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乐》总导演王年夜维：快40了，做对人生有交待的电影 -

我反思了下自己，我没多少，因为我生活总如一汪静水。

所以挺认同今天采访中这句话的：“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挺趋同的。”

趋同什么？

在我的认知里，其实就是尼克·霍恩比在《自杀俱乐部》说的：“我们这一代的麻烦就在于，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他妈的天才。”

这就是我们趋同的东西。

所以要成名立腕。

所以要急切地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走。

但其实，大可不必。

早就忘了《在路上》的迪安·莫里亚蒂、早就忘了《刀锋》里的拉里……

那些不追随时兴、潮流的人，难道只存在于小说里么？

不，生活中还有。

今天介绍一套纪录片，叫做《我行我乐》。

《我行我乐》海报

麦潮影业出品，爱奇艺上线。

这是拍独立音乐人的，有二手玫瑰乐队、野孩子乐队、Funky末吉觉、乃万NINEONE、柳爽、九宝乐队、Six City。

不是那种音乐宣传片或幕后花絮，就是正儿八经的纪录片。

一集还6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不只是拍音乐，更重要的，是拍人。

这些人听过吗？小众？

对啊，因为他们不跟着时兴和潮流的事物走。

他们对自己的部分，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更笃定。

第一导演采访了《我行我乐》总导演王大维，我更想知道关注这些独立音乐人背后的那个人是怎样的。

导演王大维

他80后，河北人。

拍过广告，做过创意，平时自给儿没事还寻摸了一些没太多人看、也没太多渠道看的中国独立纪录片。

结果，一入纪录片深似海，从此就在这块徜徉了。

也是在北京闯荡一番，人前人后忙活；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各种责任加身；也是人近40的年纪，突然想了点人生问题……他才笃定了一些选择和方向。

他笃定地去拍这些独立音乐人，去做他所热爱的纪录片拍摄。

说多了，咱来听听他的人生体悟和对这些独立音乐人的真实声音吧！

01.我快40岁了，想做对人生有点交待的东西

第一导演：为什么要拍独立音乐人的纪录片？

王大维：可能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最开始是做广告的，主要以创意设计为主，因为我从小学画画，所以一直就对画面比较敏感。

在工作初期，就已经接触了一些商业题材的短纪录片，那个时候，除了画画、拍商业题材的片子之外，就经常看纪录片。

但那个时候我看到的纪录片偏独立，最早看的是周浩老师的几部片子，还有后来被称为中国纪录片界“三个火枪手”的顾桃、徐童、于广义的片子。

那时对纪录片的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只是觉得我看到的纪录片是一个非常有劲儿的影像表达方式，和我看的很多节目不一样。

2017年夏天有一档选秀节目，当时我还在做广告，看完之后觉得有一些人一夜之间被捧成了全民偶像，当时对这个现象有点触动。

这是拍音乐纪录片的导火索吧。

最开始做广告的团队，我，还有几个同事也很喜欢独立音乐，后来我就开了个会，谈到了拍纪录片的想法，说这些独立音乐人坚持了二十多年，可能都没火，没有成为一个全民偶像，但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拥趸，肯定也有很好的故事挖掘。

在我的认识里，拥趸和粉丝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当时就想拍一个比较有探讨性的话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偶像。

也没想给偶像定义，只是希望让大家对这件事有一个思考。因为纪录片这个形式，其实就是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影像或者事件的同时，有一些思考和探讨。

所以当时第一个拍的是耳光。

耳光乐队在2020石家庄正定星光音乐节

正好赶上他们2017年年底巡演，我们说要不先拍一拍试试。结果跟了几站之后发现，原来这些人的音乐生活，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后来到老赵家里，他最开始住通州，后来搬到大兴。当时就问他，你现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他说其实还好。因为在独立乐队里耳光乐队一直被称之为巡演之王，和布衣乐队他们场次不相上下，每年都有上百场的巡演。

我说为啥从通州搬到了大兴，往里头挪一挪多好。他当时说一句话特触动我，人要活在人群里，他说我可以去三环租房，但可能我写不出歌。

为什么人要活在人群里，他可能觉得现在的钢筋水泥，人情味会变得少一些，人与人的关系会疏远一些。

2017年底，耳光乐队那期制作完成，因为某些原因大家暂时还没法看到。

2018年年初，我觉得快40岁了，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个能够对人生有点交待的东西。

恰恰碰到了这样一群坚持自己理想的独立音乐人，就毅然决然把我们整个团队，大概二十来人，全部转型做纪录片。这导致了后来大批的人就说不做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纪录片，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为我的理想买单。

第一导演：你是怎么定下这次拍哪几个独立音乐人的？

王大维：我们今年拍了大概11个独立音乐人，最后定下来可能是七集。

首先凭我心里来讲，这些音乐人和乐队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其次，无论是音乐性、个人性格，还是人生态度的表达，比较符合“我行我乐”这四个字。

“我行我乐”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我做我自己的音乐，二是我的选择、我很快乐。

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讲，和我之前做广告有个特别大的不同，拍广告更像是一个赚钱的工作，但做纪录片，让我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

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体验别人的人生，但在我们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跟随拍摄过程当中，能让我感受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这远远超出了我最开始对独立音乐人这个题材的那个目标和期待。

02.拍二手玫瑰，看一个40多岁的人还能不能分泌出荷尔蒙

第一导演：在最初开拍前，有没有在内容层面上对他们有一些设想？

王大维：当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但纪录片的魅力可能就在于，你会发现和遇到一些和之前设想完全不太一样的事件。

我们拍二手玫瑰，从去年4月份就开始拍了，到7月份的时候，梁龙说要做一个“万人之路”演唱会，当时就想把这个事作为一个主线表达二手玫瑰。

做点映的时候，下边有人提问说，为什么把梁龙的个性放到最大化？把万人之路这件事情放到最大化？

我说我没有想做一个二手玫瑰编年史的片子，因为作为一个乐队，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能坚持二十年，我觉得二手玫瑰不需要向大众去解释，他为什么这样穿衣服，他为什么这样唱歌，他乐队风格为什么是这样的。你能接受就接受，你不能接受就选择其他乐队。

如果他因为某些人的喜好，去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和行事方式，我觉得这就不是二手玫瑰了。

二手玫瑰梁龙

所以二手玫瑰那个片子更像一个蝴蝶效应，在最开始的时候梁龙做出了一个服装变化的决定，影响和确定了他和二手玫瑰乐队今后二十年的风格。但二十年之后，他还在一直在突破，在以摇滚为轴心的基础上不断的去尝试其他领域，我觉得这可能是二手玫瑰能坚持二十年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片子里，我更想表达的是，一个40多岁的人还能不能在这个时刻分泌出荷尔蒙，还能不能用音乐对社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这是独立音乐人应该永远坚持和表达的东西。

也有一些人看完二手玫瑰这期片子之后评价说：节奏太快，有些不像纪录片。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就是因为被别人定义的太久了，总是觉得某种艺术形式就应该如何如何。

在二手玫瑰没出现之前，也没有人会认为摇滚可以这样玩，在特斯拉的SUV没出现之前，也没有人认为汽车可以是个金属块儿。

我没有任何理由做一个大家或者是你定义过的纪录片，独立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不被定义的艺术形式，所以你能感受到片中人物的能量和音乐的魅力，就足够了。

我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独立音乐人以更多的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多一点人关注他们，这更重要！

03.我用野孩子佺哥二十年前的诗，来回答阿多尼斯的诗

第一导演：龙哥仍在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做展、写歌、拍电影……之前正好就他新电影《大命》做了采访 独家| “中国摇滚教母”梁龙：我要当导演，他是表达很充沛的人。看野孩子那集，佺哥说有些话放肚子里，不愿对外说了，无形之间，两集有了一种对比。

王大维：其实每个独立音乐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梁龙想表达的东西，完全是外放的，我想怎么说，我想怎么表达，会完全让你知道，就像他们的音乐。

但野孩子的音乐也一样，你在现场看和听，跟在电视上看和听，其实有差别，他们的现场会给你非常强烈的听觉和视觉的刺激。

野孩子的音乐，佺哥是灵魂，他们的音乐是需要理解甚至是慢慢品的。

佺哥的人、他的音乐和野孩子乐队的表达方式，都不是特直接，都是很含蓄的，人的性格，音乐的风格，都是相辅相成的。

野孩子乐队

第一导演：野孩子这集用诗做了结构，为什么这样去处理？

王大维：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个事。

我们在大理待了大概四个月，但是大理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拍摄素材也相对重复性较高。

2019年巡演的时候，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去南京做一个分享。阿多尼斯很有名，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前中国出了他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那天拍摄时给我的触动特别大，野孩子的音乐听那么多，但我觉得那一场特别野孩子，特别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音乐表达方式，以及慢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都很诗意。

所以导致后期，我们把诗作为几个片段的表达。每一首诗后边的事件，其实跟诗都是有关系的。

野孩子张佺

片里用的都是阿多尼斯的诗，片尾部分是张佺自己写的诗：青春短暂，青春换取了爱情，爱情短暂；黑夜漫长，黑夜孕育了理想，理想漫长；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路已被淹没，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河早已干枯。

我把佺哥的诗放在最后，等于是用他自己二十年前写的诗，来回答前面所有的诗。

第一导演：野孩子这集就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每一集都不一样，你对纪录片的美学性怎么把握？

王大维：因为音乐风格不一样，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每一集会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二手玫瑰，我们会在镜头和意象表达上进行处理。

二手玫瑰梁龙

野孩子那集通过一些文字处理，文学性的美和音乐性的美结合。

纪录片和所有的故事片，以及所有的短片、广告片也还，电影也好，只要是一种影像的表达，我觉得应该有几个标准。

第一是画面的美。

时代不一样了，观众也很挑剔，以前因为技术的落后或者经济条件达不到，用一些简单的机器纪录，这个没有问题，这是那个时代一种无奈的技术处理方式。现在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不把它拍得美一点呢？

第二是人物的美。

每一集片子，都会有一些点是放大人物的，但这不是虚假，还是真实的。他的行为方式和语言，剪辑出来是有一些能量的，让大家看完之后感受到这个人值得被追随。

第三是节奏的美。

每一集的节奏处理都不太一样，比如二手那期就是突出画面；野孩子那期用了很多空镜，呈现一种诗意。不同的节奏处理方式有不同的观感体验。

04.拍Funky,最大感受是我60岁还能不能有对自己笃定的那个劲

第一导演：Funky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你们怎么和他沟通的？

王大维：我对Funky老师很早就感兴趣了，尤其是去年拍摄布衣乐队的时候，巡演走了很多站，我们年轻人有时候都觉得吃不消，一个马上要60岁的人还能够坚持大强度的巡演，奔波在路上，当时就准备第二年拍摄Funky老师。

后来就跟三叔（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商量，赶在2019年Funky老师60岁生日这年做一个纪录片，三叔也很支持，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

在Funky印象里，纪录片就是网上出现那种拍摄一天，做个采访就完事的短视频。

但拍摄布衣乐队的时候，Funky老师比较了解我们的拍摄方式，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拍摄，是长时间跟随式的记录。

所以他觉得我们拍纪录片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也就很欣然的答应了，也就有了我们从中国一直到日本的大量拍摄。

Funky（左）

第一导演：跟拍的过程中，你对他的认识有变化吗？

王大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60岁的时候还能不能有这个劲儿，对自己热爱的东西坚持一辈子。我觉得很难，大部分人其实是做不到的，我努力吧！

这就是我们拍这个纪录片的意义所在，让大家看到一个人在60岁的时候，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依然坚持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享受这份快乐。

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要生存，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但在某些方面，他们比我们要更笃定一些，对自己的理想更笃定一些。

Funky（右）

05.无论多牛，无论在外面多风光，也别忘了家在哪

第一导演：我看的三集都拍了家庭，比如龙哥和父母的互动，野孩子武锐跟女儿的互动，Funky不一样，他是一个流浪的人。你拍家庭生活，是否会有意截取？

王大维：会，所有独立音乐人面临的事情和很多人都一样。

在那个年代，在选择自己热爱的音乐作为一种职业道路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是不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的音乐市场还不是很景气的时候，这的确不是一份很有保障的职业。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梁龙那期，父母从小的支持，尊重梁龙的选择，也成就了中国摇滚圈有了二手玫瑰乐队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

梁龙与父母

这可能就是在每一集不同的片子中，想给现在年轻的父母些许的借鉴和思考。

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可能最大的感情联系就是父母。

唯一希望你好的人就是父母，他们最开始可能不支持你这个理想，不支持你这份选择，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在心里、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这是一种爱的不同表达方式，这就是父母的伟大之处。所以到任何时候都要孝顺父母。

无论你现在有多牛，你的成就有多大，你在外边多风光，你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家在哪儿，这是很重要的。

可能不是说家的地址在哪儿，是心里还有没有这个根，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表达。

06.现在年轻人都挺趋同，独立要先有积淀性的东西存在

第一导演：现在是一个多元化时代，这个纪录片有没有一些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王大维：我个人觉得，不代表其他人看法。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个性，每个人都很独特。但说实话，我觉得恰恰相反，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挺趋同的。

因为媒体环境的变化，你想说什么话，你想做什么事，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看似很主动，其实是被动的。

很多年轻人做的事情，都有网络教你怎么说，教你怎么做，是被一些短期的、没有生命力的欲望推着走。但那个时代没有，大家只能看电视或者听一些CD，所以他们会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新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艺术形式。

总之，还是希望大家看完这个片子之后，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积淀性的东西存在，艺术形式也好，思考也好，都可以。而不是每天哗众取宠。

乃万NINEONE

第一导演：独立音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随着时兴和潮流走。

王大维：对，这也是做《我行我乐》这个片子跟独立音乐人比较契合的一个地方。这些人不跟着市场走，不跟着大众的评价走。

做纪录片也一样，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些更赚钱的事，没必要选择这一群人和这种形式。60分钟的片长，在新媒体层面其实很不讨好。

但没关系，这就像独立音乐人的笃定和坚持，因为热爱而选择，选择开始也要接受结果。也许你现在看不到，但是过了五年、十年，你能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音乐，在做这样的纪录片，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价值。

07.喜欢是乍见之欢，热爱是不厌其烦

第一导演：他们从年轻到中年，以前会叛逆，会锋利，到了现在，其实对人生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变化，你拍的过程中有没有感触？

王大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跟成熟度有关。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愤怒，或者说一些抵抗和批判的话，那个时候可能荷尔蒙比较旺盛，表达上会更凶猛。

但现在，大家都会面临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不光是家里的生活，还有乐队的生存，所以表达上会含蓄一些。但这不是放弃，也不是妥协，而是更懂得平衡。

如何让自己的音乐作品，既有自己的表达，又能不触及很多方面，是一种平衡。

龙哥现在的新歌，跟前两年的叙述方式也不一样。野孩子不太可能再写生活在地下，生活境遇不太一样了，现在写的歌更是他们在这个年龄的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观点。

没有一个音乐人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听见看见，平衡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平衡音乐和市场的关系，每个人其实都想过得更好，独立音乐人也一样。

第一导演：一开始抱着给自己一个交待的初衷拍这部片子，拍完之后，觉得自己达成了初衷吗？

王大维：当然，而且使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信心和坚定度更强了。

原来我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想到它会涉及到公司的生命力，以及这个片子的生命力，因为这个片子可能赚不到钱，甚至可能有一天夭折了，公司的人吃不上饭，大家都走了。

但拍了这两年之后，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认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又是你自己喜欢的，只要持续不断地坚持做下去，不说多大回报，至少会得到一些认可，这种认可不见得是金钱上的。

九宝乐队

不得不说，拍摄独立音乐的这一些列纪录片，让我和我的团队的每个人都打开了人生的另外一道门，我们看到了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到了理想二字在很多人身上的展现形式，这比金钱更有价值。

因为赚钱有很多方式，如果这个片子还赚不到钱，那我就再去找其他的方式赚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平衡。

不是说我非要砸锅卖铁，最后吃糠咽菜，让大家去做这个片子，在北京这样一个生活压力这么大的城市也没法去生存，我需要让大家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时生活上越来越好，理想也变得越来越美好。

所以找到一种更好、更平衡生存方式很重要，与坚持无关。

就像野孩子的鼓手武锐说的：坚持的话早就不做了，又不赚钱，为啥要坚持呢？

就是因为热爱！

无论是40岁，还是60岁，当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能够有激情，才是对选择最好的答复。

喜欢是乍见之欢，热爱是不厌其烦。

音乐题材纪录片我会一直做下去，我和我的团队，非常热爱音乐，热爱纪录片，热爱我们所拍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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