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拔除科举轨制也有我的一份功绩 -

自明朝以后，封建王朝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知识分子晋身统治阶级的唯一途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外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忧民爱国之士逐渐认识到，八股取士使知识分子学用脱节，不通中外。为了破除传统科举和教育的空疏无用，这些忧民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时代需要的新式人才

李鸿章改革科举的思想深受当时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冯桂芬的影响。1861 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他认为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禁锢了知识分子的心思材力，意在败坏人才，而不是造就人才。此外，冯桂芬还提出了一些针对科举考试的方法、内容等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他提出的“特设一科”思想，成为后来李鸿章主张“专设一科取士”思想的灵感来源。可以说，冯桂芬是主张将西方近代科技引入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首倡者，而李鸿章则是官僚士大夫在封建庙堂上创意的第一人。

李鸿章认为，八股取士脱离实际，不能造就有用的人才，选拔出来的官吏只知道章句小楷，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全然无知，为此而十分不屑。早在开办洋务之初，李鸿章就上书力陈八股取士的弊端，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他指出沉迷于精美华丽文章的人实际上都是写习武凶悍的人，他们实际上粗俗而又愚蠢，平时用到的不是学堂里学到的。在学堂里学到的知识生活中又用不到。他认为科举制度是造成新式人才短缺的根源，发展到晚清的科举制度已然变成了扼杀人才的工具。因而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取士”，鼓励知识分子学习洋务，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培养洋务人才。

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都在西方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原因就在于中国制造机器的人中，学者明白制器的道理，工匠实际操作制造机器，理论和实践没有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制造技艺精湛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工匠。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掌握西方制器之术并且能为国家所用，就能成为官僚贵族，世食其业，世袭其职，必会有一大批人愿意学习、掌握制器技术以获取功名利禄，从而培养大批精通西学的人。他说：他说中国想要自强，则不如学习洋人的坚船利炮；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则不如寻找制器之器。学习洋人的方法而不必全用洋人。想要寻找制造机器的机器和制造机器的人才，可以专门开设洋务一科取士。这样的人才终身赏给他功名和富贵，则学业可成、技艺可精，人才也被网罗的起来。从培养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掌握西方科技人才的目的出发，请求改革科举制度。

考虑到八股取士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根基牢靠，一旦完全取消，将会遭到顽固派的拼死反对。对科举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行不通，所以李鸿章建议朝廷“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时取一格，以资造就。”在不废除科举的前提下，为学习洋务的人增加一个考取功名的机会，可以激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知识。他还建议凡是有海防的省份，都应该设立洋学局，并选择通晓洋务的大员主持，洋学局分设格致、测算、机器、火轮、舆图、炮法、兵法、电气、化学等学科。聘请外国专家分科讲授，选送有志之士进入洋学局学习，对学有成效的人对学有成效的人给予奖励和官职，和科举出身并无差别；对一开始勤勉后来懈怠的人，马上罢免革职。出洋子弟学成回国，在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学习算学的学生，都可以调到洋学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当差。李鸿章深信，他的建议被采纳后，必然会引发学习洋务的热潮，大量通晓先进技术的优秀人才就会涌现。

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在 1887 年 4 月上疏《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建议将学算学的人员归入科举正途考试并给与科甲出身，引起一片议论之声。李鸿章想为天津水师武备学堂的学生和教习争取科甲正途出身，赞同陈琇莹的建议。迫于洋务派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最终清政府同意了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随后天津水师武备学堂的学生和教习以及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和上海广方言馆的肄业生于 1888 年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以算学做题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西学和中学放在平等的位置来考核学生，冲破了传统八股取士的藩篱，为二十世纪全面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强烈质疑传统教育，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受到一些保守大臣的反对和阻挠，但他仍然坚持改革旧的科举制度，与顽固派展开激烈的论战。虽然有关改革科举考试，以洋学取士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被朝廷采纳，但身为洋务大臣，李鸿章一心为国家利益着想，为中国培养懂西方技术的人才，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倡议的设立洋学局，另开洋务进取一格的思想，犹如在当时文人士子仍沉浸在八股时文的沉闷环境中刮入一股清风，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即便其主张没有完全被清廷采纳，依然给八股取士制度沉重一击，对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造成强烈的冲击，对后来科举制度的废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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