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彻底衰亡最后的蒙古铁骑，年夜清最后的底气就此损失？ -

19世纪的太平天国为了护佑天国，发动了北伐。但是随着北伐失败，北方战场上只剩下赖文光率领的部分太平军和捻军。赖文光是这支联合部队的领袖。

(太平军首领赖文光)

当时，北方黄淮流域连年遭清朝兵勇骚扰，民间积怨很深，仇杀清军之举层见迭出。清方的记载说：“兵勇掳掠奸淫，村民恨忿。”又说：“马贼既起，从逆者数万人。”“直东从贼各村，妇女亦刁悍异常。每遇官兵列队而来，妇女悉持竹帚铁锨，从上风扬土，杀之不惧。”“军中文武委员往来，若仅四五人，村中即杀之，行李马匹并掘一坎，与尸同埋，无迹可寻，被害甚众。”恒龄“马队入直，有四十余骑入一村求食，村众醉以酒，掘大坑，人马全埋杀之”。

人民群众高昂的斗争精神，给联军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赖文光，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的老战士。1856年以后奉天王命令出师江西招兵，旋奉命协助陈玉成在皖北作战。后因功封为遵王。当时各地零散的太平军余部，包括淮王邱远才，以及陈得才和蓝成春的余部都投奔赖文光。首王范汝增也从皖南过江与赖文光会合。赖文光提出“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的口号，明确了斗争的政治目标。在军事上，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军事制度整编了捻军。当时，这支联军的主要敌人是僧格林沁的骑兵。为了对付这股凶恶的敌人，联军“易步为骑”，步兵减少，骑兵成为主力。赖文光鉴于死守硬拼之失计，遂抛弃太平军长期以来的战术，吸取并发展了捻军的流动战术。敌人方面有不少文字描述他领导的这支联军的战术作风。曾国藩说：他们的“长处，在专好避兵，不肯轻战，偶尔接战，亦复凶悍异常；好用马队四面包围，而正面则马步夹进”。左宗棠说：这支部队“惯技在飚忽驰骋，避实乘虚……其乘官兵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肆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太平军与捻军合二为一，力量大增)

概括起来说，这支联合部队的战术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避开敌人强大的攻势；第二，以“走”疲敌，使敌人疲于奔命，不得休息；第三，制造假象，蒙蔽敌人，寻找战机。战机成熟时，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击，四面包围敌人，一举而歼灭之。正因为这种战术，取得了包括击毙僧格林沁在内的多次胜利。

1864年12月7日，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鲁王任化邦等大败僧格林沁于襄阳，12日又败其于邓州唐陂。僧格林沁率数十骑逃入邓州。1865年1月29日，又败僧格林沁于鲁山。此后，赖文光等酝酿和准备全歼僧格林沁清军的伟大战役。

鲁山战斗胜利后，赖文光率所部急速行军，如暴风骤雨，历经襄城、新郑、尉氏，逼近开封，复南折西平、汝宁，3月12日，攻信阳州，又折向北进，经遂平、郾城、扶沟，3月29日至睢州。僧格林沁一路尾追。4月2日，联军进入山东曹县。

联军的急速行军，给僧格林沁造成假象。他以为联军“畏”他，又以为联军“粮匮”，流窜找粮食。因此，他命令士兵仅带干粮，日夜追击联军。

(晚清名将僧格林沁)

赖文光率领所部再次进入定陶、武城境内。4月5日，由汶上到宁阳，击败山东臬司丁宝桢、总兵范正坦。4月7日渡汶河，前锋直指济南。4月10日僧格林沁也跟着过了汶河。这时，他跟在赖文光后面尾追了3000多里，未得休息，官兵疲劳异常，大量死亡。联军复折回，过汶河南进。经邹县、峄县，入江苏境，经海州、沭阳，又向西北走，经邳县、郯城，于5月9日，由临城到达宁阳、汶上。这时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不仅步兵困顿已极，骑兵也是“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沿途累死的清军官兵无法计数。赖文光经范县、濮州，到达曹州，5月18日在曹州高楼寨（即高庄）集中精锐，布置包围圈。大军隐蔽在庄外柳林里面，以小部马步兵在庄外引诱敌军进入口袋。僧格林沁率军来战，联军诱敌部队，佯败退入柳林。敌军冒进，联军伏军尽出。步兵正前方冲锋，骑兵由两侧向前包抄。联军愈逼愈近，愈包愈紧，敌军溃败，无法突围，退守小庄。联军紧紧地包围了小庄。夜三更时，僧格林沁乘黑夜不辨东西之际，企图突围，又进入柳林。伏军四面合围，马步兵更番冲击，僧格林沁所部全被歼灭，马匹尽为联军所获。僧格林沁以及内阁学士金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打死。僧格林沁所部是当时清王朝仅存的一支嫡系精锐骑兵，它既被用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又是满洲贵族用来平衡汉族地主武装湘、淮军的重要砝码。僧格林沁覆灭，清廷如丧考妣，“远近人心，为之惶骇”。清政府怕联军乘势渡黄河北上，急急忙忙地命令神机营防卫北京，直隶总督刘长佑扼守大名府，崇厚统洋枪队防守景州，又令李鸿章海运淮军10营赴天津。清王朝一片慌乱。

(伏击僧格林沁示意图)

清政府命令曾国藩来镇压赖文光的这支联军。曾国藩鉴于联军有“数十万，马数万匹，分合不常，往来飚忽，官军追逐，或求一战而不可得”，改变了僧格林沁跟在联军后面穷追不舍的战术，采取新的战术：重点设防四个据点，“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各驻重兵，多储粮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有首尾相应之象，无疲于奔命之虞”。与此同时，在联军活动之区，依靠地主阶级修筑圩寨，坚壁清野。他们说：“墙子要高，壕沟要深，此坚壁也，人丁与牲畜米粮柴草一一搬入圩内，贼来全无可掳，此清野也。”在圩寨内部，实行连坐制度，“五家具保结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他们企图隔断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联军的粮食来源。

但是，联军仍然识破了曾国藩的阴谋。1865年6月中旬，张宗禹与赖文光等会师回军围攻雉河集。7月下旬，分两路由雉河集西走，一路由遵王赖文光与任化邦、牛洛红、李允、陈大喜等由太和、沈丘、陈州（今淮阳县治）西去；一路由张宗禹及淮王邱远才等，由柘城、太康西去。这两支部队时分时合，活跃在山东、安徽、河南一带。

(晚清八旗战斗力低下)

重点设防，不起作用。曾国藩不得不修改他的军事策略，令刘铭传率部尾追。1866年5月，曾国藩又加强运河防线，筑“高墙深壕”，并在“沙地及民圩不能掘壕者酌立木栅”，企图阻止联军越过运河东进，“以保齐、苏膏腴之地”。7月，又策划从东南沿淮河西至正阳关，从正阳关再沿沙河，经槐店到周家口，从周家口，沿贾鲁河到朱仙镇，朱仙镇以北40里至河南省城开封，30里至黄河南岸，挖壕沟筑堤墙守之。这样，从洪泽湖到开封黄河南岸构成一个弧形河防防线，试图把联军挡在安徽、河南西南部多山多水田的地方。因联军骑兵多，在山地和水田地区活动比较困难，便于镇压。

但是，这一道防线，同样没有能阻止联军的活动。1866年9月18日，遵王赖文光和梁王张宗禹两支队伍，在河南中牟、尉氏会合，24日从汴梁附近，突破敌军防线，冲破堤墙，守军皆溃。联军乘势冲入山东境内，曾国藩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破。参考资料:《太平天国史》《天国之秋》《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天国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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