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点丨防止疫情反弹语境下公家介入科学的路径立异 -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我国率先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的局面，但与此同时，无症状感染以及秋冬季流感多发等复合性因素给新冠疫情防控带来反弹风险。近月来，天津、青岛、新疆喀什地区的新增病例，给我们敲响警钟。如何保持和巩固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增加更多积极防御力量，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话题

对此，本文认为，除了严格的外防输入病例，将新冠疫苗优先给医疗防疫人员、边境、海关人员等高风险人群接种从而筑牢第一道防线之外，内防工作依然非常重要、形势依然严峻。正如郎景和院士所言，“保障人类健康，仅仅靠医护人员远远不够，必须让人们自己起来同落后、不卫生的习惯做斗争……预防疾病需要医学知识的普及和良好的卫生习惯”[1]。然而在科学传播领域，目前主要以科学家的单向传播为主，与公众互动不足，“我国科学家已习惯了作为专家的权威角色，很难和普通公众真正平等探讨甚至争辩一些问题”[2]，导致公众和科学家之间存在一定隔阂，乃至产生专家信任危机。“公众参与科学”从理论到实践落地，还有一段距离要走，需要创新路径机制让公众参与到科学传播中来。

科学传播的公共性

“科学家——媒体——公众”素来被视为科学传播的铁三角。如果说科学家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媒体则是关系连接器、信息扩散机，提升信息在公众中的可见度（visibility）,它如日月悬空，能够引起置身大地的公众普遍注意。毕竟科学不是供奉在殿堂的神祇或装饰品，而是走出象牙塔或实验室，成为照亮公众生活的一缕阳光。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变成改造社会的强大武器。退一步讲，科学传播即便对于改造社会整体也许没那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起码对个体的健康福祉、科学世界观的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对不健康科研文化的省思

科学传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譬如存在于科学界的“萨根效应”——认为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活动是不务正业。其根源，从认识论上讲，它是将科普和科研两者对立起来；从心理学角度言，它是一种嫉妒他人成名的狭隘人性使然，当然不排除其中存在某种合理性的因素。但总体上来讲，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科研文化、是一种刻板成见。现有研究表明，科学家们感到其单位和上级主管希望他们优先考虑“研究工作”和“发表论文”，而对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缺乏认可。“参加健康科普必定会占用工作时间，如果没有领导支持，同事理解，难以坚持下来”[4]。可知，科学家置身于建制化的科学研究机构中，科研文化对他们参与科学传播的实际行动而言具有特殊影响。

事实上，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活动，并不否认科研的基础性、源头性的重要地位，科学研究和科学共同体圈内的同行评审制度能够为科学传播内容本身的科学性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但在经历评审认可后，科学知识应当破壁出圈，走近公众，成为武装整个社会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武器，增加人们对自然、生命、宇宙、社会的理解和把握，提高其科学素养水平，进而养成公众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科学的习惯。从伦理学角度言，这与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原则相一致，即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或幸福的最大化。对科学传播的态度，其实也折射出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公共精神。

线上科学咖啡馆：一种可尝试的“对话模型”实践路径

就现实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互联网、智能技术在社会的渗透扩散，在此基础上，智能媒介技术、网络的互动性，其实为科学传播从“缺失模型”走向“对话模型/公众参与科学”创造了契机。而“线上科学咖啡馆”或“线上线下相结合”其实是可尝试、乃至可普遍推广的方式。

说起“线上科学咖啡馆”，首先要提及起源并流行于欧美的“科学咖啡馆”（Cafe Scientifique或Science Cafe）。所谓科学咖啡馆，是指在非正式场合下普通人和科学家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一种科学传播活动模式或公共空间，它并非特指以科学为主题的实体咖啡馆，也不只限于咖啡馆举办[5]。“一个地方（诸如酒吧、剧院、书店、图书馆、茶馆之类的休闲或文化场所）……任何人都可以开会讨论影响社会的最新科学思想”[6]。其主要优势在于远离传统正式、严肃的学术环境，通过营造一种非正式、轻松友好的交流氛围，“让科学和科学家以更自然的方式融入人们的生活，让他们在大众眼中显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7]，从而拉进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距离，减少彼此隔膜，增进相互了解。21世纪以来，我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借鉴这种方式，例如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和新民晚报联合主办的科普品牌栏目“新民科学咖啡馆”[8]。不过现阶段其他大多还是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交流的“科学沙龙”。

而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这种公共空间其实已经日益由线下延伸或转场到线上。云会议、云课堂、直播等互联网技术打破了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空间边界局限，由此，“线上科学咖啡馆”成为可能且正在演变为现实。媒体、科学家和有关科普机构联合举办科学传播活动，通过运用云课堂和媒体在线报道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与公众的互动和对话，具体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采取合适的交流方式。

关于具体建议，本文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向：

例如，若是小规模、半开放的性质，采用类似腾讯会议的平台，其同时在线人数上限是300人，则可公布活动海报二维码、会议链接，邀请公众自愿报名参加，然后给予公众在线提问和交流的机会，实现参与在线讨论。就笔者有限的观察和经验来看，目前多是这种方式。

若是向全社会完全开放的性质，一方面是活动现场设在线下实体场所，比如茶馆或科博馆；另一方面则可通过B站、微博等直播平台，向公众提供弹幕互动或评论的方式，主持人或主办方可实时收集受众的相关问题，实现科学家、相关决策者与公众之间对话，回应公众关切和需求，比如近期发生的韩国注射流感疫苗死亡48人事件、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下一步的接种推广政策等。至于交流场景的具体细节，比如会议背景统一为“咖啡馆或茶馆”，开场或中场休息可以有应景的音乐等，以便营造轻松的交流氛围，此方面媒体或主办方可以进行创意设计。

注释

[1] 郎景和：《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人民日报》2016年2月24日第7版。

[2] 党伟龙、王涛：《论“科学咖啡馆”在我国的困境与前景》，《科技导报》2012年17期，第8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4] 孟莛：《白文佩 健康科普也是医生的职责》，《中国卫生人才》，2011年第9期，第41页。

[5]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媒介中心：《科学咖啡馆》，科学媒介中心2015年推送文章合集（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专题资料汇编，第234页。

[6] Dallas D. Cafe Scientifique–deja vu. Cell. 2006, 126(2): 227– 229.

[7] [美]苏珊娜·普莱斯特：《气候变化与传播：媒体、科学家与公众的应对策略》，高芳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页。

[8] 马丹、董纯蕾：《科学传播“民主模型”在我国的实践研究——以新民科学咖啡馆为例》，《科技传播》2014年第4期，第15+19页。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王 辉

审阅 | 金兼斌 杨 恒

编辑 | 于北辰 刘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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