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人的掉误，坑死兵部尚书，也让年夜明王朝掉往最后的喘气之机_头条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刚刚经历了“松锦大战”惨败的崇祯皇帝，本有机会与皇太极缔结“和平协定”，可最终却因为一个下人的失误而将这个大明王朝最后的“喘息”之机彻底葬送。不仅如此，崇祯皇帝为了推卸责任，还将为他秘密办理议和事宜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处死，彻底“寒”了文武百官的心

那么这件由不经意的小事而酿成的大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就为大家细细说来。

“松锦大战”惨败，陈新甲奉命秘密议和。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清之间在东北战场上爆发了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决战，史称“松锦大战”。这场大会战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收场，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锦州、松山等众多城池、要塞、堡垒陷落，洪承畴、祖大寿以及一大批将领投降，明军只得困守宁远、山海关等少数据点，至此再无反击能力。

然而，皇太极就是在这样有着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主动选择与崇祯皇帝进行议和，并且还带着满满的“诚意”。

首先，皇太极一直是将与明朝的贸易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清朝在关外的时候，生产力非常低，极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事实上，此前清军数次对于明朝的用兵，包括对于朝鲜的入侵，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劫掠，以缓解内部的需求压力，同时也是用武力强迫崇祯开放贸易。不仅如此，皇太极还“降低姿态”，刻意抬高崇祯的地位，特别是在与崇祯的文书中，也用到了崇祯年号。这些都表明了皇太极想要同明朝进行正常贸易往来的愿望。

其次，此时的皇太极也并没有做好继续南下入关的准备。

实际上，在清朝的朝堂上，满汉官员对于明朝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大部分满洲贵族们对于现有的状况已然非常满意，反而是诸如范文程、孔有德、尚可喜这样的汉族官员和将领们对于攻灭明朝的态度更为坚决些。与此同时，皇太极也非常担心过早的南下的不仅会让满洲人被汉族人“同化”，从而丧失掉民族的特性。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皇太极最为忧虑的还是清朝内部的问题，特别是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会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而爆发出来，因而皇太极也是要在继续南下入关之前，优先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再次，就是清军也需要休整了。“松锦大战”中，不仅仅是明朝这面损兵折将，清军同样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亡，也急需要进行休整，皇太极这也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这一年皇太极刚满50岁，他也不急于立马南下，继续入关攻明，毕竟这个时候的皇太极身体状况非常的好，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年之后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骤然崩逝。

由此可见，皇太极对于这次与崇祯的议和是非常有诚意的。

而就在皇太极主动抛出和谈的“橄榄枝”的同时，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有了议和的想法，甚至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有了私下的接触。

崇祯对于陈新甲议和的做法先是予以了默认，随后又特别交代陈新甲所有的议和举动都要秘密进行，不能让议和之事为朝臣所知。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和陈新甲选择安排马绍愉等人秘密出使盛京。

为再次表明自己的诚意，皇太极特意率领文武官员出城20里迎接，并且在与马绍愉等人的和谈中，皇太极提出的条件，也并不苛刻，堪称明清之间的“澶渊之盟”。

“两国有吉凶大事，须当互相遣使庆吊。每岁明朝馈清国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国馈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清之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进入明境者须捕送于清，明之叛人进入清境者亦须捕送于明。各君其国，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以塔山为清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进行互市贸易。”

在和谈结束后，皇太极又亲自为马绍愉等人设宴饯行，同时还向崇祯递交了一份他的亲笔信。

就这样，马绍愉带着议和的成果，回到了北京，并直接向陈新甲复命。

下人的失误，使得陈新甲最终成为了“替罪羊”。

对于崇祯而言，他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促成与皇太极的议和的，毕竟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崇祯还要与清军和农民军进行两线作战，财政上根本无法支撑。

然而，崇祯又有着极大的性格缺陷，这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与极度的不负责任。

他想要议和，但是却不愿背上“求和”的骂名，于是，所有议和举动他都是安排陈新甲秘密进行的，并且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由陈新甲等人将“议和”的方案提出，而他是在朝臣们的“苦苦相劝”之下，被迫接受了议和条件，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非议和骂名了。

陈新甲非常清楚崇祯的想法，也遵照崇祯的意思对议和一事进行严格的保密，可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下人的失误会让整个事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原本，陈新甲准备将马绍愉带回的议和内容，连同皇太极的那封亲笔书信，以密折的形式呈报崇祯，可由于陈新甲着急上朝，并没有将其藏好，而是直接放在了桌子上。

这个时候，陈新甲府上的书办不知道这是要单独呈报给崇祯的密折，而是像往常一样，将其当做了兵部的军事塘报，直接交给了内阁之中，“秘密议和”之事也就这样摆在了台面之上，于是，顷刻之间朝野哗然，骂声一片，朝臣们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

陈新甲本以为他是按照崇祯皇帝的旨意进行议和，既然事情已然公开，便可就此征求朝臣的意见。可谁知，崇祯皇帝看到朝臣们对于议和一事是群情激愤，不仅一再否认是自己安排陈新甲前往秘密议和，并且还给陈新甲扣上了丧权辱国的罪名。

就这样，陈新甲被崇祯下令处死，而他也就此成为了崇祯皇帝的“替罪羊”。

和谈失败，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后的喘息之机。

在此之前，皇太极也就和谈答复给出了最后的期限，并给予了武力再战的威胁。

“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

果然，迟迟等不到崇祯答复的皇太极“如约”发兵，从而使得崇祯和整个大明王朝丧失了最后的喘息之机。

一方面，崇祯不得不继续面对“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自崇祯登基之初，各地农民起义便风起云涌，崇祯既要面对关外清军的不断南下，同时也要不断镇压国家内部的动荡，不仅是兵力损耗极为严重，国家财政更是早已崩溃。试想下，如果真的能和皇太极达成这份“澶渊之盟”，哪怕这份“和平”只是持续三两年的时间，那么崇祯也能够集中所有的力量来解决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农民起义军势力。

更为重要的是，皇太极提出的“金万两，银百万两”的议和条件，相较于每年数百近千万两的辽东军费，确实要少很多，对于崇祯来说也将极大的缓解财政上的负担。

如今，随着陈新甲被处死，崇祯拒绝议和，明清之间再起战端，不得不说崇祯使得整个大明王朝的面临更大的危局。

另一方面，崇祯的做法极大的伤害了君臣之间的感情。

在此之前，崇祯处死袁崇焕的时候，就已经引得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特别是以祖大寿等人为首的一众辽东将领，对崇祯是颇有微词。而如今，陈新甲与袁崇焕的遭遇如出一辙，这更加寒了所有大臣们的心，崇祯性格上的缺陷被再度放大，君臣之间是进一步的离心离德。

果然，当面对李自成大军不断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想要朝臣们提出南迁，而不让他自己背负“逃跑”的骂名，可有了袁崇焕、陈新甲的前车之鉴，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崇祯“君王死社稷”。尽管崇祯对此气愤不已，但却无可奈何，最终李自成包围了北京，不仅他自己没有跑出去，就连他的几位皇子也被李自成俘获，而这也使得之后建立南明政权从一开始就缺少“合法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