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学派争夺民气、重农抑商社会经济思惟 -

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根据这段记载，韩非子以前就存在着记载商鞅、管仲思想的文献，也就证明了管仲学派在先秦时代也是重要的学术流派

齐桓公、管仲是政治家、实践家，是社会变革的直接设计者和参与者，所以他们思想也是他们实践经验的总结。管仲学派是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在总结齐国社会变革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天子威权下降。为了填补由于周室微而导致的权力真空，诸侯国进入了称雄争霸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各国致力于耕战，谋求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管仲的变革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这一需要。

较先进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农业生产与农民是国家最富贵的财富，是国家谋求强大的根本。在《管子》书，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君臣之间的一段对话，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才是国家的根本呢？”管仲回答说：“齐国的百姓才是陛下的根本呀。”

为什么管仲说齐国百姓是桓公的根本呢？因为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军队的来源，所以也就是谋求国家富裕和强大的根本。在以民为本的认识的前提下，君王治理天下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民心拥护。如何才能争取到民心拥护呢？只有君王推行顺应民心的政策。

什么样的政策顺应民心呢？这就是要推行管仲“以予为取”的政策。意思是说君主发布政令一定要符合人民心愿，满足人民的需要，使百姓富足。《治国》篇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古人认为，富民的根本在于农业，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实现国富兵强。《治国》篇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这里所讲的末作、奇巧是指商业，古人认为商业害农，不利于农业生产，所以一贯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顺应民心，满足民意，逸乐之、富贵之、存安之、生育之，民得其所欲就能亲君上，听君上，然后就容易治理了。“民戴上如日月，新君如父母”，这时就可以对民有所取了。例如，收赋税，征兵役等等。这就是“以予为取”的政治策略。

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认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个别地好像愚笨，但人民大众合在一起就是力量最强大，最聪明的。只有顺应民心，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获得群众的真心拥护，就拥有了最强大的力量和智慧。

人民群众不仅最强大、最智慧，而且观察最细致，判断最公正，君王只有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将天下治理好。“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掌握了群众，掌握了民心，才能掌握全天下的人力和物力，国家才能富强。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致力于农耕，是进行争霸战争重要基础。

参考资料：《任继愈谈先秦诸子与哲学》 任继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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