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00年前那代猛人比拟，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怎么那么乖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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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那一代的年轻人有炸药、纸笔和革命、求学、做学问，缔造他们的生猛精神。一百年后，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科技、互联网、写字楼，有各式各样的APP，各式各样的视频，直播。各式各样的生活焦虑和压力。在看似丰富的生活里，精神世界几近压缩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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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诗人牛皮明明

一百年前的中国，充满着动荡、杀戮和苦难，也充满着流亡、变革和奋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

那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中学和西学融汇的混沌时代，也是一个猛人辈出，充满血性与刚烈的时代。

01

清末年间，政府腐败深重。革命党人杨笃生，在东京成立暗杀团，计划通过政治暗杀，瓦解帝王统治。暗杀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写着：慈禧太后。

1904年初，暗杀团迎来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身着长衫的新成员，名叫蔡元培。

蔡元培祖籍浙江，25岁中进士，两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本该一路成为清廷高官。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决意参加革命。

纵观当时局势，他说：革命只有条路，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当时的暗杀团，有严格的入盟仪式考验。在深夜时屋内用黑布挡严，摆一张桌子，白布盖上，放一个骷髅头。骷髅后点一根白烛，烛火摇曳，气氛阴森。入盟者必须独自对着骷髅，静坐到半夜，一点虚汗不出，才有资格加入。

蔡元培入盟前，杨笃生穿着一件肮脏长袍，眼神空洞，对他说：进了暗杀团，就等于当了杀手。干这种要命的活儿，你有胆子吗？

蔡元培不做声，竖起手掌，猛地一劈，比了个一刀斩杀的手势。

后来杨笃生说：自蔡元培那个手势起，劈出了一个时代的血性与刚烈。

加入暗杀团后，蔡元培决心研制炸药。他在爱国女学附近弄堂租房，做炸弹实验室，经常传来“砰”的一声，四周的孩子还以为炸爆米花的老头又来了。经过反复试验，几次差点把自己炸伤，蔡元培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

而这年11月，暗杀团发生了一件大事，其中一个成员在上海行刺前广西巡抚，不慎失手。随后，暗杀团被清政府视为恐怖集团，被端了老窝，蔡元培只好潜藏。

第二年，革命家吴樾身绑炸弹，孤身上火车，刺杀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砰然巨响，车顶开花。商部右丞绍英受重伤，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事后，北京全城戒严，慈禧吓得让人将宫墙砌高三尺。

据说这场“刺杀五大臣案”的炸药，就出自蔡元培之手。

七年后，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势如破竹。蔡元培眼见衙门的牌匾换成战旗，脱掉红顶的官员变成革命同志，从前的举人成为国会议员，一切换汤不换药。这让他逐渐认清事实，杀一个具体的人不难，难的是杀掉中国人头脑中，僵化了几千年的陈腐观念。

暴力无法解决本质问题，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唯有春风化雨的教育。

1917年，蔡元培受教育部长范源濂之托，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是出名的腐败透顶，像个土匪窝，学生不是打架，就是逛窑子。蔡元培任职前几年，学生经常在宿舍门口聚合闹事，有些蛮横的学生，甚至动手打人。

蔡元培赶到，直接卷起袖子，厉声道：不服的快过来与我决斗，我以前就是搞炸弹的，你们手里谁有炸弹，尽可以拿出来对付我！

这帮小年轻，哪里想到这看似斯文的校长，以前是这等猛人，全都吓得乖乖回去写作业。

当时玩炸弹的猛人，还有年轻时的汪精卫。

1910年，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他在摄政王府邸的一条沟里，埋下一桶四五十斤的炸药，打算等摄政王路过时引爆，同归于尽。但结果在行动当晚，他被清兵发现，慷慨入狱，并写下名句：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如果那时他真的就此牺牲，想必在史书上的评价，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蔡元培

02

陈丹青曾说：民国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却是最有生猛范儿的时代。

那个时代，军阀当家，掌握生杀大权。但袁世凯家的孩子想进北大，北大校长照样说，考试面前一律平等，考就是。段祺瑞当总理，报人林白水照样在报上骂他“私处坟起”。当时的文人，都是这种脾气，管你是谁，官大照骂。

当时国学大师刘文典，有第一猛人之称。北伐时期，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那时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跑到安徽大学视察，本以为学校会隆重接待。结果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师生都不出来迎接。蒋介石问刘文典怎么回事，刘文典冷冰冰说一句：

大学不是衙门，少来这套！

这还不算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文典拒绝称蒋为“主席”，说他是“新军阀”，两人为此大吵。蒋介石越吵越气，站起来直接刮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哪肯吃亏，旋即还了一脚，飞踹在蒋介石裆部。结果被当场羁押，说要枪毙。最后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才关了一个月给放了出来。

哲学家熊十力也是个猛人，他有个学生，叫徐复观，是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幕僚。当时蒋介石想拉拢国内学者，就委托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并带去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没成想，徐复观一去，熊十力大怒：

蒋介石是狗！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

学者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都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佬，一个记者问他，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当着所有人的面，答道：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今天的人，习惯于“见大人，则兢之”，见了位高权重的人，就表现地战战兢兢。但在民国，人们见了位高权重的人，照样带丈夫气，说胸中话，不取媚于他们。这样有胆量，有骨气，身分自会高点。

即便对于“洋大人”，也是绝不卑不怯，敢轻王侯。外交家叶公超，是钱钟书的老师，曾经出任驻美大使，回来后朋友问他有什么感受。他笑笑说：

见了艾森豪威尔（第34任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第35任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那时不止文人有范儿，即便闺中女子一样生猛。

曾有位叫施剑翘的女子，安徽桐城人，自幼缠足，深居闺阁，爱读古文诗词。她的父亲，是奉系第二军军长施从滨，1925年受俘于北洋军阀孙传芳，被孙传芳所杀，悬尸示众三日。

那年施剑翘20岁，立誓复仇。先是寄望堂兄，落空，又有人用代为复仇为交换来求婚，她真嫁了，但丈夫一路升官，却不兑现誓言。她又携幼子不辞而别，开始动手术放脚，将缠过足的脚掌骨，一根一根重新打断连接，并苦练枪技。

1935年，孙传芳到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施剑翘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此时距她父亲被杀已十年。事后，施剑翘自首，坦荡入狱，一时轰动民国。

在今天讲述民国的电影中，姜文《邪不压正》里的关巧红，王家卫《一代宗师》里的宫若梅，她们的人物原型都是施剑翘。姜文曾说：

施剑翘代表着民国人生猛达到的极致，那时连一个缠足的女子都有“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之气魄，我辈远远不及。

施剑翘

03

学者张鸣曾概括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牛人最多的时代，这些牛人都是有真本事，也都是有真脾气。

那时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是民国化学界的泰斗，曾被聘请为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次校长召集系主任开会，曾昭抡刚从实验室出来，穿着破旧的工服，坐在下面。校长不认识他，开口便问，谁是化学系的？曾昭抡答，我是。校长接着说，曾昭抡来了没有？去把曾昭抡找来！

曾昭抡转身就走，走到宿舍，打起行李去了火车站，从此离开中央大学。既然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那就Goodbye！

在南开大学，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当时富家弟子吸纸烟是时髦，但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校长张伯苓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见张伯苓持着烟袋，就质问他，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

张伯苓一听，当即双手握烟袋，往膝盖上一撞，“啪”地给撅断，放话：我不抽，你也别抽！说完回校长室，把自己的吕宋烟全扔到痰盂，校工见了连呼可惜。从此张伯苓一生再没有吸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君子，当不惧慎独。

在当时，不仅老师牛气，学生也牛气。老师讲得好，学生鼓掌，老师讲得有毛病，学生照怼不误。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讲文学课，有个坏习惯，课堂上经常夹杂“呵呵”的声音，导致课程含金量大减。学生大为不满，直接作一首打油诗调侃他：

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那时候还有个书法家，叫邓散木，常年篆刻，腕力极强。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有钱人，把他晾在一边，去招待几个富家子弟。他十分不悦，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咔咔拍碎。店家大惊，知道遇到了牛人，赶紧过来招待。

不仅教授、学生、艺术家都够牛气的，即使是贩夫走卒、饮食男女，也一样有着几分牛气骨气。

当时大中银行董事长孙仲山，有个二女儿名孙经洵，爱上自己的国文老师。但当时的社会，绝不容师生恋，惹来满城风雨。孙经洵的父亲也是极力反对，直接将老师送上法庭，控告他拐带良家妇女。

但开庭当日，孙经洵闯入法庭，当庭力辩：我今年二十四岁，和他情投意合，怎么能说拐带？这场官司打完，我就和他结婚！

最终，孙经洵与老师官司打赢，不久便结婚，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亲自送来家具道贺。

那时还曾有一个茶商，一次梁实秋走进他的店里，说是带足了钱，要买点好龙井。他取出8元一斤的龙井，梁实秋觉得档次不高，表示不满意。他又取出12元一斤的龙井，梁实秋仍不满意。他看梁实秋盲目求贵，勃然色变，大声训道：

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先生是读书人，难道连这都不懂！

结果梁实秋如遭棒喝，无从反驳，只得红着脸点头称是。

那时候的人，骨气是真骨气。布衣敢冒犯王侯，老师敢允诺学生，学生敢诘问老师，书生敢一怒市井，女子敢打破禁忌，贩夫敢训斥大师。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怀念那样的时代，存真保诚，热烈淋漓。

曾昭抡

04

乱世之中，国仇家恨，生死荣辱。民国人最可贵的品质，除了生猛和牛气，还有刚烈。

七七事变后二十二天，日军逼近清华园。陈寅恪八十五岁的父亲陈三立，悲愤交集，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最终不愿当亡国奴，绝食五日而亡。

陈寅恪守孝四十九天，悲恸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此后双目失明，讲课、创作几乎全靠记忆。1941年，陈寅恪到香港大学任教，不久香港沦陷。有日本学者敬重陈寅恪的学识，联名给军部写信，嘱咐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

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军司令部派人送去很多面粉和罐头，结果日本宪兵这边从门口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那边往窗外扔。

抗战时期，齐白石已经是中国艺术界名人，常有日本军官前来买画。他将大门紧锁，有人叫门，从门缝往外看，凡是日本人，便贴出告示：齐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会客。

后来有日军的高级将领，亲自出马威逼齐白石，要他加入日本国籍到日本去。齐白石坐在藤椅，用手敲着茶几，铁着脸说：我是中国人，不去日本。你硬要我去，可以把我的头拿去！

他的画桌上永远放着一只哑铃，平日用来练手劲，他说实在逼我，我拿着哑铃磕死就是了。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研究《红楼梦》，说它讲的是解脱之道在于出世，通过自杀是行不通的。但是在1927年6月，王国维一头扎进颐和园里的昆明湖，最终以自杀了结，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那时还有代表女子气节不输名士的秋瑾，亦是生得刚烈，死得刚烈。

秋瑾籍贯浙江，少年时文武双修，后自号“鉴湖女侠”。1904年，她不顾丈夫反对，东渡日本留学，参加革命活动。三年后，安庆起义打响。她在绍兴，准备带领各路义军五万多人共同起义。

不幸的是安徽的起义失败，秋瑾被供出。那年7月，她拒绝所有逃亡劝告，放弃逃生机会，遣散众人，说：我欲以死亡的方式，唤醒昏昏沉睡的世道民心。其后被捕，临刑前夜，她在狱中写下一句“秋雨秋风愁煞人”，次日凛然就义。

而今，秋瑾的雕像，拄剑远望，英气逼人地屹立于西湖之畔，与岳飞、武松的墓穴相伴。她代表的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刚烈，至今仍照见着国人的血性。

秋瑾雕像

05

一百年后，我再看民国那一代的年轻人，竟蓦然觉得那是一百年内最好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在乱世之中，在不知不觉中，保持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敢于对抗权威，毅然承担责任。

一百年前的世界，当你走在北平，你很难想象那些穿着棉衣如同柜子的人竟表现出与时代迥异的时代精神。一百年前的人，但凡你走进一些人，不管文人、教授、学者、艺术家、革命家，精神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身上都有一股子忧国忧民的精英气。

蔡元培、胡适、老舍、巴金、章太炎、钱穆、梁漱冥、冯友兰、刘文典、金岳霖、林徽因、林语堂、钱学森、朱自清、齐白石、张大千、华罗庚、季羡林、秋瑾等等。

他们的人生信条，无不充满着生猛、刚烈之气，如鲁迅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而这一百年前的生猛，其实是乱世逼出来的生猛精神。是对未来有渴望，有展望，有期盼。时代不好，世道不好，当值青年，更应该以自强而救国。

一百年前的那些价值观，那套对世界介入的情感，改变时代的执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觉得很久远，甚至觉得很陌生。即便拿到今天来说，也许会觉得很过时，很不实用。甚至还会被一些人讥笑为：人间不值得。

但乱世有乱世的精神。

我想这种精神也应该警醒当代年轻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佛系、人间不值得、购物主义、疲惫，都不应该成为这代年轻人的精神。

年轻人更应该有几分叛逆，有几分执拗，有几分敢反对，敢怒目，不合作的勇气和“张狂”。

在面对时代，面对生活，也可以多一份担当，多一份勇气，多一份叛逆和不服从，多一份清醒和独立，多一份敢于对抗的精神。

一百年前，那一代的年轻人有炸药、纸笔和革命、求学、做学问，缔造他们的生猛精神。一百年后，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科技、互联网、写字楼，有各式各样的APP，各式各样的视频，直播。各式各样的生活焦虑和压力。在看似丰富的生活里，精神世界几近压缩为零。

物质、资讯如此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技术手段不断革新，商业世界翻天覆地，而价值和意义却不断消失。

或许，每一代人的时代不一样，社会情绪也不一样。不一样的时代会出现不一样的年轻人，这个观点，我从不否认，对年轻人，我也从不苛责。

但生猛，这个词，一定应该属于每一代年轻人的核心关键词！只是，这一代人，看上去怎么这么乖啊。

只是 “年轻人不‘狂’了，那还是年轻人吗？”

（二）

东亚人口危机：

年轻世代为何不愿生育

2019年9月初，一位韩国男议员在韩国国会上指责一位女经济学家不生育，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在这背后，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并不容忽视。韩国成为了全球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其实，东亚地区的生育率都很低，为什么东亚地区的居民不愿意生孩子？

撰文 | 徐悦东

9月2日，在韩国国会的人事任命听证会上，韩国国会男议员郑甲润当众斥责一位50岁的未婚女经济学家不生育，称其“未能尽到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引起韩国社会各界的谴责。

在舆论谴责的背后，韩国持续降低的生育率，已经成为了韩国政府的心头大患。在《2018年出生统计》中，韩国统计局指出，韩国人口将在2028年后不断减少；到本世纪末，韩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至目前的一半。

韩国2018年的生育率降至世界各国最低的0.98人，远低于要保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要的2.1人。在2019年的上半年，韩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58524名，同比下降7.7%；今年第二季度，生育率已经降至0.91。韩国成为了全球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牛津大学的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说，韩国将会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

此外，韩国还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2018年，韩国有25万对夫妇登记结婚，同时有10万对夫妇登记离婚，离婚率超过40%。在这里面，其中有许多人是结婚20年以上离婚的。在2015年的统计数字里，就有29.9%共同生活超过20年的韩国夫妇选择了离婚。

与高离婚率并行的，还有高不婚率。韩国统计局2018年调查显示，有高达六成的20~29岁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人在一生中是应该结婚的，低于男性的62.9%。在结婚的人群中，韩国人的初婚年龄也越来越晚，2018年，韩国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33.2岁，女性初婚年龄为30.4岁。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加剧了韩国的少子化进程。

低生育率陷阱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尤其在东亚。日本也是典型的“低欲望社会”。日本2018年的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自然减少了44.4万人，而人口自然减少的数字已经连续11年都在增加。预计到2035至2045年，每年减少人口将在100万以上。

1947年，日本的生育率曾高达4.54。而到了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57，这在日本被称为“1.57危机”。日本的生育率，在2005年曾创下1.26的最低纪录。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自2016年后，日本的生育率就开始持续下降。

日本人口数量的预测

中国的生育率也在2018年创下了新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8年中国新增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人口出生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出生率创历史最低，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创新高，占总人口的17.9%。

其中，16到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了首次下降，占总人口比重的64.3%。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最低。中国的二孩政策表现并不及预期，在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之后，2016年出生人口曾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接下来便出现连续下降。

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2019年1月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为什么东亚社会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形成低生育率社会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低生育陷阱？世界各国政府为鼓励生孩子都做出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分别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给出过一个相对完备的解答，他们认为，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与社会的现代化发生冲突；育儿的基础设施相对有限；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这些都是东亚地区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原因。

01

传统的父权制和家庭分工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东亚地区的低生育率社会有一共同特色：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父权制和家庭分工对女性在家庭内角色有着一个定位。这恰恰与社会现代化发生了冲突。作家维舟认为，由于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进入职场成就自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保留了下来。这带来了矛盾的后果，女性得在选择“相夫教子”还是选择工作上进行权衡。而“相夫教子”、家务全包、孝顺婆婆，以及一系列强加给女性外在的标准，都是许多东亚女性在考虑结婚生育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去年，一本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轰动韩国，卖出数百万本。这本书的主角金智英，因她是个女孩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重男轻女的奶奶、遇到性骚扰、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生了孩子后被迫成了家庭主妇、丈夫把孩子完全丢给老婆、自己为陪公婆反而难陪自己的父母……这本书引发了韩国女性读者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共鸣，她们从金智英身上看到了自己。

《82年生的金智英》，[韩]赵南柱著，尹嘉玄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当下韩国三十岁左右的都市女性，正处在婚恋、职场、家庭等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金智英的故事尤其敏感。她们集体吐槽韩国女性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许多韩国女性并不愿意成为金智英，因此，她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从而有机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由的生活。许多韩国媒体将这种行为形容为女性的“生育罢工”，是对传统父权制的示威抗议。

一般来说，女性劳动参与度越高，生育率似乎就会越低。但学术界在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与生育率长期存在的负相关关系，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逆转。在女性劳动参与度较高、男女更加平等的北欧国家，生育率可以接近2.1的可更替水平，但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南欧国家则陷入“低生育陷阱”的泥潭里。因为在这些国家，传统家庭的观念还较强，有工作的母亲往往难以有时间照顾孩子，而他们的政府也在这方面作为不大。

02

住房问题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在网上，我们经常会听闻“房价高，养不起孩子”的抱怨。高房价和生育率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准确地来说，与生育率存在着直接关系的应该是居住面积。

197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研究显示，在一个住房紧张的市场中，居住在公寓中的居民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住在更宽敞的独立房屋的住户。1978年，爱荷华大学在对美国威斯康星州城市居民的研究中得出了更精细的结论：生育率和住宅性质无关，但和房间数有关。房间数越多，生育率越高。

2000年，克莱姆森大学柯蒂斯·西蒙和罗伯特·田村的研究显示，美国各大城市生育率和房租呈负相关。房屋租金高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的城市，如盐湖城、波特兰、休斯敦，比租金高于两个标准差的纽黑文、西雅图、丹佛的生育率低0.03。这背后也说明了居住面积和生育率的相关性。

制度经济学者周承辉曾经说过，假如一对夫妻住在公寓里，只有一两个房间，那这对夫妻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一对夫妻住的是独栋的大宅子，里面有许多空房间，那他们的生育意愿就很容易上来了。这也是符合常识的。在美国，房价越低和公寓占比越低的地方，生育率就相对越高。这个规律在许多地方都适用。

美国人口数量前35位的州，房价中位数、公寓占比和生育率的关系

此外，生育意愿还跟居民在多少岁能获得住房有着密切关系。若居民在最佳育龄时段能买到房子，稳定地生活下来，那生育意愿自然较高。美国房价中位数大概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3倍，而中国台湾是6倍、中国香港长期在10倍以上，这也导致了这些地区显著的生育率差异。

众所周知，香港的土地问题很严重。香港的土地供给被严格控制，这导致香港居民的生活环境极为逼仄。而高昂的房价也使得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大，更使得家庭养育和投资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大，这被普遍认为是香港生育率低下的首要原因。香港在2018年的生育率仅为1.072，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

西欧国家公寓占比、生育率和城市密度的关系

东欧及俄罗斯的生育率均保持着非常低的水平，这也跟居住面积有着一定关系。在二战后美国经历“婴儿潮”的时候，苏联的堕胎数却超过了婴儿出生数。当时，苏联官方对这些堕胎妇女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她们去堕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不够住。因为，当时苏联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使得许多人生活在“筒子楼”那样的标准化宿舍里。这使得苏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竟然不超过7.15平方米。在住房短缺的苏联，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何时能申请到更大一点的公寓是一个问题。这也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的生育率水平。

而中国的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塌陷”最严重的地方，其原因也与建国后所形成的相似的社会结构有关。在建国前，东北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全国。在建国后，东北的城市大多围绕着一些重工业部门而建设，将城市的全体居民纳入到统一的计划体系社会里，许多人都生活在“筒子楼”里。这也是东北的计划生育政策、住房分配制度都能很好地施行的原因，再加上东北农村多是“闯关东”的移民，少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家族结构，家族意识也淡泊。因此，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其2018年的生育率在0.74到0.76之间，已成为世界上最突出的“人口塌陷”区之一。

03

激烈的教育竞争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住房问题只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种要素，其效应在大城市比较明显。对于一些住房问题相对没那么严重的东亚地区来说，为什么生育率依然不高呢？其中，阶层固化以及日渐激烈的教育竞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东亚地区一直以教育选拔体系竞争激烈而闻名全球，以至于在美国的亚裔，他们都以“虎妈”、“学霸”等刻板印象而闻名，其生育率也为美国各族裔中最低。

当教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这无形地增加了每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因为阶级落差太大，与其多生，不如少生，对少数孩子进行更精细化的培养才是更加经济的。因此，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的家长们，不得不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极高的资金，形成了竞争极其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此外，即使政府推行“减负”，如早下课、少作业等缩短义务教育时间，推行素质教育，但竞争态势依然严峻，其实这也把低龄儿童的养育成本转嫁给了家庭，也让各种课外班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实现阶层逆袭，许多年轻人愿意耗费更多精力去争取一个几率很小的高收入岗位，这就导致年轻人不断地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到50%的跨越。从全球的经验上来看，社会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对应着晚婚晚育。因为，这也意味着居民出来工作获得收入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

此外，阶层固化也使得教育竞争变得激烈。韩国年轻人经常吐槽自己生活在“地狱朝鲜”，即指韩国是一个阶层固化严重，年轻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的高压力国家。这也是近年来《燃烧》、《寄生虫》等电影出产于韩国的背景。韩国年轻人把韩国社会分为“金勺”、“银勺”、“铜勺”和“土勺”四个阶层。他们需要从小到大，一路下来近乎完美的简历，才能进入录取率极低而且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极高的大企业，这样才能穿过狭窄的阶层晋升渠道，以实现阶层的跃迁。

这在孩子教育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韩剧《天空之城》能在韩国创下收视纪录的原因。《天空之城》是一部黑色喜剧，它反映了韩国中产阶级在残酷的高考前的人性扭曲，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强烈共鸣。而在中国，与《天空之城》的题材有所相似的《小欢喜》的走红，背后也说明了中国教育的巨大竞争压力。

《天空之城》剧照

在韩国，许多被社会“遗弃”的年轻人自嘲为“N抛世代”。最初，在2011年，这个词叫“三抛世代”，即放弃约会、结婚、生娃，但在2015年时增加了放弃人际关系和买房，变成“五抛”，在2016年增加了放弃梦想和放弃希望，变成“七抛”，并在年底就演变成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N抛”。这对流行着“丧文化”和“佛系青年”的中国青年来说，这种感慨和说法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因此，韩国是发达国家中极罕见的大量对外移民的国家。根据韩国市场调研机构EMBRAIN在2019年3月发布的报告，73.3%的韩国人想移民，最想去的国家是加拿大。有近一半的人表示：不想再次出生在韩国。韩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降低人们移民的意愿，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对阶层固化的绝望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的住房问题远没有香港严重。2015年，有82%的新加坡人生活在公共住房里。新加坡的房价也远没有香港那么高，但新加坡的生育率却依然很低。许多人认为，其残酷的分流教育体系正是新加坡人不想生孩子的原因。

新加坡的分流教育体系

新加坡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他们在中小学就对学生进行分流，将成绩优异者和落后者区别对待。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学生会在三年级末和小升初时通过考试进行分流。学生们会根据成绩被分配到直通、特快、快速、普通学术、普通技术等几条通道。这使得这些学生在很小的年龄里，就被分配好了未来在社会中的角色。1984年，新加坡政府又启动了天才教育计划，只有约1%的学生才能进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阶的教育。

过早的分流将教育竞争白热化，小小年纪的一次失手也许就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因此，大部分新加坡学生从小就上课外补习班，而优质的补习班供不应求。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和过早决定子女未来所带来的焦虑，使得新加坡人不愿意生育。新加坡总理府2016年的婚育调查表明，新加坡父母不愿意要小孩或者不愿意要更多小孩的最大两个原因分别是，经济开销大（61%）和养娃压力太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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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低生育陷阱，各国该怎么应对？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低生育陷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这会带来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需求不振、政府财政的负担加剧等多重挑战。在欧洲、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为了弥补低生育率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引进外劳”似乎成了最后一张底牌。虽然外籍劳工能解决一时之困，但其后代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以及对外劳的剥削、难以保护外劳的合法权益等问题，也会埋下许多其他的社会隐患。因此，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各国政府，都在用尽各种方法鼓励自己的居民多生育。

1994年，日本就推出了“天使计划”，日本政府着力改善幼儿入幼儿园的环境，延长幼儿园的工作时间，帮助在职女性能边工作边养孩子。这个计划在五年内投入了6000亿日元，但这种行业性的微调，效果不甚理想。1999年，日本政府又推出了新版的“新天使计划”。但日本的生育率从1989年的1.57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1.26。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津贴才开始大幅度增加，从补贴生育三胎以上的家庭，变成了只要生育就能拿津贴。政府全面负责从怀孕到育儿阶段的各项财政负担。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许诺向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发放现金补贴。

在这以后，各届政府都把减轻年轻人育儿负担当成选举目标。安倍政府计划在2026年3月把日本的生育率提高到1.8。为此，日本政府自今年10月开始，将会实现免费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

日本政府的思路是让国家来负担高昂的育儿成本，虽然这让日本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日本的生育率从2004年的1.26，慢慢爬升到2017年的1.4以上。日本刺激生育的政策，还是有了些许效果。

韩国也不落下风。据韩国《中央日报》称，自2006年以来，政府颁布的生育奖励政策多达100余项。其中，在过去三年，韩国政府就投入了117万亿韩元（约合6922亿人民币）来鼓励生育，其中包括修建免费托儿所、对养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补助、缩短工作时长、保护未婚妈妈不受制度歧视、补贴企业给父亲发放带薪的“陪产假”、增加双职工中女性的福利、增加公租房供应、对买第一套住房的新婚夫妇的购房税减半等政策。

日本和韩国生育鼓励的措施虽然有一些成效，但远远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其实，从欧洲的情况来看，现金补贴一直都是最直接的鼓励生育的方法。而且，国家干预越早、力度越大，效果也就越好。以日本家庭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生育津贴每增加10万日元，婴儿出生率就提升0.017％，越是低收入家庭，生育率提升越明显。

这些政策效果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补贴的力度不够和补贴的时机过晚之外，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根本原因。并且，这种补贴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日本政府就为了缓解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压力，准备在今年十月增加消费税，增加普通居民的消费负担。这种羊毛出自羊身上的政策，效果好不好难说。

对于女性来说，降低生育成本是必要的治标的措施。但是，传统父权社会的家庭分工与她们追求自我实现的冲突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低生育意愿就依然难以得到解决。这就像韩国女工协会的声明一样，韩国女工协会认为，韩国政府以为给她们更多的钱，大家就会生更多孩子，但女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性别歧视，以及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才是更应该解决的。

在中国，《新华日报》曾在去年刊发过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文章里建议40岁以下的公民的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生养二胎的公民需要在退休后才可领回。虽然作者在后来澄清了一些误会，但这个建议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讨论。

《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正如梁文道在《八分》节目里认为，首先，我们得尊重女性的生育权。其次，奖励措施远远会比惩罚性措施更加管用。不提高女性地位及权益，就别谈“催生”。全球老龄化学会（Global AgingInstitute）现任的执行长理查·杰克森认为，一个社会若没有办法为妇女提供能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就一定会降低她们的生育意愿。

波兰曾对不结婚的男人征“公牛税”，以此想提高生育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设立过“月经警察”，挨家挨户检查妇女是否来月经，是否怀孕。这些惩罚措施的效果，最终都收效甚微，最后沦为笑料。

是否生孩子的问题，仍然是妇女的自我选择的问题。所以，在已经脱离“低开发国家”的行列，追寻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里，不真正地提高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提升夫妻双方的生活品质，就很难达到“催生”的目的。

瑞典很早就听从默达尔夫妇在1934年的《人口减少的危机》里的建议。因此，瑞典家庭与儿童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以及免费的学校午餐，政府建设更多更好的公共住房，雇主不可以孕妇和已婚为由辞退妇女，在孩子八岁以前父母可以轮流申请共有480天的带薪“父母育儿假”，设立优质的托儿所……这些男女平等的观念已从制度渗透到日常生活文化当中，这使得瑞典的生育率在欧洲国家表现出色。2017年瑞典的生育率为1.88，在欧洲排名第二。

贡纳尔·默达尔和阿尔瓦·米达尔

除了从制度法规到文化和社会结构上保护女性权益之外，减轻教育竞争和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增加阶层流动性、解决住房问题也是提高生育率的解决之道。不过，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其势必涉及土地供应、财政制度、城市规划、教育资源分配、产业结构和升级、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等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能独立成篇，又互相牵连。这使得东亚地区的低生育问题更加复杂。

东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导致了东亚地区极为激烈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也传导到孩子的教育竞争当中。这是东亚地区低生育率与别的地区不太一样的原因，也是解决东亚地区低生育率的难点。

（三）

新世代年轻人是如何破产的

类似“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这种让人倾家荡产的项目，在泛体育领域同样存在。

文|付茸，来源|懒熊体育（ID：lanxiongsports）

掏空90后、Z世代的钱包，似乎比他们70后、80后的前辈容易得多。

这些在互联网世界中出生、成长的一代，普遍成长环境优越，他们拥有挑剔的审美，对个性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也愿意为热爱的事物豪掷千金。 当然，花呗、借呗、信用卡账单也是每个月固定要补的一面墙。

在当下这个五花八门的消费时代，这些年轻人“破产”的道路实在有千千万万，而在泛体育领域，同样存在让他们“欲罢不能”的几条。

首当其冲的就是潮鞋。网络上种种因“鞋”而起的新闻铺天盖地，年轻人为了买鞋而在破产的边缘试探的情况时有发生。除了买鞋，对于热衷对外展示、取悦自己、挑战自己的年轻人来说，请私教、玩户外同样是他们彰显自己态度的方式。一条体育烧钱之路就这样铺在了眼前：这三样爱好不仅容易上瘾，而且是真的可以迅速掏空一个城市白领的钱包。

“钩子一反，倾家荡产”

相信玩鞋的朋友不会对这句话感到陌生。“反钩”就是把耐克标致性的钩子反过来操作了一下，说来简单，但只要有了这个元素，一双鞋的身份立马变得不同。AJ1 x Travis Scott联名球鞋原价一千多元，一推出就被市场炒到了一万多。

说唱歌手Travis Scott和耐克联名款球鞋人气居高不下

通常来说，一双接一双的正代AJ只是刚刚起步，五花八门的各种联名款之外，情怀满满的复刻经典款、限量款、球星偶像同款都是年轻人的心头好，连等快递和拆盒的过程都蒙上了一层仪式感，所谓买鞋一时爽，一直买鞋一直爽。

2017年随着网综《中国有嘻哈》走红，街头潮流文化从小圈子一下子闯进大众视野，一时间吴亦凡和热狗两位评委穿什么球鞋什么球鞋火。国内品牌也踏上了这趟潮流的快车。2018年，李宁“悟道”系列在纽约时装周的亮相，拉开了国潮时代的帷幕。与此同时，球鞋交易平台和潮鞋市场不断相互助推，让整个潮流市场风起云涌。

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9潮流消费洞察报告之潮鞋篇》显示，2018年在购物软件上搜索潮鞋的热度达到了3亿次，95后构成了潮鞋的消费主力。

不理解他们的人，觉得他们在交智商税；而对热爱球鞋的人来说，这是信仰和执念。有学生党说，“潮鞋吸引我的地方，是经过各种努力从而得到它的乐趣吧。过程可能会很艰辛，饿肚子攒钱，但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在飚升。”

使用价值至上的消费逻辑早已经被年轻人抛在了脑后，在朋友圈晒出刚中签的Air Jordan 4 x Off - White 联名球鞋，想传达的不是“我买了一个商品”，而是“我有你没有”。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年轻人一个重要的消费心理：他们希望消费行为能够更好地显示商品的稀缺性和自己的独特性。

钱没了可以再赚，放下对球鞋的执念，失去的就不止是鞋了。就像知乎上的一个网友所说，哪天他不爱球鞋，那多半是对生活妥协了吧。

氪金式自律

不妥协的态度还体现在对自己严格的身体管理上，当然，这也是要大量金钱支撑的。所谓年轻人就是要仗着自己年轻，吃最油的烧烤、熬最浪的夜，愧疚过后，再用报复性健身抢救回来。

对于真正“上船”的人，他们对待健身已经不是小打小闹，而是逐渐呈现出一种专业化的趋势，装备要专业，项目也要专业，当然教练更要专业。2016年的一份健身行业报告显示，39%的健身用户主动选择私教，到现在这个数据还在持续增长。

艾媒数据中心2019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出中国消费者选择健身教练的原因：消费者最看重的是专业技能和服务态度；安全提醒、服务主动性、训练强度和训练频次也是纳入他们考量的强相关因素。

北京亦庄大族广场一家健身房的私教陈木告诉懒熊体育，他一小时一节课收费500多，每天要上8节课，都快排不过来了，“来上课的大多数都是附近公司的年轻人，一年花3万～5万请私教都很正常”。

健身用户主动选择私教的比例在不断上升

假设一个消费者一周上两节私教课，一个月的花费大概在4000元。不管你是后厂村的Mary还是国贸的Sam，这笔健身的花销对于你的工资水平来说，够咬两下牙的了。

但是贵不能成为借口，只会是激励自己赚更多钱的理由。“健身等于整容”这样的信念激励着这届年轻人，有私教表示，一些人用信用卡分期也要请私教。

“氪金式自律”这个词渐渐流行了起来，形容的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用花钱的方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想学习，先给线上付费课程充值；想减肥，先买32节私教课。瑜伽垫、哑铃、弹力带、筋膜枪各种居家健身小器械也必须不能少。

坚持得怎么样另说，毕竟钱也掏了，来都来了，不花钱逼自己一把，怎么知道原来一个快乐的肥宅人生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潜水、跳伞、滑雪、登山……

年轻人选择“全都要”

相信整个社会早已习惯了那些“说走就走”的年轻人。他们把“追求生命的密度”挂在嘴边，想通过冒险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

潜水、冲浪、跳伞、滑雪、攀岩、登山这些户外运动与休闲相结合的方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生活体验家们以及私域流量里的熟人朋友们的耳濡目染下，这些运动看起来更加触手可及，小白玩家也暗暗思忖着，“我上我也行”。

户外运动与休闲结合，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消费群体

当然，光有勇气还不够，还得有底气。爬一趟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费用在1500美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往返机票、在地的住宿和登山所需的装备等开销。然而昂贵的价格和遥远的距离并不会劝退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正在从游玩观光过渡到“去澳洲大堡礁潜水”、“去北海道滑雪”、“去新西兰跳伞”，像是沙巴潜水课程、澳新跳伞体验都成为了飞猪上的热门产品。

消费习惯变化的背后是年轻群体的崛起。根据2019年《天猫户外趋势》数据显示，95后成为了线上户外运动产品消费的新势力，其增速是90后的两倍多。

最可怕的一点是，世界这么大，不是“富二代”恐怕根本走不完。

有人集各大洲的“山头”，有人集各国的滑雪场，一旦入了坑，踏上这条向“大神”进阶的道路，开销也会越来越大。以潜水为例，根据界面新闻援引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PADI）的数据显示，中国数以万计的潜水员中，73%的人每年拥有两次旅行，62%的人年假超过10天。《天猫户外趋势》的潜水消费数据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奔着专业潜水资格证而去，潜水服之外，水肺潜水需要的浮力调整器、潜水仪表等辅助装备需求迅速提升。

小白玩家踏上向“大神”进阶道路，开销也越来越大

这些运动给了年轻人情绪的出口，体验到一种征服的成就感，而且这是他们寻找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方式。

就像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到的：今天的消费社会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我的符号。

回望上世纪60年代，以嬉皮、摇滚乐为代表的青年文化风潮席卷欧美，那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在音乐、穿搭、休闲、消费等方面表现出破坏性的创新力，令父辈文化措手不及，英国媒体甚至将种种青年文化现象称为“民间恶魔”。时至今日，年轻世代表现出的巨大能量，在持续塑造、主导、变革消费文化和趋势。讨好他们，投诚于他们，谁也不敢怠慢年轻人的浪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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