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欠武汉一个报歉 -

或许有人在想，难道不是武汉吗？

这还真不一定。

科学家们仍在对病毒溯源，结论或许出人意料。

11月28日，德国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99.5%的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北部——不是武汉。

换言之，目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本质上（意大利北部）那里才是起点，全球大流行的起点并不在武汉。”凯库勒说。

亚历山大·凯库勒在接受德国ZDF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全球大流行的起点并不在武汉

这个说法看似惊人，但他不是信口开河。

早在11月11日，意大利一份研究报告揭示，在去年的9月份，意大利就出现了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

这是因为，在对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区域的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时，去年9月的一批血液检测结果为阳性。该研究发表在科学期刊《肿瘤杂志》上。

意大利的这份研究，反映出武汉的冤情。

3月17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务卿蓬佩奥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Wuhan virus）”

在最早，新冠病毒被叫做“武汉病毒”。这就好像是，在案件还没调查清楚前，一个人就被看作了“嫌犯”，更甚至，在舆论上已把他列为罪人。

好在，科学家们没有放弃追查真相。

一、“祸因”意大利？

意大利的这一次溯源研究，有它开展的理由。时间回到今年2月，意大利在最初就有“1号病人”之谜。

据媒体报道，意大利的第一个确诊患者，是在2020年1月30日从中国过去的游客。接着，2月20日，意大利出现第一例本土患者，他没有旅行史，也没有病患接触史。

颇为奇怪的是，在出现输入型病例后第二天（1月31日），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就下令暂停了中意航班，也就是说，意大利是欧盟中第一个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

出现本土病例后的第二天，2月22日晚，意大利政府又下令“封锁”了包括伦巴第、威尼托等11个城市，限制5万人的出入。在这时，意大利的防疫政策不可谓不积极。

但这没有遏制住疫情蔓延，甚至也没有减缓它的趋势。意大利确诊人数迅速上升，一周后就达到530例，两周后达到5830例。

要传染这么多的人，势必有一个“超级传播者”。

那他又是谁呢？

“1号病人”找不到，疫情蔓延又如此之快，是意大利至今难解的谜。

因此，意大利国家肿瘤研究所 Gabriella Sozzi 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提出疑问，新冠病毒是否早就在意大利存在？

于是，该团队开始了对新冠的溯源研究。

到今年11月11日，《肿瘤杂志》刊出研究报告。论文载明，研究团队获取了意大利959名无症状个体的血清，采集的时间是从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对于血清，团队进行了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11月11日，《肿瘤杂志》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意大利去年9月份就出现了SARS-CoV2受体结合区域特异性抗体呈阳性的人群

抗体检测，也就是血清学检测。人体在感染新冠病毒后，1-3天内因免疫系统起作用，会产生IgM抗体，2-3周后，会产生IgG抗体。

研究的结果令人意外。论文载明，在整个被调查的血清样本中，有111份呈新冠病毒抗体阳性（IgG/IgM），约占检测个体的11.6%。

其中，2019年9月到10月采集的血清样本中，出现了50份阳性血清——这就把新冠病毒可能出现的时间，推到了更早。

论文显示，最早的阳性血清呈IgM阳性，是在2019年9月3日、采集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地区。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111份阳性血清中，有6份具有中和新冠病毒的功能。

我们知道，“中和抗体”是特异性抗体，不是感染者就不能产生。那就意味着，意大利的疫情源头，现有证据显示它另有出处。

二、另一个可能

虽然有了这份研究报告，但结论还不一定。该研究引起了世卫组织的重视，11月16日，世卫组织表示，将联系论文作者讨论和安排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和抗体”的验证。

但要知道，病毒的源头溯及，本就不是很快能够做完的事。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例。

“非典”是在2002年冬天爆发的，过程中一度传言，称病毒的来源是果子狸。随后，果子狸遭到了大规模捕杀，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它只是中间宿主。

真正的“罪魁祸首”——中华菊头蝠——在它被最终追查到时，已经是2013年。疫情过去10年了。

资料图片：中华菊头蝠

还需注意的是，虽然它叫“中华菊头蝠”，但这不意味着“非典”起源于中华。此类蝙蝠在中国有，但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有。

真正的“零号病人”在哪里？至今是谜。

科学的病毒溯源工作讲求严谨，所以，截至目前，新冠病毒的起源地仍未确定。我们不能在冤枉了武汉过后，又继续冤枉意大利。

但是，意大利团队的这份研究，可以给疫情的传播以新的启发。

11月18日，德国的病毒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接受德国ZDF电视台采访时就谈到，目前在全球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有99.5%的比例是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北部地区的。

亚历山大·凯库勒在接受德国ZDF电视台采访时谈到，目前在全球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绝大部分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北部地区

这就是说，对病毒的传播路径，现在的“疫情地图”或许错了。

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从意大利出发的，而不是中国武汉。凯库勒表示，追踪的“锚点”是病原体的一个特定突变，这在业内被称为“G突变体”。它会导致，病毒具有更低的伤害能力，但同时具有更高的传染能力。

不过，由于对“中和抗体”的验证还没落实，意大利团队的研究结论尚未确定。所以在这里，可以把凯库勒的观点当作事实的“另一种可能”。

科学研究中，假设并非没有意义。

从凯库勒的观点出发，可以解释许多难题。比如说，为什么在疫情初发时，各地的新冠病毒传染性如此不同？为什么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中，无症状患者与确诊患者的比例如此不同？

从凯库勒的观点看，大流行的源头不止一处，那么流行的毒株也就不同。他表示，意大利北部的毒株传染性更强，但致病性较弱。那么，各地疫情的不同是源于不同的毒株性质，上述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此外，凯库勒的观点还能解释，为什么欧洲的“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日增的确诊患者在十万以上，但是，“重症现象”却明显减少？

意大利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奇迹广场进行消毒工作

同样的理由，这是由于毒株的不同。而在中国疫情早期，毒株显示出较强的致病性，但它的传播已经在中国被掐断了。

当然，对新冠的溯源与追踪还没有结束，以上只是基于凯库勒观点的延伸。最终尘埃的落定，还需科学界进一步研究。

三、“欠一个道歉”

仍需强调的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尚不确定：既没有确定在武汉，也没有确定在意大利——或许还有其它出处。

而武汉，在疫情的未知数最多的时候，却被扣上了“发源地”的帽子。这无疑是冤屈的。

今年2月份，“阴谋论”最盛行时，诸多传言未经验证，称病毒源于野味食客。接着，又有传言称，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露。

传言绘声绘色，将武汉描述为新冠病毒的“窝”。直到3月18日，钟南山站出来维护常识，他表示：“病毒源头和疫情发生地，不一定是一回事”，意即病毒源头不一定在武汉。

但另一边，“扣帽”的风气依然盛行。特朗普在推特发言，将新冠病毒叫做“武汉病毒”。他还公开宣称，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石正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就这么被卷入风暴中心。

当时的传言声称，新冠病毒的出现，与石正丽多年前对蝙蝠病毒的研究有关，并质疑石正丽团队一手制造了新冠病毒，又由于泄露造成了疫情。

传言对石正丽的伤害，只有她自己知道了，但她隐忍了大半年。

7月24日，石正丽正式对外澄清，她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发生之前，他们从未接触或研究过这种病毒，也不知道该病毒存在。她也否认了“零号病人”在她实验室里的传言，石正丽表示，自己团队的成员，在做过检测后全是阴性。

《科学》杂志的网站刊登了对石正丽的采访。她表示：“特朗普欠我们一个道歉。”

“特朗普的说法危害并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他欠我们一个道歉”。接受采访时，石正丽对《科学》表示。

石正丽是如此，武汉这座城市，又何尝不是呢？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李倩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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