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陈凯歌：不少名校卒业的演员10个月接不着戏，挺悲催的 -

口述 | 陈凯歌

文 | 郝继

编辑｜向荣

国庆长假第一天，陈凯歌在公司加班。

走廊里空空荡荡，前台、保洁都放了假，陈凯歌带着作曲、剪辑团队，在剪片室赶工。

以前拍电影，他习惯一天只拍好1分钟。这次参加《演员请就位》第二季，他四天拍了两条短片，一条23分钟，一条17分钟。拍摄时长也随之增加，“没辙，因为要完成，而且还想着不能将就。”

于是，假日也成了工作日。

这天傍晚，暮色一层层爬上北京的天空。陈凯歌抽了个空，就着一杯热茶，接受了《贵圈》的采访。

眼前的陈凯歌戴着黑色鸭舌帽，T恤上印着一只兔子，谈笑风生地说起自己的口才是“童子功”——当兵时，他用一肚子故事，换回一盘盘炒鸡蛋，至今都对炒鸡蛋的火候颇有心得。

他年轻时经历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后来又在娱乐圈名利加身，难免“谤亦随之”，“所以养成了处理事、对人比较谨慎的性格。”

就像在《演员请就位》第一季里，导师和表演指导的点评不失犀利，但陈凯歌以长善救失的风格，把点评重点放在对人性和细节的讲解上。他的发言，不是武器，更像是护人周全的盾牌。

到了《演员请就位》第二季，陈凯歌又站在以耿直著称的尔冬升身旁，哈哈大笑地预测，自己会当个和平使者。

从播出的第一集来看，的确如此。以偶像身份出道的陈宥维初试表现不佳，遭到狠批——对演员演技的要求，对偶像身份的质疑，对饭圈规则的批评，都被聚焦在他身上，尖锐地指出来。

陈宥维参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片段，尔冬升导演犀利点评，“你连五官的控制都还没知道怎样用技巧”“你哭得很尴尬，好像在嚼口香糖”

陈凯歌却在陈宥维的眼泪里，看见了这个年轻人某一瞬间的真诚与力量。他点拨：“真好，这个瞬间，人给逼到墙角上了，回身踹你一脚，这脚很有力量。”

作为导演，陈凯歌相信年轻演员内心涌动的倾诉欲；作为长辈，他看得见年轻人渴望证明自己的好胜心。他相信那些不被看好的演员，“只要点燃了他，这人就拦不住。”

在这档揭示演员行业残酷境遇的节目里，陈凯歌总是努力理解年轻人的痛点，想永远和他们站在一起。他希望自己和站上这个舞台的年轻人一样，保有童心，敢于尝试，不计得失，对所有事情好奇，“什么都不怕”。

以下是《贵圈》根据采访整理的陈凯歌口述。

今年选择的演员经验少的比较多

在《演员请就位》里，导演应该给演员在表演上具体的帮助。说实在的，批评人谁不会，对吧？有点见识就能批评别人，没见识也可以批评别人，批评的对与错而已。但是，要能给出具体的方案，说为什么你这不好，为什么你应该这么演，你要有一套说法给人家。

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年（节目）选择的演员，能力低的比较多，能力高的比较少，不像去年有一些真的已经有表演经验。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告诉演员能不能变一种方式，换一种演法。今年有一些（演员）是真的没什么表演经验，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

这对我们来说是挺大的为难之处。这个事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不会的人突然让他变会，这太难了。这就是今年跟去年的对比。

但我不上火，也不骂人，因为他就是这个程度。面对这个水平、这个程度的（演员），说你得突然间上若干台阶，变成特别会演，这不现实。

好多演员不敢来这节目。来的人，要么就是有点真的——比如胡杏儿这样的，人家就是手拿把掐——有表演经验的，其实不怕；还有一类，初生牛犊不怕虎，撞得头破血流，怎么演怎么不对。但是人家来了，你就得对人有一份情谊，这是我的原则。

他们把陈宥维说得一文不值，我觉得不是。人家在台上说，“我面对我最爱的人，我不能让她失望”，这时候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说，真好，这个瞬间，人给逼到墙角了，回身踹你一脚，这脚很有力量。

后来他在我影视化作品中演得相当不错，不是没有才能的人。确实开始的时候让人挺着急的，说话声跟蚊子似的，可是后来不一样了，有精神了，有状态了，我还挺喜欢他演的。

越是没有表演经验的年轻演员，就越得耐心点，关爱点，越得抱平等之心。他演得不好，有人特别看不起，这是不对的，是吧？人家是揣着多大的胆子来的啊！

对待经验不足的演员，我们有两路处理方式：一路是随行就市，他能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导演排出来的东西，我特能明白这事。（另一路就是我这种，）比较傻，我说你即使演不到，也得树立高标准。能不能演出来不知道，往那儿够吧。

可能跟我的背景和训练有点关系。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念的导演系，导演系对表演课特别重视，系里有表演教研组，专门请了特别好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当时的老师有个概念，认为导演的工作和表演的工作是一体的。作为导演，对表演一点都不懂，你怎么去指导演员工作呢？

节目第二期，年轻演员张逸杰参演《陈情令》名场面，饰演的蓝忘机不尽如人意。陈凯歌为其解读剧本

但是我也确实见过不跟演员沟通的导演：你演成什么样是你的事，我把大致的意思跟你说了，不对表演提任何要求。这种导演挺多的，国外也有。我看贝托鲁奇拍《末代皇帝》的时候，中国演员真是竭尽全力地演，我在里头也串了一小角色。我就看导演，他不跟演员交流，他专注于他最感兴趣的事——镜头怎么运动、轨道怎么铺、这个画面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景别……这些东西是最吸引他的。灯光他也不管，当然他身边有斯托拉罗这样的大师，表演他不管，他就是要完成他的镜头调度。

导演在胶片上完成写作。所以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应该事先都在他的脑子里头。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经历过风云变幻的时代，比较紧张，所有的事都得筹划好了、想明白了才能做。这个演员是什么样，他演成什么样，在我脑子中间有，所以我就会要求他得这么演。

1995年10月，上海，电影《风月》拍摄现场，导演陈凯歌与演员张国荣、谢添（中）说戏（图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要关心、理解这些演员？因为多数演员，可不像万众瞩目的偶像那样什么都有。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特别讲平等，我觉得好的社会，应该是平等的社会。我痛恨赢者通吃的情景。

现实中真有演员8个月、10个月一部戏都接不着。你问他哪儿的？北电毕业的。演过戏没？演过。演得好吗？不怎么样。现在有戏演吗？没有。有人找你吗？没有。

也挺悲催的。

《演员请就位》就是演员短期培训班。我来到这里，还是跟不认识的、新一批演员来做点沟通，分享一些我自己曾经也不懂的经验。这就是我的目的。

陈凯歌在《演员请就位》先导片中表示，导演最重要的工作是点燃演员

你看杨志刚老师，40多岁了，戏也没少演，我跟他一块拍完戏，他站在那儿说，导演，我实话跟你说，十年了，没有人跟我说过戏。还有王锵，我们拍完片子他说，对于表演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

这些就是我最满足的时刻。我觉得这对我就是一个表扬吧。

导演的工作是幕后的，演员的工作是幕前的。怎么让我们的青年演员能够在演技上、在对艺术的认识上、在火热的内心里，能进一步，这个对我来说最重要。

我不希望年轻人认为自己没保障、没前途、没希望

从心理上来讲，我永远跟年轻人站在一起。年轻人就是会有一些成年人没有的豪情。年轻的时代对很多人来说很短暂，你再看到他们，已经是油腻大叔，大腹便便。

《演员请就位》里，有些年轻演员有点流量、是网红或者怎么样，但是也有一部分寂寂无名，谁也不知道，也没什么流量。但他们眼神里头有点精神，你就不能小看。

眼大无神的，就比较难。因为演戏这个事就是靠内心资源，内心深处有倾诉欲、有表达欲的时候，他才能是一个好演员。那些啥也没有，也无欢喜也无忧，挺好的，每天过日子（的人），也用不着太努力，怎么都能赚钱，你说他动力从哪儿来？

我对年轻人特理解，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好好活着，想做什么事，能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受到时代影响。我们那个年代叫“有保障”。不管你挣多少工资，你总是有一份工作，总是有一份工资，总是有一间房。今天这三样可能都没有，叫“无保障”。今天的年轻人跟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区别就在这儿。

当年，我在军队当了5年兵，回来进工厂，二级工，工资一个月39块8，我觉得特靠得住。那时候我住父母那儿，父母工资也够我吃饭的，这39块8对我来说就很奢侈，所以心里很踏实。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退路。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今天如果把陈凯歌派出去挣1万块钱，上哪儿挣去？最后的结论是，我挣不着。

我内心深处有一个痛点，我不希望年轻人认为自己没保障、没前途、没希望。所以在我的电影中间，我不太写绝望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都是这想法——可能是现实，（因为）这社会太悲观。但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在我的青年时代，虽然物质非常匮乏，但我们始终有一个激昂的精神状态。

有一次我的作曲问我，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我说我要忧伤而又激昂的，它是有活力的。如果年轻人心如死灰，特别悲观绝望，我觉得这绝不是电影最终应该表达的东西。

（在节目里的口才）是因为我从小练的功，我有点童子功。我在陆军第十四军四零师讲故事很有名。那时候在部队，睡觉前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小时候念过好些书，有一天我就说，我给你们讲故事。讲《基督山恩仇记》，讲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来了一屋子人，全坐在那儿听。我原来以为这些故事，大家不会喜欢，因为战友多数都是农村兵。

第一天讲故事结束的时候，炊事班长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搪瓷饭盆，里头是炒鸡蛋，说这个得慰劳一下，你辛苦了，给大伙讲故事。但是有一要求，明儿晚上接着讲。我说有些情节我都连不上，都忘了。人家说没关系，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讲故事大概足得持续了六七个月，炒鸡蛋真没少吃。我至今对吃炒鸡蛋还是很有信念，能分别出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后来训练紧张了，就没讲了。但你能看到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化的渴望。那时不光我们连队的，其他外连队的，市里边的宣传队的什么都来听，最多的时候五六十人。

那会儿我们每天早上6点准时出操。冬季，基本上天没亮就起床。出操就围着我们营区的操场跑，《北京颂歌》在广播里响起，北京兵就都停了，站着那儿，两眼含泪听着。

成年以后，我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最困苦的年代反而是我最怀念的年代？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过来？今天物质丰盈，可某种程度上会让人麻木，啥都有，但是似乎又觉得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拍了《尘埃里开花》这个电影，有我个人很多的情感投入，是我少年时代很多东西的集合。

《尘埃里开花》片场，主演陈飞宇（中）与自己片里片外的两位父亲合影

原来是想拍三部曲。我特别想拍我在军队的生活，刚才说的炒鸡蛋这事也可以进入情节，好多都非常有趣。我一个北京的学生兵，怎么样去融入工农兵中间？一些真正从农村来的战士，我怎么跟他们有了交集，怎么样建立亲如兄弟的关系，这其实挺重要。

中国在复兴的道路上，最需要的还是精气神，还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土壤很多都被物质冲走了。从电影创作者的角度，这是我特别想弄明白的一件事。

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人才谨慎，是吧？

没有全能的导演。我特别清楚，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是我做不了的。

这么多年，我某种程度上有些名气，谤亦随之。一定是这样，也很正常。所以我处理事、对人，养成了比较谨慎的性格。可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人才谨慎，是吧？像我这样的，还是得保持自己的童心吧。

可是童心这东西说没就没了，哪保持得了。所以我认为，要对所有的事情好奇，要有敢于尝试，也不怕失败的心态，这就叫童心。我希望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保持童心的方法。

其实很多人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手里拿一铲子土，弄了个围子，围一个小土墙，给自己关里头了。安全，但是画地为牢。人这一辈子，最后都是随风而逝。你以为你这个声名能千秋万代，门儿也没有，不可能！所以还不如在能创作的时候，多努点力。

在创作上，我不是一个要靠争票房冠军、挣特别多的钱，来证明自己导演能力的人。我从来不是这么一人，因此也被人看不起，说你的票房从来没有好几十亿的。

但我特别心安理得。我那天看一个短评说，“我说不上来陈凯歌的电影好在哪儿，但是他的电影里有别人永远没有的东西。”我心里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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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吸引我的，就是创作。对我来说，你骂我，你指鹿为马，颠倒黑白，都没关系。在我们的道路上，多数时候是黑的，然后你突然转过头去，或者你突然往前走，一看，有亮，这个就是电影应该起的作用——那亮，它不可能是毒鸡汤，而是真正有一道光线在那儿。

如果能在飞速运转的时间中，惊鸿一瞥地看到那道亮，我觉得这导演就没白当。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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