁到远离京城百里的地方。官府会给予移民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将临时搭建的窝棚拆走。若愿意直接了当地搬走，朝廷还会发放一笔补偿款。有官方发放的“纳户执照”（工商许可证）者，在一片范围内不得超过五人，超出的经营者一律撤销资质。

随着这套政策的出台，到了万历时期，各关厢终于不再是鱼龙混杂的贫民窟，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清朝初期，由于满清统治者施行了民族压迫及圈地等针对汉民的手段，以至于，大量失去家园的流民不得不涌入京城，寻找打工谋生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的人口在短时间内飙升。

面对这一状况，清廷首先出台了一套针对留居京城的外来人口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保甲制。租住民宅的外来人口，必须有京籍保人为之担保，这种制度与后来的“以房管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廷规定：“官府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那些没有保人的外来人口，均会受到遣散。雍正年间，朝廷又出台了“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京城人口的机械性增长。

不过，虽然流民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这项政策实际上却治标不治本。那些背井离乡来到京城的百姓，无不是在家乡失去生计的可怜人。朝廷不给他们在京城谋生的机会，无疑会使他们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流民被遣送回乡，也会卷土重来，再次跻身到“北漂”的行列中。

乾隆在登基之前就已观察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上台后便提出了“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的设想。显然，乾隆在此方面比雍正更具远见卓识。根据《清文宗圣训》的记载，咸丰时期“流民中谋生者，多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

由此可见，乾隆朝已开始放宽对流民的管制，给他们提供相对宽松的驻京政策，允许流民居住在外城中。

清朝前中期，康熙敏锐地发现除了八旗子弟和流民之外，还有一个群体间接导致了京城人口的机械性增长。

那些在京城担任要职的官员，在为官期间置办了固定资产，并将家庭甚至是家族移居到京城。在京官光荣退休后，往往会选择留在繁华的京城中。退休官员与官属在京城繁衍生息，逐渐由外来人口转为京籍人口。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康熙规定所有被革职、解任的官员，都要在第一时间返乡。

然而，虽政策出台，但遵守政策的大臣却少之又少。

按照清廷的官僚制度，官员在年过六十后便可申请致仕。品阶不高的官员，需返回家乡养老，只有那些高官或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才有资格留居京城。不过，政策虽然摆在那里，但退休的老臣为国操劳了一辈子，皇帝也不好意思以硬性规定将其遣返回乡，有时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得不说，在鼓励退休官员返乡养老上，乾隆做得依旧出色。

乾隆三十六年，曾担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陈宏谋因年老体衰，向乾隆申请退休。不过，陈宏谋虽已致仕，但他却想在繁华的北京颐养天年。乾隆知道这件事后，亲自来到陈宏谋府上劝这位老臣早点儿回家，还在宫中大摆宴席为老人家壮行。为了不让陈宏谋感受到“人走茶凉”的悲凉感，乾隆还安排自京城到陈宏谋家乡途中的地方官要在辖区内妥善照料陈宏谋及其家眷。

皇帝为了遣散老臣竟做到这种地步，使陈宏谋感恩戴德，于是，这位老臣便乖乖地带着一家三十口返回原籍了。乾隆的仁义之举，被许多打算留在京城里的退休老臣看在眼里，他们深受感动，主动返回原籍。乾隆的人性化管理，无疑进一步扼制了京城人口的增加。

文章开头笔者提到，明清两朝统治者出台的疏解政策，或可成为指导现代人疏解大城市的参考。在疏解人口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疏解的群体。

在旧社会，古人普遍有“士农工商”的狭隘阶级观念，商人的数量少之又少。相比之下，京城驻军成了供养压力的施加者，所以，必须考虑将驻军迁至其他地区进行安置。

今时今日的北京，有许多与“首都”这一定位并不契合的功能，所以，涌现了不少于发展无益的冗余人口。因此，应该以产业疏解的方式，将无法匹配首都功能的群体疏解。

其次就是，在疏解人口的过程中要做好统筹规划工作，抓住区域联动的契机，与其他行政副中心协同配合，方能解决首都人口过载的现象。

参考资料：

【《北京志》、《明史》、《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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