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龙舒郡本《王文公函集》再现三卷将表态永乐2020年首拍预展_头条

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卷十八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年。这位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其政治改革、学术思想、文学作品，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至今影响未歇。尽管生前著作等身，但王安石却未曾亲自编纂自己的诗文作品。自1086年去世后，其门生、长孙、曾孙等先后数次编撰其遗文。后世于此，更是频频翻刻，流传至今，版本繁多。但其中最有意味的，则莫过于现今藏于上海博物馆中的南宋龙舒郡刻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残本72卷。

专家欣赏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

近日，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最新现世三卷，引发学界关注。2020年11月22日，文宗重光——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学术研讨会在永乐文化举办。当天，数位业内专家学者齐聚研讨会现场，仔细检阅了最新现世的三卷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就王安石文集在历代的刊刻、流传、存佚情况，南宋初期的礼仪文化、政治文明和职官制度以及宋代实物文献等方面展开讨论。

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再现三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安石研究专家刘成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刘成国著有《王安石年谱长编》，据他介绍，“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完整保存了宋版的原貌。”“龙舒本”原书标目为《王文公文集》，是宋代安徽舒州(今安徽潜山)的官刻本，收录王安石诗文2281篇，全帙100卷，欧体字，除十数卷外，纸背全为宋人书简手劄。在南宋之后迄无翻刻，入元后一直罕见著录。直至清光绪年间，宋龙舒郡本方现残帙。

自清光绪年间现身直至民国时期的记录，《王文公文集》在中国境内仅存76卷。如今，除了藏于上海博物馆的72卷，其余四卷一直下落不明。

中国唐史学会原副会长、河北省历史学会原会长、河北社科院原副院长、《宋人佚简》研究专家孙继民

孙继民是国内对《宋人佚简》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第一人，经他鉴定，“此次现世的是卷17、卷18、卷20，补上了过往缺失的三卷。新现三卷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与上海博物馆所藏72卷的内容风格一致，为研究王安石及宋代历史、补充史料阙失，提供了重要文献。”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柳向春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从藏印的角度指出：“首先，17卷的卷端有两方刘氏藏印，印文的内容和位置与上海博物馆现存的藏品是一致的。其次，此卷左下角有一残缺的半方印，与《宋人佚简》‘商’印的位置吻合。”

何为公文纸印本？

南宋初期由于纸张短缺，二次利用旧公文纸张或私人信件刻印诗文蔚然成风，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古籍版本的特殊形态——公文纸背文献，也被专指是，宋元明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包括私人书启等写本）纸背印刷或抄写的古籍。

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背后《宋人佚简》局部

龙舒本《王文公文集》便是印于宋人书简及公牍之上。上世纪80年代，书法及古代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建议将文集的背后影印，遂成巨册《宋人佚简》。曾经拍出2亿天价的曾巩《局事帖》，背面正是《三国志》刻本，二次利用纸张的情况与此次现身的《王文公文集》相似，当年更是以《宋人佚简》为印证。永乐拍卖业务副总经理尚颢如此概括两者的紧密关系：“提及《局事帖》，就不能不说《宋人佚简》。”

永乐拍卖业务副总经理尚颢

《宋人佚简》为向汮与八位同僚们之间往来的信札与公文，分别是：周彦、权安节、吴巘、汪舜举、钟世明、张临、尹机、雷豫，对于宋代职官制度研究是上等的史料。新现的三卷56页《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中，涵盖宋人手札38通49页、酒物帐3页，共计52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张剑研究宋代文学已久，他认为，“官方公函和私函能够形成一种互动，正是发现这批公文纸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宋史研究专家顾宏义

顾宏义是国内著名的古籍文献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古典文献学，他特别指出：“卷十七第9页跟第10页就是一封公札，是一条‘拼’的内容。下属跟上司说：我这个事处理的不好，请求你原谅。‘拼’对相关制度、官场文明、士大夫交游研究会带来很大帮助，因为现在往往书信只保存主干部分，抬头和下面都没有，但其实这里面非常讲究。”

新现的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

《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拼凑王安石文集和宋代整体文明面貌的关键线索

对于此次新现的三卷《王文公文集》来源，学术界与收藏界颇为关注。因为按照已有的研究，现存上海博物馆的72卷《王文公文集》保存完好，流传有序，颇为传奇。

原藏清內阁大库，光绪年间为宝应刘启瑞氏所得，藏之于“食旧德斋”。1931年前后，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多次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反复商讨刘启瑞食旧德斋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合印出版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刘启瑞将其藏书卖出，先后转入南浔、南通等地藏书家手中，合印之事随之搁置，直到1962年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得以实现。

永乐文化创始人赵旭

1960年代初《王文公文集》现身在香港书店，目录版本、文物鉴别学家徐森玉和国家古代书画“五人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委托旅居香港的书画收藏大家王南屏购回。根据柳向春的看法，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宋龙舒郡斋刻本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所遗失，根据傅增湘之子傅忠谟给中华书局的回复，说”少了一册“，或是跟目前新现的三卷有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张剑

在张剑看来，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的本身价值，加上《宋人佚简》承载宋人墨迹的文献价值，“不仅仅是简单的价值相加，而是复合型的意义。”如今重现的三卷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成为拼凑出王安石文集和宋代整体文明面貌的关键线索，不但具有巨大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可以深化对王安石著作的相关研究，佐证《王文公文集》的刊印史，更是研究宋代书札、公务交往及历史人物的第一手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