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拥兵十余万且西选遍全国，其所需财务支出也数量惊人 -

三藩之乱其实质就是就是满洲与辽东军事集团的决裂。在与南明、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出身于辽东的汉人四藩王，即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三代（子耿继茂，孙耿精忠）、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充当了清军的急先锋，可以说清朝能拿下长江以南，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清初四王拼死作战的结果。当然，定南王孔有德被李定国击败，身死广西桂林，其余三藩，吴三桂镇云南、耿仲明之子耿继茂镇福建（本与尚可喜同镇广东，后被移藩）、尚可喜镇广东，这三位功劳最大，爵位最显，尤其是吴三桂更是后来居上，实力更是这三位藩王的领头羊

当然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对清廷来说，三藩逐渐失去正面作用，副作用倒是越来越明显，甚至对清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

首先、消耗财政，占用补贴，清朝财政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三藩虽然掌握了地方财权，如吴三桂，不算其采矿、茶叶、田赋、土司勒派等收入，光是鼓铸货币每年获得利息就达20万两，地方之利尽入自己腰包。但是清廷每年仍然要支出大量的俸饷，据清廷户部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奏报，“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

吴三桂

再加上耿、尚二藩，其当年共需要2000余万两。当然，随着战事的顺利推进，饷需压力有所缓解，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藩所需银两为500余万两。“除四川不数外，余皆三藩协饷岁五百余万，云、贵不及一半，较顺治间已省四分之三。”但是相对于康熙年间的3000万两左右（查康熙三十八年，其征银数目为2739万两）的财政收入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仍然是清廷巨大的负担。

其次，三藩私属官僚遍布各地，尤其是吴三桂不仅可以节制云、贵督抚，还可以在四川、广西、贵州三地拥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号称“西选”。“四川、广西、贵州三省附近滇云，吏部查三省举人考过职街、应选州县者，挨序咨送平西王查缺补授。”史称“西选之官遍天下”。

再加上三藩有各自庞大私属武装力量，有此三项，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割据。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对中央威胁实在巨大，搞不好有颠覆政权的可能，当时年轻的康熙皇帝认识到了形势严峻，遂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于宫柱之上时时警醒自己。后来他就曾回忆道：“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爱新觉罗·玄烨

清圣祖要集中力量做大事，首先就是要把形同国中之国的割据势力三藩给铲除，否则怎么会将除三藩一事放于其他两件大事的前面。事实上，圣祖之所以能在未来治黄河、定台湾、灭噶尔丹，其一生之功业就是基于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基础上完成的。

而吴三桂的猝然反叛，清军几乎动员了全部有生力量前去扑灭，造成了“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的局面，差点给清廷造成了灭顶之灾，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趁清军全力南下平叛之机反叛，兵力空虚的清廷不得不组织八旗家奴组成军队平叛，幸好图海等人指挥给力，再加上漠南蒙古诸王公感于清廷三代积威和羁縻大部分王公未响应布尔尼（仅奈曼部响应布尔尼），才得以平叛成功，实在是险峻得很。

关于吴三桂的兵力多少问题，可以先来看看《圣武记》的说法，资料如下：“三桂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千，丁口计数万。”“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永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计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积五十佐领，辖以左右都统。设前、后、左、右援剿四镇，分十营，每营兵千有二百。”

《圣武记》所说原有吴三桂的藩属兵丁12000人，这应该大多是原吴三桂的关宁军体系部队，再加上各处降兵组成所谓“四镇”，分“十营”，又有12000人，吴三桂的部队按此说法只有24000人。而《清史稿》的说法则略为不同吴三桂兵力构成是原藩属兵丁＋四镇＋十营，以此加之吴三桂的部队应该有30000多人两种。

吴三桂

两种史料的不同点在于“四镇”和“十营”是否是同一体系，再查《清世祖实录》，吴三桂清廷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允吴三桂设置“十营”。而于同年十月，“允平西王请，设云南援剿四镇”。由此可知《圣武记》的确犯了错误，根本就没有什么设“四镇”分“十营”的说法，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所以，以两种史料综合来看吴三桂的兵力只有24000——30000人左右。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吴三桂真的只凭这一点兵力就能在云南起兵反抗清朝吗？要知道吴三桂起兵后仅仅数月，席卷云南、贵州、四川、湖南诸省，这绝对不是只有30000兵力能做到的。所以吴三桂的兵力绝对是要多得多。

首先从目前的史料上看，吴三桂刚开始降清时的藩属兵丁，以《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记载为2万人，“分隶步骑兵二万，先驱讨贼”，而《清世祖实录》则记载“以马、步兵一万隶平西王”。在刚开始降清之后可知吴三桂的兵力为1——2万人，极有可能如《圣武记》所说为12000人。

《庭闻录》

其后下陕西、平四川、定云南，又有大量的南明和农民军降兵加入，根据明末清初人刘健所写的《庭闻录》的记录汇总，吴三桂在征云南时期，光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前，在云南一地吴三桂就额外收纳了降兵43879名，所以，清廷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的户部奏报上写道吴三桂有的兵马有70000余人应该与真实数字相差不大。《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六》记载：“云南平西王官甲一万员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

当然，这仅仅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的数字，其后仍有大量来自南明和原大西军的降军到来。如贺九义部将何起龙、杨朝钦等六人，率众738人来降，丁仲柳以168人来降，黄朝用以342人来降，白文选以众11749人来降，将军胡顺等人又带2000余人来降，李定国之子李嗣兴率兵5000余人来降。仅仅是《庭闻录》记载投降吴三桂的人数已经高达近2万，这些部队虽不见于清廷编制，但很可能已经被吴三桂消化吸收。

而史书上留下的记载吴三桂的各个时期的添兵记录也有很多。《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庚辰，“兵部议准平西王吴三桂请，添设云南省城副将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马步兵一千名。”康熙二年（1663年）三月癸酉，“伪都督马思良，自边外率众投诚，应授职衔，并伪总兵胡顺等以下各员，均应请叙。”康熙四年（1665年）五月癸丑，“伪总兵罗大顺投诚，其原管地方应编入贵州新添卫，土田照例科粮。”

所以，吴三桂的编制内兵员（魏源谓藩标兵额）可能确实只有2——3万，但是由于其封藩云南，天高皇帝远，自己私底下扩张的编外人马起码10多万，再加上吴三桂战起之日，还大量招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加入军队，所谓“兼煽土司 倮兵数万”，所以吴三桂起兵之时兵员已经有将近20万人。再加上云贵地区、湖南地区在吴三桂反清时，大量绿营官兵倒戈投降，如贵州巡抚曹申吉、黔西总兵王永清、沅州总兵崔世禄、贵州巡抚李本深在吴三桂反后，纷纷加入吴三桂的阵营，其军队规模在25万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吴三桂在云南根深蒂固，有雄厚的财政收入以及自己的官僚集团，还有庞大的军队，所以一旦发难，绝对能给清廷造成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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