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蒋介石和援华美国中将史迪威“形如水火”，令他不辞而别？ -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正式开始，长期与日寇苦战的中国终于有了美国这个同盟军

为便于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应中国战区蒋介石建议，美国派遣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中缅印前线战士指挥，并兼顾协调盟军各方面的关系。

然而令蒋介石大失所望的是，这位军事将领一来到中国，就与他在战争指挥权、援华物资分配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

蒋介石对史迪威逐渐由十分不满，发展到勃然大怒，最后竟忍无可忍。坚持要求罗斯福调回史迪威，以免中美产生更大的隔阂，此事史称“史迪威事件”。

那么中美两位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仅仅是因为罗斯福所说的性格不合吗？

1942年2月13日，肩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援华使命，史迪威乘专机抵达重庆。

3月6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为史迪威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宴。孰料当史迪威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其来华使命时，二人关于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一职位的看法却南辕北辙。

史迪威强调，自己是美国总统派来的代表，主要任务不是担任蒋介石的战区参谋长，而是来率领中国士兵入缅作战，因此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要全权由他指挥。

而蒋介石认为，自己作为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的一切行动应该听命于自己才对。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利绝不能交到一个美国驻华代表手上，于是两位统帅从第一次见面，就因意见不合而产生了隔阂。

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从1911年11月第一次来华算起，历任美军在华语言教官，天津美军步兵第15步兵团营长，参谋长以及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等职，曾经在中国服役长达12年之久，被美国军界视为“中国通”。应该说史迪威具有丰富的中国经验，是一位称职的职业军人，是美国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马歇尔

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向总统罗斯福极力推荐他，并希望史迪威赴华后能够整合不同的政治势力，掌握军队指挥权，增加中国陆军的能力和效率。

而蒋介石却另有打算。当初他建议美国选派一名值得信赖的高级将领来中国，其目的并不是想让他来指挥中国军队，而是希望借此进一步拉近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便协调盟军各方，使中国获得更多的援助，进而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事实上，蒋介石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他希望这位派来的战区参谋长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体制知道得越少越好，其任务只是帮助中国催促美援，而不要过问中国的政治、军事。

因此，当他得知史迪威赴华使命的多重性时，瞬间颇感不快，这显然有悖于蒋介石的初衷，两人之间的摩擦也就在所难免了。

1942年3月11日，史迪威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鉴于此前英军屡次不战而撤，不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导致中方物资运输补给一度中断。

蒋介石指示史迪威，要遵循英军为主力，中国军队为配合的作战方针，且一定保全中国入缅的最精锐部队第5军和第6军。而史迪威为了挫败日军对缅甸的进攻，争取美军的战略主动，置蒋介石的想法于不顾，决心在仰光以北组织战役夺回仰光。

很显然，史迪威的作战意图是积极，但由于中国远征军实际上仍然由蒋介石本人遥控指挥，他早就给这支军队下达过指令，团长以上军官直接向他汇报军情，他们听命于重庆统帅部而非史迪威。

这道指令致使史迪威陷入困境。他要打仗，可手下的部队不听他的指挥，战略意图无法实现。缅甸的战局随着英军的望风而逃而急转直下，史迪威无奈败走印度。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分歧，给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4月1日，史迪威带着怒气再次返回重庆，面见蒋介石时，强烈指责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不服从他的命令，缅甸失利是因为蒋介石的不断插手才导致的，并表示自己要求辞职。

为了维护中美关系，蒋介石向史迪威说明了他对英国人的反感和不信任，建议史迪威去争取统一指挥缅甸的中英军队，并答应亲赴缅甸向远征军诸将领讲明——史迪威将军负有指挥权。

史迪威提出，要由他训练中国军队，挑选中国军官，蒋介石表示同意史迪威指挥训练驻印度的中国军队。

卫立煌

然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做出人事安排，撤免了与史迪威关系较好的陈诚，改派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其目的就是通过身边的这些轻信继续遥控他的军队。

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物资要先运到仰光，再通过滇缅公路运往中国。由于运力有限，再加上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实际上运到中国的援华物资是十分有限的。

史迪威坚持认为，美国对华援助物资的数量和规模，必须以它是否坚决用于抗战而定。而根据他的观察了解，已发现蒋介石统治的国家机器的腐败和对日作战的消极态度。

因此，为了使美国援华物资能够充分用于对日作战，1942年6月，美国陆军部决定：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和发送的权利，由史迪威将军节制，这事实上是美国赋予了史迪威处理援华事宜的全权。

对此，蒋介石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史迪威欺人太甚。

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来中国的职责，就是要为他搞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物资。

而现在，史迪威竟然反过来在援华物资上限制他，简直岂有此理。

1942年6月，中东告急。担任中印航线运输任务的美军第十航空队被英国调往埃及，中国空运物资的数量更少了。蒋介石指责史迪威没有尽到责任，并表示如果没有英美强大支援，中国军队就决不能在缅甸单独冒险。

这又让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意图并不是积极抗战，而是趁机囤积物资，准备最终用来对付国内的其它对手。

由于史迪威的主张与蒋介石的军事战略相矛盾，所以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

对于蒋介石的失望，使史迪威及美国官员从1943年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看到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群众，仅1941年-1942年，就毙伤日伪军33万。

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事实上已经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

这样的队伍理应得到美国援华物资，以助其发挥更大作用。

史迪威于是提出了一项国共军队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方案，即用美国军火武装八路军，建立与共产党的政治军事联系，将胡宗南部东移，解除对陕甘宁的军事包围。他甚至丝毫不顾及国共之间的分歧，主动接近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从自己管辖下的军用仓库中，拨付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此举触犯到了蒋介石的大忌，他愤怒异常。

他一边命令云南的军队按兵不动，破坏史迪威反攻缅甸的计划。同时，蒋介石强烈要求罗斯福撤免史迪威。

然而蒋介石等来的美国方面的回复却是，史迪威是总统的代表，即便美国召回史迪威，其继任者对援华物资的处置权依然会保持不变。

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罗斯福对蒋介石的领导能力及其军队的战斗力表示怀疑。

7月初，他致电蒋介石，要求把指挥中国所有军队的权利交给史迪威，否则美国将终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赫尔利

蒋介石既不想交出兵权，也不想失去美援，于是想尽办法争取到了总统特使赫尔利的支持。赫尔利给罗斯福写信说：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您将失去蒋介石，并可能连带失去中国。

蒋介石也致信罗斯福，信中说道“只要我还是中国的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我就有权要求总统召回一位我不信赖的军官。”

考虑到蒋介石毕竟还是统帅几百万军队、指挥着中国抗战的国家元首，不管有多少个人恩怨，考虑到政治角度，得罪蒋介石都是不明智的。

如果继续支持史迪威，必会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战力量亦将随之消失。

罗斯福通过艰难抉择，终于决定调回史迪威，化解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1944年10月18日，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电报到达重庆。

史迪威在接到命令48小时后，便从重庆启程回国，临行前并未与蒋介石进行任何形式的告别。

从“史迪威事件”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给予史迪威的使命及其指责范畴，只是史、蒋之间矛盾的种子。他们基于不同国家利益的战争观，才是二人关系完全破裂的根本原因。

美国为了拉拢蒋介石服务于其全球战略，不得不召回史迪威，让史迪威作了美国与中国之间政治妥协的牺牲品。

史迪威的失败，不是个人魅力的流失，而是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而选择了蒋介石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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