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复兴名臣 -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清王朝立下不世之功，获封一等侯爵，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加上他本人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修养和忠君卫道的思想，被后世称为一代完人

尽管曾国藩的身上有着无数的光环，但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他只不过是一枚棋子，有难是用，太平时弃，而操纵这盘棋局的人就是恭亲王奕。

辛酉政变之后，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奕辅政成为一种新的体制，左右着朝局的走向。其时，慈安25岁，慈禧27岁，奕30岁。大清帝国就是在这三个年轻人中走向了“中兴”的局面。

辛酉政变后，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作为清廷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结合咸丰朝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群体继续实行咸丰朝文庆、肃顺所提倡的“亲用汉人”之策，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此又有所发展，即对汉臣一面假以事权，一面又加以控制，以防汉臣势力急剧膨胀，尾大不掉。

先来说说倚重汉臣

作为奕政治集团的骨干人物，文祥与宝鋆，对汉臣向来颇为重视。文祥对于清统治者如何处理好满汉关系问题，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汉人愿意，满人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取得他们效忠的唯一办法，就是为了皇朝，待他们要比待满人好”。

文祥的话虽然有美化满汉关系的成分，但由此亦可见文祥对汉人及处理满汉关系问题的重视。不仅如此，文祥对汉族地方实力派也极为重视，举荐提拔了一批有才能的汉臣。如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文祥就多有庇佑。

文祥对任职地方的汉臣如此，对任职中央的汉族官僚也是如此，梁启超就曾指出：“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由此，开启了同治朝初期“文祥、沈桂芬时代”。

而军机大臣宝鋆对汉人、汉臣同样也很重视，他曾对奕说：“我们满洲只一洲而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因此，宝鋆可谓是满洲官僚中主张放弃民族压迫政策最得力的一人，他同文祥一样，也极力支持奕重用汉人的决策。

同咸丰朝文庆、肃顺所提倡“亲用汉人”的政策相比，同治朝军机大臣群体对汉臣的倚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辛酉政变刚刚过去十八天，军机大臣即拟写明发谕旨晓谕天下：“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著统辖江苏安徽江西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有节制四省军事指挥的大权，且已拥有督察官吏、保荐人才的大权。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因有人上奏，密查江浙抚臣能够胜任一折，军机大臣即寄信曾国藩，命其“悉心查看”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并据实具奏。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公布了一批新任官员名单，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彭玉麟任水师提督，李续宜任安徽巡抚，严树森任湖北巡抚，郑元善任河南巡抚。而在此前后，还任命洛秉章为四川总督，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

从这一年开始，满汉督抚的比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上这些身居要职的地方大员均系汉臣，他们于战时不仅掌握军队指挥权，且手握这些重要省份的行政大权，而这些官员中又多由曾国藩所保举。所有这些都强有力地说明，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臣的倚重。

以奕为首的满洲统治高层之所以倚重汉臣，绝非是他们对汉臣的偏爱，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清廷所面临之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所统帅的军队实力强大所致，实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或许正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所言：“迨文宗（咸丰）未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师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

再来看控驭汉臣

曾国藩等汉臣在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群体的倚重之下，势力迅速强大，坐拥三十万的强大湘军，湘系汉臣不仅遍布长江中下游，且延伸到西南内地，故有“西至四川，东至海，则皆倚重国藩为重”之说。

曾国藩等汉臣的势力日益强大，当然也引起了奕等枢臣的不安，遂于倚重的同时，对其加以控驭，以杜外重内轻之渐。军机大臣们对于汉臣的控驭主要是通过两个手段得以实现的。

其一，离间湘军内部汉臣的关系

奕政治集团根据湘军营制的特点，即“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军权完全集中于军事首长，而非中枢所能 遥制，且因人成军，系统本非一源之特征，在湘军内部广泛扶植反曾势力，离间湘军内部诸汉臣的关系。

如曾国藩与湘军将领左宗棠间，因左性情高傲，不服曾国藩的管治，认为曾用兵拙滞，对其约束过严，因此两人经常闹矛盾。但二人毕竟为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彼此尚有收敛。

奕等人看准了这一点，即于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仅一年多，且无显赫战绩，浙江尚未肃清之时，即升任闽浙总督，辖制两省军政事务，不仅将曾国藩原所节制的浙江一省军务交于左，削弱了曾国藩的实力，且使左宗棠的地位一夜之间几乎与曾平起平坐，破坏了两人之间的从属关系，从而加深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而在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之间争夺江西厘金一事中，奕等又故伎重施，对沈葆桢一方有意偏袒。以此不仅借沈葆桢之手削弱了曾国藩的经济实力，而且激化了曾、沈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控驭汉臣，为我所用的目的。

其二，逼迫曾国藩自削兵权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奕等据曾国荃飞咨，获悉其已率军攻陷天京的喜讯，即于二十六日寄信曾国荃。在此谕旨中，军机大臣等不仅未对已获大功之曾氏兄弟予以嘉奖，反而指责曾国荃的种种不是。

作为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看过谕旨后，便已知其中奥妙，指出；“此次廷寄忽加厉责，其中别有缘起，余知其约略，而未敢臆断。”事情发展果不出赵烈文所料，数日之后，奕等即借御史贾铎奏折，以追问天京金银下落为名，寄信曾国藩，进一步对其进行告诫。

此外，奕等军机大臣对曾国藩的权力也是百般予以限制。如在兵力部署上对曾国藩早有防范。咸丰五年，清廷即令满将官文虎踞重镇武昌，自上而下监视曾国藩、胡林翼的行动。

此外，又任富明阿为江宁将军，统带冯子材等军，二人分守扬州、镇江，占据长江下游，而满将僧格林沁则率军驻扎在皖北一带，由以上三路大军形成对曾国藩湘军的牵制与包围之势。

这一点在攻陷天京后爵位的授予上亦有体现，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时，咸丰帝就曾指出：“日后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但到了同治三年曾国藩克复天京后，廷议却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无先例为由，仅封其为侯爵。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唯有自削兵权方能保全身家性命和一世功名。天京克复后，曾氏兄弟反复商讨，决定裁撤湘军、停解广东厘金、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以此自剪羽翼，释清廷之疑。

奕等满洲统治集团，一会儿对曾国藩倚重，一会儿对其防范，其目的性都很强，那就是利用汉臣镇压太平天国，而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生防范之心。所谓的满汉一家，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

说明：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尚无理政经验，对朝局并无把控能力。奕作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其实才是真正谋篇布局之人。因而，对于曾国藩的任用及防范，大致都出于恭亲王之手。

点此返回爱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