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爱奇”是怎么回事？本来前人就已经发现了_头条

《说文解字》载：“奇，异也。一曰不耦。”可知“奇”是奇异，非同寻常的意思。“爱奇”是后人对司马迁《史记》特点的评述，历代学者对“爱奇”的论说众说纷纭

最先提出司马迁“爱奇”之说的是汉代的扬雄，他在《法言·君子篇》中说：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从上述扬雄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扬雄虽然提出了司马迁“爱奇”说，但并未对“爱奇”作进一步的解释，只是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相提并论。后人对于扬雄所提出的“爱奇”说则多有阐述。如对于“多爱不忍，子长也”一句，晋李轨注：“《史记》叙事，但美其长，不贬其短，故曰多爱。”李轨认为“多爱不忍”是指司马迁善于褒扬人物的长处，不贬斥人物身上的短处，不因为其身上有缺点则弃而不录，所以说他多爱。宋代宋咸注：“迁之学不专纯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货殖、游侠，九流之技皆多爱而不忍弃之。”他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不单是儒家思想，因而司马迁在取舍人物时并不只是依照儒家标准。“滑稽”、“日者”、“货殖”、“游侠”等九流之技虽不符合儒家评价人物的标准，但司马迁都有记载，所以他多爱。宋代吴祕的观点与宋咸相似，吴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马迁皆序而录之，是多爱不忍也。”他认为司马迁对那些不能垂范后世，无益于教化的人物都加以序录，是为多爱。从以上可以看出，后人对于司马迁“多爱不忍”，即“爱奇”的解释多是从选取人物是否符合儒家道义的标准来论述的，认为司马迁的“奇”是与儒家正义对立的一个范畴，以奇为“不正”。

扬雄之后，最先对司马迁“爱奇”进行评论的是三国时期的谯周，他在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评论中说：“司马迁爱奇之甚。”这个评论是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而发出的。认为司马迁“爱奇”就是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驺衍的不轨之言，如《孟子荀卿列传》：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驺衍的九州言论很是荒诞离奇，充满神异色彩，故而《史记索隐》评曰：“桓宽、王充并以衍之所言迂怪虚妄，干惑六国之君，因纳其异说，所谓‘匹夫而营惑诸侯’者是也。”但是司马迁却将这些无稽之谈记入史册，因而谯周说他“爱奇之甚”。这里谯周所谓的“爱奇”和扬雄之意相同，均是将“爱奇”与“爱义”对立。

在扬雄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并论之后，刘勰则把“爱奇”与反经联系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游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刘勰认为“爱奇”是反经的，是违反正理的，是不符合儒家辨别是非的标准的。“反经”说并非刘勰首创，这一说法历来有之。刘勰的观点是基于班彪的言论而总结出来的。班彪评论《史记》说：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从班彪的言论来看，他认为司马迁有“三失”：推崇黄帝、老子而看轻《五经》；《货殖列传》看轻仁义而以贫贱为可耻；《游侠列传》看轻守节操而看重世俗功效。其子班固继承了班彪的观点，只是在表述上略有不同而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固认为司马迁在谈论大道理时，黄老地位在上，《六经》地位在下，从而贬低了《六经》的地位；记叙游侠是降低处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地位；叙述货殖是崇尚权势财利而羞于低贱贫穷。班氏父子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货殖”和“道游侠”不过是这个中心观点所派生出来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与后来刘勰所说的“反经”观点实质相同。但对于司马迁的“爱奇”是否“反经”这一问题，历代大家仍争论不已。

或是批判司马迁尊黄老而反经。如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对于班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言论说到：“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即裴骃是赞成班固的观点。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曾讲：“圣人谓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黄老，崇势利，是谬于圣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是崇儒尚德，而司马迁尊黄老之学，崇尚势利，这与圣人之道是相违背的。刘知几在《史通·探颐》篇中也认为“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又说“先黄老、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刘知几也认为《史记》有“反经”的记载，将“先黄老、后《六经》”看作是司马迁的纰漏谬误。到了苏轼更是将“先黄老、后《六经》”看作是司马迁的两大罪责之一。他说：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苏轼这里罗列了两大罪状：一条就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他认为司马迁将黄老学说置于孔孟学说之前，这是应该批判的。第二条大罪状是司马迁竟然认为商鞅和桑弘羊也有历史功绩。因为商鞅和桑弘羊的人生追求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这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相冲突，所以苏轼认为商鞅和桑弘羊是奸雄，是小人，是不足以名垂青史的。可见苏轼对于“先黄老，后《六经》”是持批评态度的。

或是认可司马迁尊黄老。因为他们认为司马迁尊黄老是符合自然道义的，没有贬低六经的意思。例如唐代的张守节，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为司马迁辩护，在《史记正义》中说：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张守节认为道是产生于自然的，产生于天地之前，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黄老思想就是遵从“道”的，而“黄老之说”与“六经之说”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司马迁要讲“道”就必须先从黄老思想开始。所以在张守节看来司马迁先讲“黄老之说”，只是遵循了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贬低轻视六经的意思。而后秦观对此也有呼应，他在《淮海集》中说：

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礼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混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

观其文意，秦观对于司马迁的做法是给予肯定的，认为黄老之学是以道为本的，是整体上的主导，而六经之学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是有道理的。

又如南宋晁公武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郡斋读书志》说道：

当武帝之世，表彰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论大道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

晁公武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没有使得国家大治，反而极端奢侈，挥霍浪费，致使民生凋敝。反不如文景时期崇尚黄老，注重节俭，天下富饶的景象。晁公武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崇儒不如尚黄老，所以司马迁尚黄老并无错处。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司马迁不尊黄老而尊儒经。此派从根本上反驳了“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观点，认为黄老思想是司马谈的主张，而非司马迁。代表人物有清代的王鸣盛、梁玉绳。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父子异尚》篇中说：“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认为尊崇黄老而贬低儒家的是司马谈而非司马迁，同时认为司马迁是尊儒的。与王鸣盛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梁玉绳，他在《史记志疑》中也说：“六家要旨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

同时如清人冯班、章学诚等，他们也认为司马迁评价人与事时是以六经为标准的，是崇儒尊经的，甚至是不“爱奇”的。如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太史公云:“学者载籍极博，必取信于六艺。”……其不爱奇也明矣……

从冯班的话来看，他认为司马迁在取舍材料时，评判的标准是取决于六经的，是符合儒家判断是非标准的，因此冯班认为司马迁是不“爱奇”的。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

《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

章学诚认为贤者出于好奇，在记载《游侠》《货殖》等时发些感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史记》中的其他奇处，也都折中六经，不违背儒家正统观念。所以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爱奇”不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