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何将演员吴彦祖打造成“悍匪” ｜口角文娱对话《除暴》导演＆编剧刘浩良 -

“很明显，匪会更有看点；而警察形象有很多方面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要怎么去表现，这对于演员反而是很大的挑战。”

刘浩良相信的是，演技好的演员，能演那么多警察，就一定还有货——事实上，王千源也主动给刘浩良发信息说：我还有很多方法的，你可以试验我一下。

而对吴彦祖，刘浩良的沟通就是一条，不要“演”坏人，“不要港片坏人的感觉”。

作者：蓝二

编辑：王子之

版式：王威

导演、编剧刘浩良（左）与吴彦祖在拍摄现场

国产犯罪片不紧张，香港警匪片太夸张，中间到底是什么？

这是监制韩三平抛出的命题，也是导演刘浩良在《除暴》中最大的功课。

于是，“找平衡”成了同时身兼编剧的刘浩良在此次创作中，时时处处的思考逻辑。

取材于上世纪90年代国内真实案件，采用了经典的双男主对立结构，在“警”与“匪”的视角与主动权的转移之中做激烈对抗。

观众对影片的第一反馈普遍是：年代感落得非常实，吴彦祖的悍匪形象太厉害。

这种“实”，基础是成熟制作团队通过大量繁琐细微工作实现的真实还原，更重要的则是在商业类型片表达的同时，能令观众相信这是在那个年代内地发生的事。从这种反馈看来，《除暴》确实落在了“中间”这个地带上。

而关于吴彦祖这个“悍匪”是怎么炼成的，刘浩良说的却是他塑造警匪两个人物的核心。

“匪是最懂警察的匪，警察是最懂匪的警察。不在于吴彦祖怎么演这个悍匪，而在于两位演员，他们都是既能演匪，也能演警。就是要让他们反过来也很合理，才能诠释我的这个人物标准。”

双男主对立，是“用好两位演员最合理的方式”

刘浩良称自己是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忠实观众，日常“眼馋”其从社会中来的、真实丰富的可创作题材。

因此当监制韩三平与制片人梁琳探讨是否要做一个90年代警匪题材时，刘浩良马上来了兴趣。

“我个人性格，对于没做过的事情都很兴奋”，立马花了一个月时间，将能找到的那个年代内地重案的资料、纪录片都搜罗细看了一遍。

“那些纪实的力量非常厉害，比如关于一个重犯，从他犯案现场情况、警察怎么救人、群众的混乱状态，到将他抓到警局、怎么审他，一直到枪决之前他最后讲的一段话，都非常翔实，充满细节。”

纪录片带来的震撼，令刘浩良确信这个题材是值得拍的。他暂时搁置了手头上已经有的两三个剧本，将这个项目优先做了起来。

刘浩良先写的第一个故事梗概与如今的《除暴》大相径庭，不过听起来也很有感觉。

根据他对国内刑侦的了解，1995年左右出现指纹识别技术，2000年左右才有DNA检验手段，但内地对于弹痕的研究是很早也比较成熟的，于是他的第一个创意即脱胎于此事实之上，讲的是在北方有一个很爱枪的匪，杀害警察并拿了警察的枪去抢劫，而另一方面，一位同样精通枪支的老刑警则去抓捕他。两个很痴迷枪的人，正邪对决。

放弃则是因为经验老练的韩三平监制彼时点出了其中的一些敏感性，于是刘浩良依然回归了自己比较偏爱也最熟悉的故事结构，兄弟团伙跨地域流动抢劫犯案。

而作为故事核心结构的双男主视角设定，最初即构思好，即便梗概变化以及剧本多轮的创作过程中也一直没有变动过，尤其当找到吴彦祖和王千源来出演，这种结构更是用好这两位同样重磅演员最合理的处理方法。“大部分警匪片，都是匪先出场警后出场的叙事，这是一种成熟手法，所以也一直有在想应该怎么做创新。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到很厉害了，让警匪一起出场了。”刘浩良开玩笑地说。

前后两个版本的故事，虽然具体内容不一样，事实上却覆盖了同样的核心，都把握住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治安中的关键问题，以及公安系统极尽努力的方向。

对于这一主题的不断加强，可能也正是这部影片在近几个月改名的原因。相比其原用名《限期破案》可能给出的是偏于传统的紧迫氛围，现用名《除暴》则更传达出的是一种重拳力度，及其背后的社会性。

坏人和警察，都不能演“过”了

“人们也问我，为什么王千源吴彦祖不是反过来演匪和警？他们当然怎么演都可以！”

刘浩良说，当年跟尔冬升导演拍《枪王之王》时也是一样，古天乐和吴彦祖谁警谁匪，公司内部投票了很多次，因为怎么组合都可以，怎么组合也都合理。

前辈游乃海看完《除暴》剧本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你这个贼要很帅——尽管如此，在剧本阶段刘浩良却并没有带着这类标准，或者以某演员为“缪斯”去塑造角色。

对于他来说，创作两个主要人物时只有一个核心标准，“匪是最懂警察的匪，警察是最懂匪的警察”。

从这个角度来说，警匪“全行”，又是在内地感和商业性上都能立得住的核心演员，名单其实是显见的。

有意思的是，当刘浩良与制片人梁琳为了影片中警匪两个团队的众多角色在北京见演员时，他的最后一个问题都是问对方，你是想演警察还是匪？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想演匪。

“很明显，匪会更有看点，大家都知道。而警察形象相对板正，有很多方面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警察你要怎么去表现，这对于演员反而是很大的挑战。”

刘浩良相信的是，演技好的演员，能演那么多警察，就一定还有货——而事实上，就在第一次跟王千源沟通之后，后者就主动给刘浩良发信息说：我还有很多方法的，你可以试验我一下。

刘浩良跟吴彦祖的核心沟通则是，不要“演”坏人，没有坏人觉得自己是坏人。吴彦祖快速通透地掌握了自己的人物，拍摄现场导演唯一帮助观察和调整的就是，“不要演过了，不要出来港片那种坏人的感觉”。

值得欣慰的加分点是，尽管吴彦祖是海外背景，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恰在内地习武数年，对于彼时情况完全不陌生，这也更加深了他自己对人物的把握。

刘浩良的现场执导，有两大个人特色。一，不向演员传达要什么效果，只讲清楚这场戏会发生什么，前戏接的是什么，希望演员自己将人物自然感受生发出来。二，不让演员看监视器，希望演员不要太关注自己的“表现”，只沉浸在角色和故事中，“观察让我来”。

演员们的现场表演往往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前几条最好，一种则是多演几遍、越演越棒。在刘浩良的感受中，吴彦祖和春夏属于后者，因此拍他们的戏份时，往往先拍几条剪辑素材，后几条再拍正面，到了第六七条基本就会是最佳状态。

基本上所有戏份吴彦祖的把握都会非常精准，而让刘浩良留下特别印象的则是他所饰演的“张隼”最后枪决的戏份。刚开始，吴彦祖的选择仍是港片“末路枭雄”式的表达，但这样演下来不仅导演觉得不对，他自己也觉得有问题。

“我们就帮助他找心态，告诉他犯人会遇到的实际情况，比如罪犯并不是一抓到就枪决，中间其实经过了两百多天的时间，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可能会一直受到审讯，可能一直见不到家人。最后他自己找到了那个恐惧的状态。”

“输，也要有样”，是片中这位“枭雄”悍匪奉为圭臬的狂放之言，而最终吴彦祖没有让他做到，让他“没有了样”，这也是刘浩良在找的真实、非港片状态的细节之一。

王千源则是兼有两种表演状态，既可以快速进入状态有很好的表现，同时导演一直拍，他也能一直给出新东西。甚至，导演会因为他的新东西，而适当调整剧本。

“因为我没要求效果，刚开始我觉得王千源演得太平静了，后来我反而觉得他这样是对的，警察抓匪徒长达几年，不可能一直情绪激烈，反而只有冷静才能坚持下去，咬住不放。所以我们也适当调整了一些戏，比如他跟女警说，着急救不了人、破不了案。”

但无论哪种表演状态，两位演员同样的敬业状态，令刘浩良赞叹。比如，拍很多戏份的时候他会刻意先拍匪再拍警察，单独拍匪徒时，王千源经常会跟在现场看着，匪徒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去顺着整个过程感受。

而被观众开玩笑列为“大看点”的浴室戏，招式要打得真实，但在这个空间里不能出太多花样招式，围着浴巾的二人也无法用腿、用摔，动作组光给导演看到的动作设计就有18个版本。二人多番真打之后，刘浩良问动作演员出身的吴彦祖感受，吴彦祖说，还可以再多打几遍。

影片外创作，影片内擒匪，都要“咬死不放”

对于《除暴》的创作，刘浩良和团队最重要的努力方向，是做一部好看的商业类型片的同时，这个故事能让观众相信是会在内地、在他们身边发生的。

这一方面是要对年代的真实、公安办案的真实进行最大的还原，另一方面又总需要于方方面面做适当的平衡取舍。

在还原年代感上，他们遵循的是“简单化的原则”，刘浩良跟团队说，就当一部“古装片”来拍——所谓“古装片”，就是虽然大家都没有在那个年代环境下生活过，但是通过资料的使用和充分的调研，肯定可以做出来。

最大的难度永远存在于细节。

比如影片中除了光头形象和短发老刑警外，主要演员包括群众演员戴的都是假发，以致于剧组有一间屋子专门放置假发，另有两三位专门负责假发管理的服化道人员——这样大费周章的原因是，剧组发现90年代人只用洗发水不用护发素，因此普遍头发都比较干厚。

又如，旁人很难想象的是，那场“浴室戏”的制作和拍摄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用到了大量的特效。剧组对于这个场景做了真、假两套的搭景，文戏在真浴室拍，武戏在用了能够保护演员的特殊胶体材料的“假”浴室拍，而特效就要负责对“假”浴室的质感进行非常细节化的处理，让观众看不出来。

作为涉及专业领域的影片，对于专业细节的还原是最难也最费工夫的内容，比如当时内地没有很标准的查案方法和流程，这一块就成为剧本中最难写的部分之一。

“我以为警察拿着对讲机会有一个统一的对话话术，但其实没有。只有一个绝对，就是绝对不会讲‘收到’，因为‘收到’是现在的话。”

包括持枪姿势、走路习惯等等，都要根据当时的状态对演员进行训练，但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也一直要留心演员的下意识行为。

“可能很多东西观众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我们做了很多资料搜集，请教了很多专家、老公安，包括我们的一位编剧的爸爸是公安，我们都去了解很多。”

而与还原真实所需要的尊重事实、不畏繁琐、耐心周密不同，在真实与商业间做平衡，则没有标准可循，只能不断把握，做出取舍。其难点在于，这种取舍可能是时时提醒自己放弃习惯的当代操作，有时候又甚至是会反过来对真实做一些放弃。

一个典型例子是，匪徒抢劫时会戴面罩，如果按照过去真实还原，就是套丝袜，但用在片中肯定不好看，“而且吴彦祖套丝袜，那就是综艺节目啊，能看吗，不能看”。如果往另一个极端，讲求最好的商业性，就如美国的《惊爆点》（Point Break），匪徒戴的是历任美国总统形象的头套，很好看，但这就是典型的类型娱乐片了。

另一个典型例子，过去年代很多家长会带着小孩去上班，公安局也是如此，但这个细节如果还原，则可能与现在很多年轻观众的普通认知有很大的冲突，他们不会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真实的细节就需要调整、隐去。

“整部戏，所有表演、服装、造型，都要这样去想。”

在与摄影师沟通时，刘浩良的要求就会是摄影机与人物、与案发现场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旁观”距离，在这个观看距离下，观众会觉得这件事情在身边发生，但是又是安全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所有枪战都没有特写，我当然知道这个在震撼感上会减弱；我当时也知道警察牺牲时如何煽情，但在这部影片中不合适这么做，这就是选择。”

可以说，《除暴》是一个对于创作者来说非常“费脑”的工程，他们需要始终去想、去留意，还有哪儿不对，哪儿“过”了。

这时的刘浩良老是能想起以前跟着尔冬升导演、游乃海导演拍摄，连续三个月每晚都在讨论剧本的事，这些前辈始终挂在嘴边的是“我们还没想够”。他从中领悟到的是，技巧真的不是最重要，心态最重要，“就是要一直想、一直做”。

这样的态度，被他完整地映射到了影片的创作中。

在《除暴》中，王千源的警察“钟诚”，信奉的唯一准则也是：

“对警察而言，技术、灵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坚持，是咬死不放。”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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