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作为女子本当场位卑微，若当小妾的话更是成了生养东西 -

在还没有建立夏商周朝代之前的原始社会是母系社会，当时的女性地位的高于是男性。女性在家抚养、生育子女，反观男性，则充当的一个是养家狩猎的性质

从石器文明到冷兵器的时代，男性的主导地位逐渐增强。部落对于自己的活动地位的观念加大。部落之间的开始产生矛盾和战争，女权地位和男权地位开始相互交替。在夏时代开始，男权地位得到确立。并且，从此时开始女性开始沦为了男性的私有财产。

那么，历史上的女性地位到底有多卑微？

且容笔者讲几个历史故事。

楚考烈王没有子嗣，赵国门客李园将自己的妹妹李嫣送到春申君府上，受孕后再送到王宫里献给考烈王，来了一出“代孕生子”。

那个年代可没有试管婴儿，所以，考烈王肯定被扣了一顶绿帽子。李嫣在楚王宫中并无名分，她的地位等同于任上位者淫辱的生育工具。虽说，她先后为考烈王诞下楚幽王楚哀王两个儿子，更是在考烈王死后荣升王太后，可她的处境仍不由自主。

在楚哀王被杀后，李嫣便被养子赐死了。“妾之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心幸妾。妾赖天而有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这句话是李嫣对春申君说的，从这里就能看出先秦时期的女性地位有多低，她们对自己生育机器的定位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同样是身为权贵生育工具的女人，魏收的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身为史官之母，竟连在史册中留下名字的资格都没有，不免让人唏嘘。

北魏名将魏子建，不贪财却好色，家中养了几十名小妾，他的儿子魏收便是其中一位小妾所生。魏收这个名字可能大伙比较陌生，但提到二十五史中最“秽乱”的《魏史》，这本史料的知名度肯定比魏收这位作者更高。

可以说，魏收的文风是所有史官中最轻薄的，原本在他生活的年代这样的文风是不受待见的，偏偏北齐皇帝高洋喜欢这种调调，还赞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在同时期的史料中，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关于魏收母亲的文字，就连魏收为生母养老送终的记载都只字未提。想来魏收与古代庶出的士子别无二致。

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总是讳提出身，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权贵养在家中的生育工具。作为史官，连为母亲立传的勇气都没有，这绝对是时代的悲哀。

《齐东野语》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档子事，南宋著名文人陈良贵和潘了翁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是的，你没有看错，这对生于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兄弟是同母异父而不是同父异母。这对哥俩的生母，早先是陈良贵父亲养在家中的小妾。

他俩的父亲都是朝中的重臣，而且关系不错。潘了翁的父亲膝下无子，对陈家儿孙绕膝的场面十分羡慕。见好友久婚无子，陈父便“大方”地将家中最擅长生育的小妾借给潘父。在这个女人被送到潘府之后没多久，果然为潘父生下潘了翁。

在当时，女人往往是男权主义者无法共享的私有物品，所以潘父和陈父的做法受到时人的议论和谴责。这份谴责，倒不是因为将小妾不当人看，只是因为二人违背了传统礼教罢了。几十年后，潘了翁和陈良贵都成长为显贵人物，他们的母亲也成了两家共同的母亲，受到了两个儿子的尊重和孝顺。

坊间传遍了这段佳话，说：“潘了翁和陈良贵都是孝顺的贤人。”

初读起这段故事时，笔者不由得为这位无名女子感到不平。像奴隶一样被权贵推来借去本已是不幸，在生下两位名人之后仍不能“母凭子贵”，在史料上连留下姓名的资格都没有，仅被称作“了翁母”敷衍了事。

仔细想来，这样的女人即便留下名字，也多半是“某氏”。她究竟算潘父的小妾，还是陈父的小妾呢？该称她作潘氏，还是陈氏呢？这样的问题，多半连史官想着都头疼，干脆就以“了翁母”或“良贵母”代之。

其实，这个故事里还有些令人细思极恐的成分。

中国自古以来便奉行孝道，孝顺母亲是顺理成章的事。潘了翁和陈良贵都是无名妾的儿子，他们孝顺母亲有何值得奇怪之处，何必被传为佳话？难不成当时的人普遍不孝顺吗？显然，并不是这样，而是儿子多半不会孝顺庶母。

在我们读史料时，往往会看到不少名人的庶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这些女人的命运大多是有迹可循的，她们无不是受人摆布，生活在火坑之中。不论这些女人生前经历过什么，她们连被记载到史料中的资格都没有。男权社会中的礼法所保护的，并不包括这些作为泄欲机器或生育机器的女性。

直到清朝末期，外国列强对清政府虎视眈眈，外来思想也开始涌进来了，民主的思想在就在此时此刻逐渐萌芽，此时的女性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时至今日，这种陋俗已离我们远去，女性再也不会经历上述故事中女主角那样的悲剧人生。

参考资料：

【《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演变》、《中国古代的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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