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出心裁的“复刻”当然胜过毫无新意的“原创” -

◎剑烧

“聆听17年前的旋律，找回当初相遇的频率”，中国台湾乐团鱼丁糸《不同名专辑》近日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专辑上线以来，引发舆论关注，一方面，有赞美乐团重拾初心，感动常在；也有质疑乐团江郎才尽，以复刻之名二度圈钱。作为近期华语流行乐坛最重量级的一张专辑，《不同名专辑》的发行或可看作一种全新尝试，给新歌泛滥的唱片业生态带来一丝不一样的气息。

苏打绿、吴青峰、鱼丁糸，傻傻分不清楚

在开始评论《不同名专辑》前，有必要向读者朋友科普三者的关系。乘坐时光机，回到2001年的台湾，彼时正在大学读书的吴青峰和同学组建了一个乐团，团名叫“苏打绿”。学生乐团一般多是玩玩，结局无非就是毕业后解散，团员们回归到各自的生活中。转机出现在他们碰到了林暐哲，他作为乐坛前辈独具慧眼，尤其被主唱吴青峰有着魅惑听感的声线吸引，签下苏打绿，倾全力打造这支年轻的乐团。

2005年，乐团发行首张专辑《苏打绿》，之后从台湾走向大陆，再到整个华语世界，以多元的创作视角和扎实的音乐功底游走在华语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双重世界。2016年，凭借专辑《冬未了》，乐团斩获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等5项大奖，并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

之后，团员们各忙各的，吴青峰也于2018年推出单曲《Everybody Woohoo》开始单飞，之后更是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太空人》喜提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其间，吴青峰和林暐哲因续约产生纠纷，后者一纸诉状将吴青峰等人告上法庭，包括《小情歌》在内的270多首歌的版权属于林暐哲音乐社，未经许可，吴青峰等人不能演唱。为了避开后续的版权问题，乐团从“苏打绿”的繁体字“蘇打綠”取部首，于2020年7月3日官宣“鱼丁糸”为苏打绿的分身。变化的是团名，不变的是包括吴青峰在内的原苏打绿成员还在一起做音乐和演出。

是山重水复 也是柳暗花明

流行乐坛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休团三年，还要放弃“苏打绿”的招牌，以“鱼丁糸”这个大众陌生又拗口的名字重回乐坛，前景让支持者担心，也备受业界部分人士的质疑。现实是最有力的回击，以鱼丁糸之名推出的首张专辑《池堂怪谈》，赢得商业销量和评论界好评的双重胜利。乘胜追击，乐团启动了复刻计划，计划从苏打绿时期的首张专辑开始，张张重新录制。而《不同名专辑》便是复刻计划的第一弹。

《不同名专辑》为双CD版本。CD 1中，乐团邀请当年的制作人徐千秀担任制作人，在尊重《苏打绿》同名专辑中曲目的原版编曲下，进行了17年后的再次演绎；CD 2中再度演绎的曲目包括出道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Believe In Music》，还有“In Summer”巡回演出中的经典曲目。除《Believe In Music》《蜘蛛天空》《I Don’t Care》《Air》四首歌曲由嘟嘟负责制作外，其他则由吴青峰和徐千秀担任共同制作人。尽管在编曲上，鱼丁糸再度演绎的版本变化不大，但是乐团所呈现出来的声音是不同于苏打绿时期的。苏打绿时期的声音偏向独立摇滚，是带有文艺和青春味道的轻盈灵动，而鱼丁糸版本的声音更为稳重，器乐的层层编制更为立体。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吴青峰的声线。主唱声线变化给一首歌的演绎带来不同的听感对乐团来说是最常见的。原版中吴青峰的声线灵动魅惑，而如今经历了个人单飞生涯，尤其是在个人专辑《册叶一：一与一》中对不同风格气质歌曲的驾驭，淡去爆发力的同时，变得更有控制力，经常可以在极细微的演唱中感受到歌唱的精妙。以《飞鱼》为例，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吴青峰坐在开往垦丁的车上，望着窗外的海，深受抑郁症折磨的他顿悟：不是所有事情都有结果，“要放自己好过”。原版的《飞鱼》演唱活力四射，和歌词中营造的鱼儿飞跃出水面的动感相呼应，而鱼丁糸版的《飞鱼》更为温厚，收放自如的演唱成了抵御生活洪荒的盾牌，这个版本的《飞鱼》从水面飞出，在空气中自在飞翔。

听着这些歌曲，不知不觉和乐团一道再次走过17年的旅途，有单纯的快乐，也有崩溃时刻，那些曾经为生活写下注脚的歌在时间中穿梭，正如乐队团长兼吉他手何景扬写到的那样：“走出了录音间，我觉得已经不是在录音，而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是二次圈钱还是重塑乐坛生态？

有部分舆论质疑，《不同名专辑》只是换了个团名，对过去作品的再次演绎，本质上还是用一样的作品赚两次钱。对此，吴青峰回击道：“这个年代，真的不可能用卖专辑赚什么钱，何况我们是用两倍的力气，除了原专辑，还多制作了双倍的曲目，而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张专辑的价格买到，真的只是想再次跟大家分享而已。”

要回答这个质疑，牵涉两个基本认知，一是为什么要复刻，二是作品的新旧之分。跳出华语乐坛，放眼国际乐坛，鱼丁糸的复刻计划并不是孤例，美国知名歌手Taylor Swift在2021年先后发行了Taylor版本的《Fearless》和《Red》。分析复刻背后的原因，一个客观现实就是他们都拥有作品的词曲版权，但不拥有录音制品著作权，当音乐人离开拥有其录音制品著作权公司的时候，就很有可能面临前述的吴青峰与林暐哲的纠纷。为了“夺回”自己的作品，音乐人们通过手里拥有的词曲版权来重新做歌，成了一个既合乎版权法又合情理的方式。

此外，从创作角度来评论作品，面对今天已经形成的唱片工业流水线作业，我们有必要重新认知何为新旧。据不完全统计，华语乐坛每天都有约3000首新歌发行，这些高度内卷的新歌多半是披着新歌的外表，内核依然是范式化的批量作业；相反，即便是旧的作品，如果演绎者重新花费气力，注入当下的最新理解，在旧作品的再度演绎中呈现出表达者的主体性，那么这种作品是可以给听众新的体验的，对整个唱片业生态也是有益的。

2020年金曲奖将最佳国语专辑颁发给王若琳的翻唱专辑《爱的呼唤》，引发质疑。质疑方坚称翻唱作品不具备原创性，对此我想问：了无新意的原创和别出心裁的翻唱，哪个更接近艺术上的创作？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如今面对鱼丁糸用旧作品二次圈钱的质疑，透过表象看到本质，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风，我的答案依旧是很明确的：不妨少些新歌，多些这类“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