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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摞摞崭新的《疑难杂症讨论集》刚从印刷厂出炉,就被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全部买走了,一本不留。
全盘回购,不是因为书卖不出去,也不是自费出版式的自我营销,而是作者王振义希望把书赠送给需要的人。
所以,当新书一一敲上红章——“赠书”后,他才算满意。
《疑难杂症讨论集》第二册封面。
这本已出到第二册的《疑难杂症讨论集》,是王振义十多年来“开卷考试”的硕果,记录了他每周四去瑞金医院病房现场查房、解答疑难病例的治疗思路和学术思想。
但王振义认为,这并不是一本属于他的书。他要求书署名为“瑞金医院血液科”,也不收稿费、版权费。
“所以你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老师会把今年未来科学大奖的35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了吧?”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李军民说。
有医生感慨,王振义是医院的宝贝;有上海人评价,王振义是城市的脊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王振义是一位怀着赤子之心、一生献身科学的精神榜样。
王振义确立了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被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评委会称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的论文获得国际权威学术信息机构ISI引文经典奖,成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但他从未给自己发明的特效疗法申请任何专利。
他说:“我最喜欢别人叫我王医生。”
用“两个脑子”思考问题
今年过年时,王振义得到一个来自西藏的好消息。
去年底,一位24岁的藏族姑娘因乏力、气促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就诊,在该院血液科支援的瑞金医院血液科医生李啸扬考虑,这可能是某种血液病。
“以往这种病人在日喀则是没有办法的”,李啸扬说,“因为血液病的诊断需要检验科的辅助,而这里受人才、技术限制只能送上级医院,非常耽误病程。”
李啸扬在操作人工智能血涂片分析仪。
但这一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医院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血涂片分析仪。病人采血后,李啸扬便把外周血涂片放进机器,机器识别发现,外周血中发现很多异常的早幼粒细胞,“这对我们临床医生是很敏感的提示”。
外人并不知道的是,这台人工智能血涂片分析仪其实是由王振义最初提出设想的。
临床医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更漫长的,是培养出一个优秀的病理学专家。瑞金医院病理科有位著名教授叫熊树民,如今已70多岁。早几年前,王振义就在血液科发问:“如果熊老师退休了,我们血液科的病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把老专家们的诊断思路、经验,通过某种人工智能的方法留下来?”就是在他的要求下,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开始自己研发人工智能血涂片分析仪,并最终应用于临床。
事实上,这并不是王振义第一次走在科学的前沿。疫情期间,他还使用了远程会诊。
体验完后,他认真提出两点意见:第一,能不能实现听诊的实时传输?比如能否直接听到患者的心音、呼吸音;第二,能不能实现触诊?即远端的医生能直接感受接触患者的感觉,而不需要床旁医生转达。
李啸扬觉得,这位96岁的老爷子似乎比他们都更要与时俱进。
王振义70岁开始学电脑。别人觉得年纪这么大算了,他说:“做科研一定要去看最新的东西。”
他说:“我查房的过程,其实是在用两个脑子去思考问题。”一个是人脑,是他多年来的医学经验,另一个是电脑,用互联网上最新的知识、思想去解答临床上碰到的问题。
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新闻、文献,有些新名词说出来,学生都会发愣,“赶快去查一下王老师说的是什么。”
“有的文献,虽然我们也看了,但是看过就过了,而王老师似乎总比我们看得深远、直捣核心”,李啸扬总结,“这背后是一种发现问题的意识。”
用反向思维解决问题
发现了问题还不够,解决问题才是科研的目的。王振义说:“一生看好一种病是幸福的。”
熟悉王振义的人都知道,他常调侃自己的人生是“反”的。中秋前的这个周末,血液科邀请王振义回科室小聚。他坐下就说:“我今年96岁,但‘反’过来就是69岁。”
为什么说“反”?这与王振义的研究经历有关。
在血液科领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曾是白血病家族中最为凶险的一种,有的病人在抢救几小时后就死亡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有效治疗手段,让全球医生们备感挫败。
此后,美国人用13-顺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对个别患者有效,也发表了论文,但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而当时国内没有13-顺维甲酸,却有一种全反式的维甲酸,化学式完全相反。“人家那条路走不通,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试验之后,他走通了。
听上去,好像就是机会从天上掉下来了。但其实王振义在“诱导分化”治疗这条路上已经摸索了8年。最后的灵光一闪,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再钻研的基础之上。
王振义所谓的“反”,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向思维,其实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
最初,血液科这条路,是最冷门的。但王振义觉得,冷门反而说明这个领域需要人、需要发展。无人带路,他就自己看书、自己钻研。“我那时想,血液病嘛,就看看显微镜,应该不难。进去以后一看不得了,越钻越深,东西太多了。”
血液病研究有初步成果时,他们拿着结果去申报奖项,结果却远低于预期。王振义说:“不去管它,我们专心做我们的事情。”
任何的挫折、阻碍似乎都没能动摇王振义寻找真相的决心,最终他成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轰动了全世界。
病人是献身科学的意义
最近,王振义得到消息,那位藏族姑娘已经痊愈。但他还觉得不满足,他希望探讨背后更为普适的原理。
他提到,自己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研究过,缺氧条件之下肿瘤细胞转化是向好的一方面发展。而向援藏医生确认后,他得知西藏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确实低发。而且在缺氧条件下即使得了病,用药物治疗以后,也好得很快。
“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缺氧情况之下细胞就分化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再到研究机制、寻找真理,王振义对科学的追求永无止境。
而在献身科学的道路上,对王振义最大的鼓舞来自患者的肯定。他说:“那是我奋斗的意义和乐趣。”
王振义到现在还牵挂着那位第一个尝试使用全反式维甲酸的病人。
那是1986年,当时只有5岁的小病人被送进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经过一周化疗,仍然高烧不退,出现口鼻出血、血尿、肛周感染等危急情况。王振义的妻子、儿童医院血液科医生谢竞雄很焦急。王振义提议使用自己正在研究的药物。孩子父母也同意采用这种前所未有的疗法。
“她35岁时我们去看过她,她的父母亲讲起这个事情还是激动得不得了,说如果当年没有我们,他们的女儿就不会在这儿了。”王振义笑起来。
2015年,王振义还从美国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里附了一张两个孩子的照片。信上写道:“王教授,非常感谢您,您的药物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又有了两个孩子。在网上检索发现您来自中国上海的瑞金医院,特此写信感谢您的付出和贡献。”
每当讲起病人的事,王振义都会笑得如孩童。
事实上,王振义从没为他发明的疗法申请过任何一项专利。最初,作为院内制剂,这个救命“神药”仅售13粒30元,如今也仅为10粒290元,且纳入医保范围。同样规格,在美国售价为180美元(折合人民币1209元)。
他一生获奖无数,但几乎每一次奖金,他都将大部分捐出。1996年,他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00万元奖金中40万元捐给医院、40万元捐给学校、10万元捐给他所在血液学研究所;2011年,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奖金中450万元捐给医院,其余分别赠予参加全反式维甲酸研究的团队成员。
母校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校训,他把其中两条加黑加粗——“余于正当诊金之外,绝不接受不义之财。”
“我也要钱,但是钱够用了就好了。”王振义说。他更愿意花精力去思考如何更好地教学、如何更好培养学生上。
王振义破例签名。
去西藏前,李啸扬打算带5本《疑难杂症讨论集》给西藏当地的医生,王振义知道后破例签了名。
这正是他希望赠阅这些书的目的,让书作为载体,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地。
人物小传
王振义,男,1924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等职,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作为一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成功实现了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树立了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2011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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