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猪圈”，日军还建“人圈”，地址就在中国，残酷无法形容 -

当年，侵华日军为了彻底断绝中国民众与抗日力量的联系，在华北和东北都修造了大量的“部落”，进行集中统治以阻止老百姓的反抗

其实，这些所谓的“部落”，就是用一丈多高的石墙，将一些选定的村庄圈起，只留前后两门，有岗楼和炮楼，并驻有军警和特务。当时，居住在里面的老百姓不仅毫无自由可言，连房门都是形同虚设，严禁关上，理由是：要“防止八路”，故被人称为“人圈juan”。

在大约5万平方公里上这样的“人圈”有2506座，共有140多万当地民众被强迫进入居住地生活。生活条件极差，个人被禁止留有一切食物，日常必须依赖日伪的“配给”。每人每年的标准是少许的混合面，这是一种混合了高粱米、玉米骨和白薯秧的混合面粉，以及一盒火柴、半斤盐和三尺布。

但事实上，百姓真正拿到手的物资少之又少，以至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靠野菜和树皮充饥。有资料显示，当年每个人得到的布每年仅有9寸，没衣穿是常态，甚至，很多人用麻袋、羊皮裹身。当时，为了遮羞，会在屋角挖个深坑，有人来时，女子便快速躲在里面。

虽然，“人圈”的面积不大，但是人多。卫生状况尤为糟糕，排泄物及各种垃圾随处可见。夏天更是恶臭一片，疫病肆虐，冬天则是严寒难耐，饥饿难当，也因此，大批的老百姓因此而丧生。

当然，日伪并不是单纯地将人给“圈”起来就完事了。

男人每天要出去种地，生病了也要去。上午10点出去，下午4点回来，如果回来晚了，就会受到惩罚。除了这些，青壮年还会被编成了“团圆队”，白天在种地的空闲时间拿着发给他们的火枪、棍棒等，接受军事训练，晚间则要站岗巡更。如果谁动了想逃走的念头，家里人就会被统统处死。

女性更惨，首先是不允许走出“部落”，其次则是每天要被迫干活。这其中，最悲惨的是时不时还会遭到日伪或者汉奸的凌辱，连小女孩都不放过。

如今密云西北部长城以北的地方，当年就属于伪“满洲国”的热河省滦平县，也是当年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就成了那时日伪“部落”的重点统治区。1942年春，日军在这里共建了四合堂、白庙子、番字牌、白马关、石湖根等29个“部落”。

当时，日军规定：离“部落”10里范围内，是“无住地带”，“部落”里的人，可以去耕作，但不能居住。往10里外，是“无住禁作地带”，属于“无人区”，不允许任何人耕作和居住。而且，实行的是“三光政策”——烧光、杀光和抢光。

日本人冀田光义就说过：“千里无人区”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是731部队，是“三光政策”的集大成者。南京大屠杀是局部的，731部队是秘密的，而“千里无人区”则是大面积的、公开的。

1941年10月，日军对丰滦密根据地开始了持续两个月的大“扫荡”，强迫百姓进入“部落”。

当时，日军不仅抢走了老百姓的所有物资，还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住宅。村庄和住房都被烧毁了，老百姓就搭窝棚住，之后，窝棚被烧了，老百姓就躲进山洞和长城烽火台。后来，这些都被日军炸毁了，老百姓只好躲进深山。于是，日军开始放火烧山，数十万亩山林就这么被烧毁了。

除此，日军还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就是想彻底掐断通往“无人区”抗日军民的生活物资。但是，抗日军民却利用反“扫荡”的间隙，通过开荒种地解决了些许生计问题。不过，从1942年的春天开始，日军再次发动了季节性的“割青扫荡”。

简单来说，就是每到庄稼要吐穗灌浆时日军就开始“扫荡”，让敌占区的老百姓来割掉庄稼。当时，他们会逐一检查，连石缝石坎里的庄稼都不会放过，很多地方被割的一颗不剩。没有了春庄稼，抗日军民只好再种晚秋的庄稼或萝卜、白菜等。不过，依旧遭到日军的扫荡，一直进行到1945年。

残酷的折磨并没有吓倒抗争者，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抗日军民住炭窑、蹲山洞，以响应党的号召坚持斗争，而进入“人圈”的，也在想方设法逃出来。即便如此，那些被日军严刑拷打的村民，誓死也不吐露一字抗日信息。有些村民，为了斗争的胜利，更是付出了全家的生命。

当然，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1945年9月，当地的老百姓和全国人民共同迎来了抗战胜利。

历史的那一幕，我们后人必须时刻铭记，看看这些数据，从1939年开始，沿着长城的山海关九门口到独石口老丈坝的“无人区”，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中国人约20万，其中，6万是被屠杀的。当时的老百姓生活相当凄苦，在1942年，只有17户的一个村，就饿死了12人。白庙子部落400人，一年间就死了160人，且平均每个“部落”一年间至少有70到80人死亡。

邹奋韬在《人圈》中说道：“最凄惨的是我们的民族敌人近来在东北各村里设有所谓‘人圈’，把贫病交加的我们的苦同胞，拉到这个人圈里去喂猎狗！” 曾克林也在他的《大地重光》中说道：“﹝我们﹞粉碎了日寇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政策，把苦难的乡亲们从‘人圈’里解救出来。”

参考资料：

【《沦陷时期日本在吉林建立“集团部落”剖析》、《抗日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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