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何量产包拯寇准这种优异处所官？宋代轨制：60调岗，70退休 -

县官不好当，好县官更不好当！且看宋代县官如何游走于刀尖之上

自秦始皇设立郡县制以来，各封建王朝均效法其制度，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古代基层社会的重要细胞，起着联系地方与中央的纽带作用。

一、源头清澈水自流

古代的县衙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然一个地方小朝廷，而作为一县之长的县官也并非是个"七品芝麻官"，但凡涉及到所属县城中的大小事务诸如行政、民情、教育、司法等各种繁杂事务，均要事无巨细亲自处理，可以说县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我们经常说的地方"父母官""青天大老爷"等说法便是古代朴素的人民对于县官美好形象的向往。

自宋太祖赵匡胤将后周恭帝与太后这对孤儿寡母拉下皇帝宝座，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自东乱继而一统的帝国后，无一日不对如何加强手中那来之不易的权力与强化中央集权而费心劳力。

五代十国的动乱犹在眼前，军镇割据、地方混战、经济凋敝，这无疑时时刺痛着宋太祖与大宋历代皇帝那敏感的神经。而这支敏感神经遍布于各级行政机构之中以至于最底层到了之地。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藩镇掌权，地方官只是个形式而已，从德行低下无甚才能，到年迈不堪事务，什么样的人都能在县官这一位置上混的风生水起，能做官做好官的都投效于各个军镇之下谋个出身。"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便是当时地方行政的糜烂情况。

于是宋代在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任免工作，将人事任命看作是宋代能够绵延国祚的重要因素和驱动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宋代扩大了科举考试的涵盖范围，规定科举考试划分为三大类，首先由天子直接进行考察选拔称为制举，其次由州县推荐人才到礼部进行考察为常贡，最后可以由各地学校向上推荐称为学选。

考试内容十分丰富，既能分为常规考试与特殊考试，又可文武分科，最后还有成人考试和非成人考试，颇有现代本科与技校，成人高考与普通高考的味道。

常规考试称为"常科"，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进士之外，还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等等，而特殊考试是为了选拔人才而专门设立被称为"制科"，由皇帝根据这时间朝廷需要哪种专门人才去从事专门事务而设置并由皇帝亲自主持，就好比包工头在蓝翔技校监考挖掘机一般。

成人考试与非成人考试则是以15岁为年龄标准，15岁以下能够通晓创作诗词歌赋的少年儿童经过地方官推荐，再由皇帝亲自考试后，便可以被赐予进士出身抑或是同学究出身。至于文武科便是字面含义，只是武科考试不仅仅要的是身材强壮的猛男硬汉，也要经过理论考试，避免武官都是头脑发达四肢简单。

二、如何选一个合格的县太爷？

而将目光转移到最底层的行政机构建设上，相对于科举这个总的大框架下，地方官员的选任更为严格。

首先是需要按照分类选拔原则来选定地方官。宋代县官的选拔除了皇帝亲自任命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选拔方式外，通常的选拔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宰相或是执政特别任命的知县，这类县官属于高级县官，另一种则是由中央人事部门吏部通过考察筛选之后统一任命派出的普通县官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县令或是知县。

县官与县官之间还有所不同，县令是小县长官，知县才是大县长官，虽然干的活都一样但身份却相差很多，知县品级一般都要比县令要高，且知县多是在京官员担任，就是中央直接委派的高官权知此县，故称为知县。如京城开封府下属的县级行政单位的历任行政长官都具有很高的资历，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县官，且高级县官还会配备县丞、主簿、县尉等辅助性的官吏协助处理地方事务。

宋太宗十分重视对于基层官僚队伍的建设，在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宋太宗曾经表示"百里之长，字民之要害也！"并于在位期间多次下达诏书命令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合格的基层管理人才从而将其合格者选入朝廷，亲自召见且下达任命，这样地方官既有能力又可说是出自皇帝门下皆是天子门生。

为了区别各县之间的具体情况，以派遣合适的官员前往任职，宋廷还将全国各县根据当地不同情况，如地理环境、人口多寡、当地社会复杂程度划分为十种类别或是十个等级，根据所要赴任的官员能力、籍贯等因素分别委派。

其次就是担任县官还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和流程。宋太祖通过兵变立国，且又从五代十国的动乱年代一路走来，对武人擅权的恶性影响可谓体会深刻，所以为了把持住各地方的基层力量，县官身份也多以文人出身为主，而文人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如需做官还需要进士出身。当然基层的官僚队伍并不完全排斥武人，在一些边疆重镇由于军事压力的需要，也会有武将出任地方首长，以便处理边事。

同时宋代基层官员如果想要升迁，不仅仅需要做出政绩，还要通过本人上司中高级官员保举才可，如果被举荐人在任不合格或者触犯法律，保举者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北宋就规定如果地方官即县令、知县需要升迁必须有两人保举，这一制度的实施一定确保了官僚队伍的整洁，避免了请托结党之风。

除了保举者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为了防止地方官长期在一个地方执政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或在此地以权谋私购置田产，宋廷规定知县、县令不得在其家乡或田产所在地任职，且任期不得超过三年，三年后便要调换驻地。不仅有效防止地方官徇私舞弊，还可以防止地方官长期不动进而造成新的割据势力。

最后宋朝对地方官吏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和综合素质的要求。两宋朝廷都曾经多次下达诏书明确说明各地方官要挑选年富力强者充当，当时的法定退休年龄为70岁，但为了保证地方行政效率一般达到60岁便会不再担任主事官员。且地方官员大都经过科举选拔，不仅需要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更需要对法律条文如数家珍，宋太宗在对县官的劝勉诏书中就强调地方官需要"习读法书"。法律条文也被列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看好他！管好他！

在提高官僚队伍自身各项能力的同时，一套完备的监察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县官们也并非都是圣贤，需要进行定期考核和受到监督，这不仅能够保持官僚队伍的正常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家整体的行政效率得到保障。

宋代对于基层地方治理十分看重，对于官员考核监督的严格力度也就不言而喻了。为此，宋代制定了包括对被考核官员人品、资历、政绩等各个方面的考察标准。按照宋代的监察制度，所有县官在领命赴任之时都会得到由中央政府发给他们的小册子——印纸、历子。每年固定时间都会有各县令、知县任职所在地的州府长官在上面写上他们在任期间的功绩过失和表现情况，在之后的朝廷授官或是官职调动中作为升迁贬黜的重要依据。

各地的县太爷需要对本地的税收情况进行核查，兴修水利工程劝课农桑，兴办基层教育建设学校，境内是否出现冤假错案，如遇灾荒需要及时救济，这些都是对于县官的考察内容，当然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当地发生天灾就需要对赈济情况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检查。

县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不得扰民或劳民伤财以图政绩，负责监察各项事务的上司需要对被监察者所在地的民众进行走访以核查情况，如果有知情不报或是未能及时发现县官为政不善者，监察官员就是失察之罪，处罚更重。

四、县官不易且做且珍惜

任何上层制度的设计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有利有弊。宋代汲取前代教训，将基层官僚的任用选拔监察等各个方面构造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官员的选拔条件、监察标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两宋时期的政治建设都起到过明显的积极作用。

基层官僚队伍建设对于国家安定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在这样的选拔监察任免制度之下，各种中下层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之中，并且能够凭借个人能力被吸收进中央政府的权力核心之中，这使得宋代的县官队伍总体上有着相当高的素质并且县一级的行政效率也大大提高。

也是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我们所熟知的包拯、寇准、范仲淹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廉政奉公的感人事迹才会被一代又一代传唱。但谁也不能指望官员们都是包拯寇准这样的道德楷模，他们只能在这些制度空间内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些制度又通过他们更加的完善和发展，才能“批量制造”出更多包拯寇准式的优秀地方官 ，保证了宋代地方的整体稳定，为全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同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宋代以文立国，重文轻武，在这样的国家环境下，大批文官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达到了古代文官政治的高潮。可这方寸舞台并不能容纳持续膨胀的官僚队伍，也正是这种文官制度的极具膨胀使得宋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愈演愈烈。

首先地方上尤其是县一级的行政组织，只有县令或知县是政府在编人员也就是正式的公务员，其他的政府办公人员不算官而算吏。县中事务繁重而官少难办，就会委托给下层的吏员处理。如宋代赋税实际上十分繁重，收税也就成为一项同样繁重的任务，再加上其他行政事务或是审定刑狱，于是就有许多县官不得不依赖吏员治理。

根据史书记载，一县吏员有时会多达上百人，这和正式的官员仅有数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吏员不是中央正式任命，同样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制度限制，难免会出现偷奸耍滑的吏员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而他们大都是本地人口，县官也只能放纵其行事。

其次上文中我们提到，官员升迁需要上级官员同时保举审核，举荐制度本身并没有错误反而能够为国家提供相对稳定的人才来源，但是基层县官那么多，为了获取升迁途径或资格，常常向上奔走行贿，甚至不惜重金只为一张好看的推荐信，这反而从反方向激发了上层腐败的出现，官员只顾请托升迁而不理政事的情况时有发生。

最后监察制度和标准过于严苛，这就使得地方官施政束手束脚，有时为避免犯错甚至有人不愿外出为县官，宁愿在家等其他的官位空缺，甚至不少士人认为赴任县官犹如赴汤蹈火，谈之色变，这使得大量县官职位空缺，中央政府被迫使吏员主持县中事务，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再加上一些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官员上任困难或不愿上任，即使上任政令也无法及时传达，导致基层统治漏洞百出。

诚然如此，宋代在内有困忧，外有强敌的大环境下，通过对基层官僚队伍的建设和控制，仍然保持了将近300余年的统治，且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或政治动乱，其国祚之长仅次于两汉，这与上述比较完备的制度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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