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紊乱期间，近六成生齿刹时蒸发，仅搏斗事务就发生了47次 -

“魏晋南北朝”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乱世

在这四百年光阴里，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逐鹿中原。兼并、侵略、政变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不断在各势力间上演。

这一时期，黎民苍生受苦受难，老百姓在偌大的天地间无处安身。唯有西晋三十六年，国家处于短暂的和平之中，但即便是在这名义上的统一期间，西晋的内部矛盾亦极其惨烈。

站在后来人的角度重审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魏晋南北朝不过是秦汉旧制度瓦解所引发的恶果，这一时期世族与国家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化学作用。

黄巾起义，可称得上是魏晋南北朝乱世之开端，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黄巾起义，实际上是汉代弊端爆发的必然结果。即便没有张角站出来，也会有王角、李角揭竿而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东汉末年，汉统衰落，外戚、宦官借机寄生于王朝的龙脉里，汲取皇权系统中最后的养料。在朝廷之外，名门望族发展成为拥有私人武装的诸侯势力，占据了大量田产和匿户，成为盘踞一隅的土皇帝。这种现象，直接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被逐步被拉大，也让国力随之锐减。值此之际，倘若恰逢流年不利，水旱灾害接踵而至，便会引发严重的流民问题。

古中国的老百姓，无疑是最好应付的一类群体。

因为，只要让他们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身寒衣，他们就会为封建集权歌功颂德。毕竟，我国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是由皇权所主导的，而不像西方世界一样神权与皇权并行主导。然而，若“填饱肚子”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饥民就会化身向封建势力索命的饿鬼。我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民变都在指向一个事实：任何填不饱百姓肚子的封建集权，都会被群众推翻。

黄巾起义过后，曹操集团凭借“唯才是举”的发展战略，顺利地召集了一大批可造之材，并凭借屯田制这一经久不衰的发展策略，顺利击败了以世族为基础的袁绍集团，统一北方，并在三国争霸中稳步胜出。很多人都以为司马氏效仿了曹操早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径，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只是出自小说的观点罢了。司马氏之所以能顺利地篡夺曹魏政权，根本原因还是司马家族笼络了其他世族，成为受大姓支持的庞大势力。否则仅凭司马氏的权术，是无法撼动曹魏根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晋王朝可谓东汉“回光返照”。

在制度上，西晋仍有着东汉的影子。然而，西晋不但继承了东汉的发展模式，还遗传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这些导致东汉土崩瓦解的毒瘤，并没有随着三国时代结束而得到治愈，反倒在西晋王朝寄生，伺机以同样的方式颠覆司马氏政权。

由于，司马氏的崛起靠的是根基雄厚的豪门世族，所以，在夺取了政权后司马家族必定会给予这些世家优厚的回报。在此期间，西晋王朝沿用了“九品中正制”，让帮助过司马氏的世家得到了世袭官爵的机会。司马皇帝并没有看到，正是高门大户的贪暴恣肆导致了东汉的覆灭。

最可笑的是，司马家族一手重现了西汉年间的“七国之乱”，将其复原为“八王之乱”。司马炎目光短浅，为了防止曹魏失权的历史在自己身上重演，竟拆东墙补西墙，将司马氏子弟封为藩王，以此拱卫集权。在继承人的挑选上，司马炎再次展现了短视的一面。在众多司马氏子弟中，司马炎选择了最不靠谱的晋惠帝，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蠢货。

司马炎的种种举动，无疑为八王之乱的爆发推波助澜。遗憾的是，七国之乱时期汉景帝麾下尚有周亚夫这一国之栋梁，可八王之乱中的司马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这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动乱中，各路司马诸侯自相残杀，以至于相继败亡。这种毫无意义的内耗，亦将西晋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西晋行将就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被数个势力瓜分。

永嘉之乱结束后，司马睿在众世族的拥立下登基，继承晋统，定都建康，掀开了东晋王朝的新篇章。然而，东晋王朝并不属于封建集权政权，至少该政权无法达到“集权”的程度。司马睿之所以登基，全靠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的拥护。所以，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地方世族，而不是司马睿。并且，司马睿并非西晋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以藩王身份据大统，所以，影响力十分低微。

此时，司马睿想要坐稳龙椅，就必须巴结那些帮助他的北方世族。对于南渡的北方世族来说，司马睿不过是又一个傀儡皇帝罢了。不过，司马睿或许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发言权的傀儡皇帝。因为，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相互制衡，被夹在其中的司马睿能够以“共主”的身份予以调和。所以，司马睿比古代的大多数傀儡皇帝都要滋润，起码表面上四大家族的重臣不会与他唱反调。

这种平衡看似微妙，实则祸患无穷。

世族所拥有的特权在司马睿执政时期达到巅峰，世族可以打着皇室的旗号圈地封山榨取民脂民膏。与此同时，世族还可轻而易举地操纵人才选拔，以至于出现“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现象。世族出身的名门子弟，就算身无长物，亦可凭借家世背景跻身仕途，起码能混个五品官当当。

我们都知道，古人素来讲究“门阀”，所以，在各家族为晚辈张罗婚姻的过程中，只会考虑与世家地位对等的高门大户，以此来保持门第的优越性。由于世家鲜与寒门子弟通婚，以至于，阶层被进一步固化和封闭。除此之外，当时的士大夫十分看不起卑贱的“下等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

这种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亦为后续的南朝发展埋下伏笔。随着草根出身的寒门子弟逐渐获取了军队中的主导权，手握重兵的刘裕当即凭借这股力量颠覆了行尸走肉般的东晋王朝，建立南朝刘宋政权。继刘宋之后，先后出现了萧齐、萧梁及南陈。这些短命政权都具有相同的特质，就是开国君主均是前朝的禁军首领。

这四个短命政权的结局与西晋大同小异，统治者看到了东晋王室衰微、世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前车之鉴，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辖制治地内的世族势力。为了制衡世族，这些皇帝不得不启用宗室子弟掌握兵权。然而，掌握了兵权的藩王与皇帝又会激发猜忌等矛盾，再次导致骨肉相残的情况发生，形成恶性循环。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世族竟抢在南朝之前退出历史舞台。

“侯景之乱”爆发以后，建康一带的世族子弟遭到大规模屠杀，“中原冠带……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等到隋朝建国以后，江左世族已成昨日黄花。西晋被颠覆后，被外来少数民族侵占的黄河流域亦陷入割据中。鲜卑、匈奴、氐族、羯族、羌族及周边的汉人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十六个短命政权，构成了“五胡十六国”。

从表面上看，这些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缺乏权力合法性，所以，不得不披上羊皮尊前代王朝为正统，亦或是在名义上向东晋俯首称臣。实际上，这些北朝政权亦是乱世的成因之一。可以说，五胡乱华的历史是中国有史以来民族矛盾最激烈的时期。在此期间，各民族相互仇视，动辄发兵屠杀其他民族的军民，其血腥程度史所罕见。

据文献记载，当时的羯人称汉人为“两脚羊”，将汉人当作行军途中的口粮。据说，羯人还将汉人的“口感”分为几大类，以女子和婴孩的肉质为佳品，其行径令人发指。

当然，凡事均有两面性。

五胡乱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亦促使北方胡汉民族交融。随着北周宇文氏复兴周礼，并促进了汉人和鲜卑民族的交流，让社会形态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若非如此，大隋帝国恐怕仍会陷入魏晋南北朝的恶性循环中，无法终结乱世建立统一政权。

据文献记载，东汉末年中国的人口数量约为五千六百万，然而，在三国鼎立后中国的人口骤减到两千三百万，近六成人口“蒸发”。显然，这还没有算上那些没入籍的匿户。到了南北朝长期动乱期间，人口进一步锐减，其数据难以统计。

在《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梁书》、《宋书》、《周书》、《陈书》、《魏书》、《南齐书》、《北齐书》这十七部正史中，收录了四十七次血腥的屠杀事件。从数据上来看，魏晋南北朝堪称古往今来最黑暗、最血腥、最混乱的时代。

参考资料：

【《晋书》、《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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