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帝王陵墓和其他朝代有什么区别？ -

辽代是由契丹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体与中原五代与北宋时期相当，并长期与北宋政权并立。随着契丹与汉人的接触日益密切，尤其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政策出台后，辽代便开始了二元政治体制建设。辽代丧葬制度具体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兼具多样化与民族化的双重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陵寝，或称陵墓，是墓葬的一种，在中国古代专指帝王的墓葬。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的固定设施，称为“墓”。在中国考古学上，两者合称为“墓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物质层面的主要指陵园地面建筑、玄宫建筑以及神像生、碑刻等附属设施，精神层面的探讨，则应包括墓地选址规划、葬式、陵园布局和玄宫结构所折射出的思想观念等。只有将物质和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真实而客观地解读中国古代陵寝制度。

契丹自北魏末年出现在史书记载之中，就与中原汉人有着广泛的接触。耶律阿保机完成统一北方诸部的使命后，“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3。尤其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政策出台后，以中原王朝为取向的皇权与礼制建设就已广泛开始，陵寝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自辽末女真人对辽陵的盗掘与报复性破坏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辽代帝陵从未逃脱被盗扰的命运。辽代诸陵地面建筑现多已荡然无存，全面阐述辽代陵寝制度绝非易事，有待于后续工作的不断补充。

在与汉人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契丹皇帝受到了包括中原山陵文化在内的汉文化影响，在陵墓形制及丧葬礼俗等方面均可找到中原丧葬文化的特征与因素，但也有着诸多的创新之处。

辽代帝陵与奉陵邑

辽立国二百余年，共历九帝一王，死后分别葬在五处：太祖耶律阿保机葬祖陵，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葬怀陵，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和道宗耶律弘基葬庆陵，此三陵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依据文献记载，东丹人皇王耶律倍和其子世宗耶律兀欲葬显陵，天祚帝耶律延禧葬乾陵，目前考古工作仅知二陵位于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董家坟、龙岗村一带的山谷中，具体坐标不详。总体上说，辽代帝陵的考古工作十分薄弱，关于辽代陵寝制度的研究存在较大空间。

祖陵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 20 公里的哈达英格石房子林场的山谷中，是近年来诸陵中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

因为《辽史》记载简略，仅在《营卫志》中载“陵寝在祖州东南二十里”，因而宋元以来对于祖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确定祖陵的位置上。清代学者张穆、李慎儒等人经实地踏查，初步认定祖陵在“巴林境内”，为后来的考古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十世纪初，法国神父闵宣化依据清代学者的考证和《辽史》记载，较早对祖陵进行了实地调查，并用法文发表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由于作者没有受到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训练，因而只是概略地描述了他所调查过的辽代古迹，并且还有明显的漏误，无法根据他提供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他推断的某些结论，如断定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一华里的“波罗城”，就是辽代上京故城：“波罗城即为古之上京。盖一因其地有南北二城；二北城高于南城，北有敌楼，南无敌楼，与史志相符；三在二水汇流之处，又距祖州四十里也”，却是正确无误的。二战期间，三宅俊成等也曾考察过祖陵，认识没有超过闵宣化的记述。岛田正郎在论述祖州城时，对祖陵进行了论述。

20 世纪 60 年代，贾洲杰对祖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他对陵园门外的龟趺山、陵园内的重要遗存和山谷四周山岭上的石墙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他却将南岭建筑基址的位置当成了祖陵的正穴，显然是弄错了。

此外，项春松也曾论及祖陵，误将《胡峤陷北记》中葬太宗于怀陵的记载当成祭祀祖陵的资料8。而曹建华等学者依据调查资料，结合《辽史》记载对祖陵进行了大胆考证，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田广林等对辽代的帝陵进行了综合论述，文中引用多处关于辽陵的文献记载，局限是并无突破性进展，还误将怀陵的两座陪葬陵认为是太宗和穆宗的陵墓。

2003～200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祖陵陵园及其附近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依据出土翁仲、卧犬等石像生的位置,得出辽代祖陵神道位置呈东南向的结论,从而明确了辽祖陵的准确位置。此外,根据“南岭”西侧山脊上的石墙遗迹,考古专家提出祖陵陵园可分为主陵区和陪葬陵区的新认识。以此为基础，从 2007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祖陵考古队，对陵园内 1 号陪葬墓和陵外龟趺山太祖纪功碑楼基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08 年又对龟趺、陵区内殿遗址及陪葬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资料。

怀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岗岗庙北 6 华里的床金沟山谷中，发现于 1976年，范围包括了现今全部床金沟。

1976 年对怀陵进行的勘测和钻探，取得了一批新资料，可算是怀陵考古开创性的工作。1977 年对怀陵进行的调查，纠正了《辽史》怀陵与怀州方位上的记载错误。考古证明，怀陵陵址不在怀州南，而是在怀州东北约20 里即今床金沟东北的山谷中5。冯永谦于 1979 年曾去怀陵考古调查，他在床金沟口和陵寝前分别见有门址土墩和延伸于山上的土筑墙垣，在陵寝地点见到了建筑基址、砖、瓦和石柱础等6。1983 年，张松柏对怀陵进行了再次调查，取得了重要收获。在怀陵陵区内曾发掘过一些重要的陪葬墓，为确定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显陵和乾陵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目前较为薄弱，仅可依据文献记载，大致确定陵域范围。由于辽末契丹皇帝的诸陵墓被女真军队毁坏殆尽，具体位置尚不清楚，仅知在辽宁省北镇医巫闾山中，尚缺乏必要的勘测。辽显州遗址在今辽宁省北镇。考古工作者从北镇龙岗子附近山谷中发现的古建筑遗址、大件琉璃瓦等推测，辽显陵遗址可能即在北镇龙岗子附近。

辽代诸陵中考古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庆陵，是辽代考古研究尤其是陵寝制度研究的重要资料。庆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北约 10 余公里的山谷中。

1914 年，林西县知事以查勘林东垦垢名义秘密盗掘了庆陵。1920 年，法国闵宣化实地调查了庆陵，并论证了庆陵的位置1。1922 年，法国人凯文盗掘了永兴陵，发现了兴宗和仁懿皇后的哀册，震惊了学术界。1930 年，永庆陵和永福陵同时被盗，圣宗及其皇后的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均被掘出。同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调查了庆陵，对陵墓内的壁画进行了拍摄和记述3,并将小片壁画及庆州遗址出土文物运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等以“东亚考古学会内蒙古调查团”的名义，先后两次对庆陵进行实测和摄影，并对东陵壁画进行临摹，取得了一批重要资料。

1953 年出版的《庆陵》和 1977 出版的《庆陵的壁画》，是 20 世纪辽代帝陵考古最为详实、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97年 5 月在辽兴宗永兴陵西侧的陪葬墓中，出土了契丹小字《故太叔祖之哀册》及汉文《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各一合。经刘凤翥先生考释，知墓主为辽兴宗次子、道宗之弟耶律和鲁斡，汉名弘本，为研究庆陵陪葬墓情况提供了依据。1997-1998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祖陵、祖州城、庆陵及庆州城进行了航空摄影，并结集出版了《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一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采用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学研究方法对古代大型遗址进行勘察研究的报告，书中包含了辽陵全部原始资料中最有代表性和最重要的照片资料，为更深入研究辽陵及奉陵邑提供了重要的、直观的图像资料。

总之，在准确定位辽代诸陵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对于辽代帝陵的考古学研究，除显陵与乾陵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较为薄弱甚至是空白以外，其余三陵尤其是庆陵和祖陵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比如祖陵神道位置的确定以及陵区重要建筑遗迹的发掘等，对于弄清辽代陵寝制度不无裨益。而且，随着田野考古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科技考古手段不断介入，关于辽代帝陵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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