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清官尤可恨” -

本文转自：三上文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包青天》轰动一时，成为划时代的经典。前一段时间重温，除了再次觉得展昭很帅、包拯很黑之外，还解开了自己的一个“世纪困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铁面无私编中间”是什么意思，这次特意看了片头曲字幕，原来是“铁面无私辨忠奸”。

开封府“铁三角”

在这部剧里，孰忠孰奸，作曲者早心有所属，就连年纪尚小如我者也能分辨得清清楚楚。包拯，那位脸黑如炭、爱民如子、忠于君上、被老百姓爱称为“青天大老爷”的自然是忠臣的典型代表。

类似忠臣在中国历史上尚有不少，除了“忠”之外，他们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清”，也即清正、清明、清廉。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相比，他们恪守道德，甘于清贫，对自己、对属下、对家人的严格近乎刻薄。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几乎人尽皆知的海瑞了。据说，海瑞的母亲过生日，这位孝子也仅仅买了两斤牛肉打牙祭，平时更是简朴的不得了，菜自己种，肉干脆不吃。以至于总督胡宗宪听到这个消息，狠狠地八卦了一下：“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亲过生日，买了两斤牛肉。”

明朝弘治年间，曾做到过陕西三边总督的秦纮也是位大清官，据说他“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堂堂三边总督，省部级高官，竟然食不果腹，今人看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成化年间他得罪了明宗室庆成王，被诬陷下狱，朝廷下令抄没家产，结果发现这位巡抚大人几乎是家徒四壁。奉令抄家的太监尚亨受到感动，把抄到的几件破衣上呈皇帝，明宪宗也叹息道：“贫一至此耶？”秦死后，权阉刘瑾恨他生前耿直，借端追论其罪，再次对他家进行抄没，结果又是“籍其家，无所得”！

在权力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步，大多数同僚都在以权谋私，自己也有机会以权谋私的时候，包拯、海瑞、秦纮等却能甘贫乐道，在任上，还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包拯“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说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非法行为”。正德年间的宰相杨廷和则评论秦纮说，“历官五十余年，屡遭挫衄，许国之心，老而弥笃。尽心民事，所在咸有惠泽”。这样的官吏，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少见，也因此，他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断高大完美，进而成神。

谈迁说秦纮“刚直嫉恶，通籍五十余年，屡挫不屈，惠泽及民，始终全节，称一代完人”。而包拯和海瑞则更甚，海瑞死后，“今江南郡邑相传公已为神” ，不少地方建有纪念祠堂，海瑞化为城隍爷的神话也广为传布。如今的广州城隍庙中，海瑞即是三位城隍爷之一。包拯则成了阴间东岳大帝属下专掌善恶因果报应的机构“速报司”的司主，《续夷坚志》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被劫掠的女子颇有姿色，娼家欲高价买之，女子誓死不从，但奈何主家贪财。有一巫女对人说：“我能救此女子脱险，嫁与良人。”于是来到主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态。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出，大骂之。主人俯伏请罪，问何处触犯尊神。巫女大骂：“我速报司也！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灭汝门矣！”主者百拜谢罪，不几日便将该女子嫁掉了。

为何清官的形象一再拔高，乃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此，学者王子今有专门论述，在《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一书中，他说，“清官的形象，凝聚着民众对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为自己生存希望的象征，于是终于幻化为民间信仰中的高大的神”。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

王子今进而解释道，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但是，把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清官的政行上，自己不再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则又为数千年暴君与酷吏的横行提供了条件，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民众的政治力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跳出“政治层面”，从“人的层面”看清官迷信时，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官迷信的基础是人格的自我压抑，它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自在且自为的“人”的品格的自我毁弃。

百姓总是深怀对清官的幻想，幻想破灭后就再幻想职位更高、权力更大的官僚为清官。然而，现实却不以志怪小说为脚本，神话也只能是神话。数千年来对“清官”的尊崇久盛不衰，本身就说明了“清官”的稀缺，以及“清官神话”的虚妄。因为：首先，清官在帝制政体之下绝对无力扭转专横腐恶的大趋势。毕竟，与赃官、昏官相比，清官不过千万分之一，其力量并不足以在黑暗政治中投射光明。而且，官吏贪污的风气，已是“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

对此，学者吴思也有过论述，在《潜规则》中专有“贪官的故事”一节，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贪污风气形成的原因，并由此解释了清官何以“制度性无力”，乃至“制度性消失” 。

其次，清官作为古代官吏道德行为的典范，会更自觉更忠实地维护封建政治体制，绝不可能超越帝制法统给予民众更多的政治权利。清官在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秩序更可靠的支柱，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成为民众更为坚定的对立力量。

故而，清官往往又跟酷吏联系在一起。《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和刚弼，即是“清官+酷吏”的典型。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但他其实是因急于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的刽子手。在他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战笼便战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借此，刘鄂直斥清官误国、害民，“清官尤可恨”：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无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自所见，不知凡几矣。

最后，书中指出，所谓“清官”的许多事迹难免有虚美增饰的成分，因为人们对清官的热切渴望，使得传说中清官的事迹经过了一次次理想的加工与炮制。在狂热崇拜的情感的作用下，人们还往往只是片面地夸大其“清正”的一面，对于其迎附世风，与官场鬼蜮相共的黑暗的一面，甚至视而不见。

以包拯为例，从宋元开始到明清之际，包公断案题材的传奇小说就有数十种，各类的包公戏更是数不胜数。文章开头提到的93版《包青天》便是以《三侠五义》里的包拯为原型，结合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讲述了包拯断案的41个单元故事。而《宋史·包拯传》中，仅记载包拯断有“牛舌案”一件案子。

除了清官迷信，《权力的黑光》还分析了政治万能迷信、天命迷信、君主迷信、长官迷信、先祖迷信、圣贤迷信、长老迷信、功臣迷信、谶纬迷信等，全方位反思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并探讨了政治迷信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灰黯的色调，政治意识何以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主体。它是一本严肃、凝重的学术著作，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对它“望而却步”，因为它所探讨的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正如卢梭在《忏悔录》中说的：“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中国种种传统政治迷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权力的崇拜。要推进政治进步，必须清理千百年来政治迷信的根基，洗刷其残迹，摆脱“宰猪场式的政治”，“使人成其为人”。

政治万能迷信：政治万能迷信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个社会人都由“自然人”沦为“政治人”。

天命迷信：天命迷信导致政治权力自检、自制机能严重弱化，社会下层则日益形成缄默隐忍的政治态度，对于罪恶的暴政，消极地等待着“天谴”与“天罚”。

君主迷信：帝王并不仅仅是具有超人的德与能，而主要是因其与天地日月的特殊关系而成为“神性权威”。

长官迷信：下级对上级“功”“德”“仁”“贤”的迷信，导致盲目服从的心理，进而保证了专制主义权力机构的稳固性。

先祖迷信：先祖迷信往往使旧有制度长期保持着对行政政策的规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政治进步迟缓。

圣贤迷信：“圣贤”观念对于政治权力的维护作用，是中国政治实现所谓“超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老迷信：老年政治可以保证对于传统的全面继承，但也容易导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态。

功臣迷信：功臣政治是以盲目“敬重功勋”的政治迷信为观念背景的，而中国古代的功臣崇拜与功臣政治，常常表现为军功崇拜与暴力政治。

清官迷信：清官迷信是民众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现，意味着自卑自弱意识的强化，以及对合理政治权利的自我放弃。

谶纬迷信：谶纬之隐秘，为皇权的合法性和帝制的法统提供了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理论依据，有时也成为下层群众反抗现世皇权的思想武器。

《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

王子今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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