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李飞做客“精读堂” 细读“无字之书”海龙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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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1976年8月生于云南昌宁，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史学博士，历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今年3月起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土司考古。2012年至2020年，长期主持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与资料整理工作，出版论著3种，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论文与简报3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国家地理》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随笔40余万字。

最新一期“精读堂”活动日前在千翻与作书店举行，考古学者李飞受邀解读一部“无字之书”——遵义海龙囤。

海龙囤曾是遵义杨氏土司的别馆离宫，又是明代晚期“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其遗址不仅是中国宋元明时期山地石头建筑的杰出典范，也是土司制度的代表性遗存。2012年4月起，李飞作为海龙囤考古队领队，主持海龙囤考古发掘，相关考古成果揽获考古领域颇有分量的奖项：2013年，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2016年“全球年度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并获得“中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7月4日，海龙囤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在李飞和团队历时八年的“深耕细读”下，这一古老的土司城堡得以复活。

复活的土司城堡

海龙囤是中国唐宋羁縻之治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羁縻之治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公元1600年，海龙囤在著名的“平播之役”中毁于一场大火。

海龙囤遗址

李飞在《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中提及，《明史》十余次提及海龙囤这座著名的城堡。明代“平播之役”结束不久，慕名而来的寻访者络绎不绝；清代西南巨儒郑珍曾四次登囤，并在其主纂的《遵义府志》里留下“海龙囤”“海龙九关”等条目，抄录当时囤上尚存的碑刻铭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龙囤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于1982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秋，第一次针对海龙囤的考古试掘启动。2001年，海龙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海龙囤被列入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贵州省文物局启动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2012年4月23日，李飞受命带领一支考古队登囤。

如今的海龙囤遗址位于遵义老城西北，三面环水，一蒂孤悬。从山脚到山顶相对高差约400米，地势非常险峻。从东面往上走，一条小道蜿蜒而上，共有六关口——铜柱关、铁柱关、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西面还有三道关口——西关、后关和万安关。山顶有一圈城墙环绕，城墙围合面积约为0.4平方公里。公元1600年，24万名明军围攻海龙囤，历时48天才将其攻陷，末代杨氏土司杨应龙自杀，海龙囤毁于一炬。

“最初面对这么大一座山，颇有望洋兴叹之感。工作从哪儿着手呢？”几经考虑，李飞选择新王宫作为突破口。通过考古发掘，发现新王宫确属明代万历年间兴建的一处土司衙署，面积约2万平方米，格局非常清晰——通过中轴线，往上就是大门，然后是仪门，左右是东、西两厢，中间有院子，再往后是大堂、二堂。

“这一部分建筑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通过比对明代衙署相关资料，观察房屋位置结构，结合出土遗物，我们可以大致还原新王宫当时的功能。”李飞说，“平播之役”宣告杨氏土司在遵义地区世袭统治的终结，流官治理的新时代由此开启。不久，一座崭新的寺庙落成于新王宫土司衙署的大堂旧址之上，这就是海潮寺。文献记载，海潮寺是山东聊城进士傅光宅建的，其目的在于凭吊阵亡将士的亡灵，“吊忠魂，瘗遗骨”。

2012年至2014年，李飞和团队对新王宫这一区域进行连续三年不间断发掘，同时也对周边很多地方进行调查，有很多重要发现。他说，科学的考古发掘，必须对每一件出土文物的出土情况有清晰的交代，用文字、照片、影像、绘图等进行记录。白天在工地现场进行田野发掘，晚上就在驻地开展室内整理工作。由于发掘出来的几乎全是碎片，很少有完整器，考古队员又化身为“修复师”，按编号一一进行拼合，共修复出200多件相对完整的瓷器，通过考古学手段还原房屋因战火坍塌、瓷片四溅的情景。

按照考古工作流程，第一步是考古调查，第二步是考古发掘，第三步是考古资料整理，最后一步是撰写考古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所有成果。2018年10月，经主管部门批准，李飞重返海龙囤，重启海龙囤考古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写工作。目前，海龙囤考古报告草稿已基本完成，有望在明后年出版。

回望杨氏家族风云

“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自唐末至明末，杨氏家族统领播州（今遵义）达724年之久。

根据文献记载，公元876年，播州被南诏占领，杨端应诏入播，从南诏手中夺回播州。随后唐朝灭亡，杨端开始了世袭统治，至杨应龙为止，公传二十七代三十世。“海龙囤见证了杨氏土司的辉煌与覆灭。海龙囤的创建人是杨家第十五世土官杨文，第三十世土司杨应龙对海龙囤进行大规模重建，但很快毁于‘平播之役’的战火。”李飞说。

他提到，通过多年考古探索，目前已发现杨氏家族十余人的墓葬。“最早的一座是十三世土官杨粲墓。这座大型石室墓早期便已被盗，墓室里有繁缛、精美的石刻装饰。墓室里发掘出土两件铜鼓，是铜鼓八大类型里‘遵义型铜鼓’的标型器。”李飞说，杨粲是杨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文献记载杨氏“十三传，至粲始大”，“杨粲实行全面汉化等一系列改革，直接决定了杨氏家族走向。他的墓葬也是目前发现的最豪华、规模最为宏大的杨氏墓葬。”

2014年，在修建中桥水库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遵义新蒲发现杨粲之子杨价夫妇合葬墓。这一墓地里原有一座已知的墓葬，是杨应龙之父杨烈及其妻张氏合葬墓。杨烈墓右前方约200米开外另有一座墓葬，通过墓志铭确认墓主是杨氏第二十一世土司杨铿夫妇。墓志铭中还提到一条重要线索，即杨铿葬在祖先杨价右边。

“杨价墓是一座土坑木椁墓，里边葬有杨粲之子杨价及夫人田氏。因为从未被盗，墓葬中发现了大量金银器。田氏头枕银质枕头，头戴金凤冠，并有黄金覆面，十分奢华。金银器的一部分正在贵州省博物馆三楼展厅展出，另一部分还在修复过程中。”李飞说。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遵义高坪发现杨文墓。这是一座三室石墓，中间葬的是男主人杨文，右边是妻子田氏，左边小墓是妾，属一夫一妻一妾的墓葬格局。杨文墓前发现杨文神道碑，碑文记载，公元1257年，名叫吕文德的南宋官员来到播州与杨文见面，两人商议“置一城为播州之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龙岩新城’，也就是海龙囤。”李飞说。

通过近七十年的考古发掘，《杨氏族谱》中记载的杨氏世系各人，从杨端到杨应龙共计三十任土官，近一半墓葬已被发现，“年代最早就是十三世杨粲墓，也就是说，杨粲之后的杨氏诸祖是可靠的。”

见证土司制度兴衰

李飞和团队根据《杨氏家传》等文献及考古发现，整理出“播州杨氏世系表”。表中的十五世杨文是海龙囤的缔造者，三十世杨应龙重建海龙囤。海龙囤究竟因何而建？李飞对历史进行还原——

公元1235年到公元1279年，南宋和蒙古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当时，南宋都城在临安，即如今的浙江杭州。蒙古军队采取由西而东迂回包抄的战略，突破长江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所谓的“腹之谋”，川渝一带因而成为首冲之地。公元1245年，余玠主持四川防务，当时统领播州的杨文向余玠提出“保蜀三策”：在川北驻军，经理三关，拒敌于门户之外，此为上策；在各路险要处，筑山城进行阻击，此为中策；以长江为天险进行防守，江北则任敌往来，此为下策。余玠最终采取中策，在四川遍建山城进行防御，并听取播州冉璞、冉琎两兄弟的建议，修筑合川钓鱼城。

“随着蒙军推进，防御重心渐次西移。公元1257年，为抵御‘斡腹蒙军’，以播州根本筑龙岩新城。与此同时，朱禩孙在四川宜宾筑凌霄城，史切举在重庆南川筑龙岩城，谢昌元在湖北恩施筑柳州城。此外，今遵义境内还有养马城、桐梓鼎山城等。这些城池均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且是在蒙军攻破大理之后修筑的，均是‘斡腹山城’。”

“综合起来看，海龙囤是在蒙军突破长江、占据云南、斡腹东进的背景下，由南宋朝廷与地方土官联合修建的抗蒙山城，由于防御的重心是‘斡腹蒙军’，故可称‘斡腹山城’。它是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层层防御工事中的一环，是一处国家防御工程。”李飞说，“考古发掘显示，海龙囤目前仅有南宋晚期和明万历时期遗迹，中间时段的遗存暂付阙如。这表明入元之后到明代早中期，海龙囤可能处于荒废状态，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杨应龙兴以重建。”

何以如此？李飞认为有主观和客观两大因素。客观因素是土司制度发展后期弊端显现，且改土归流已是大势所趋。贵州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废除思南、思州两土司，同时在贵阳设立贵州布政使司，实际上就是一次改土归流的活动。主观原因是公元1595年前后，最后一任播州土司杨应龙行为不端，与辖境内的小土司以及川黔两省政府势如水火，因而启动大规模的重建山城活动。

根据文献记载，杨应龙修筑的山城不少于17座，除海龙囤外，还有养马城、养鸡城、望军囤、龙爪囤等，海龙囤是其中心，也是最为坚固的堡垒，杨应龙也在最后关头退守海龙囤。“可以看出，海龙囤前身是一处国家防御工程；明代时，其性质发生变化，变成地方土官与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成为一个地方性防御工程。”随着明代万历三大战役的“平播之役”打响，海龙囤最终被明军攻陷，杨氏一族在播州的世袭统治宣告终结。次年，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两府，开启流官治理的时代。

“海龙囤所揭示的，有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也有对中央王朝的忤逆。如今，海龙囤成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是土司制度的重要见证和载体。”李飞说，海龙囤这本“无字之书”，尚有许多细节等待挖掘解读。

来源：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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