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胆年夜包天的骗子，坏了同治天子的圆明园重建梦 -

说一个晚清大骗子的故事

1873年，同治皇帝载淳十七岁，正式宣布亲政。亲政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准备重修圆明园。载淳的理由非常光明正大：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多年，实在辛苦，是时候给她们修个园子颐养天年了。

在这光明正大的说辞背后，载淳还有另一重谋算。自六岁即位之后，慈禧太后就对载淳管束极严，不但让宦官对皇帝“时时监视之”，让帝师群体天天给皇帝上课（即便已宣布亲政也不能停止），还亲自出马监督皇帝的婚姻生活，不许他将时间过多地花在后宫，以免妨害政务。搞得载淳只好“终岁独宿乾清宫”，然后与贴身太监及交好的宗室子弟（比如恭亲王奕的儿子）在夜里悄悄溜出皇宫“微行”，据说甚至有眠花宿柳之举。重修圆明园，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慈禧太后送出紫禁城，既有助于强化载淳的权力，也有助于扩张他的自由。

这也是载淳明知国库中没有余钱可以挥霍、明知满朝文武都反对重修圆明园，也绝对不肯退让的根本原因。哪怕上至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军机大臣，中至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各省督抚，下至以游百川为代表御史言官群体，轮番上奏反对，甚至闹到君臣在朝堂争辩“声震殿瓦”的地步，载淳也丝毫不愿退缩。他一面以“择要重修”这种虚辞来搪塞反对之声——实际涉及到的建筑多达三千余间，是一项预计长达十年的大工程；一面下谕旨要“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以求解决修园经费（当然，规模庞大的主体经费仍来自国库）。

同治皇帝

慈禧也很乐于重建圆明园。一方面，载淳是她的亲生儿子，载淳的那点小谋算她不介意。另一方面，1861年之前，慈禧侍奉了咸丰皇帝约十年，其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奢华舒适的圆明园内度过的。较之紫禁城一味追求权力的庄严肃穆，更具娱乐气息的圆明园，显然要宜居得多。对慈禧来说，自1861-1873年，这十余年里困居紫禁城，可谓生活质量的一次极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她对圆明园重修工程充满了兴趣。史载，样式雷进呈的万春园等处建筑的设计图和烫样，全部都要送至慈禧处请求裁决。慈禧甚至还兴致勃勃地亲自操笔，为“天地一家春”的内檐装修绘制图样。

皇帝的坚持与太后的纵容，让圆明园的重修，在1874年3月份正式宣布启动。恭亲王奕等反对者，审时度势，感觉事情已难以阻止，只好服从谕旨，率先响应皇帝的号召，为圆明园的重修工程捐款。奕在1874年初带头捐献了第一笔银子共计2万两，后来又补捐了5000两。醇王奕等皇室成员，也在同年的5月份捐出了5.6万两银子。以李鸿藻为代表的帝师群体，也跟进捐了一点资金，数额虽小，却是一种很紧要的表态。

然后，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圆明园的重修已成定局之际，骗子李光昭登场了。

李光昭是广东人，曾在汉口从事商业活动。1873年夏天来到京城，做的是贩卖“花板”（镂刻雕花的门栏家具）的买卖。其间结识了内务府的官员成麟等人。圆明园的重修工程正式启动后，按惯例由内务府负责。李光昭觉得捞钱的机会来了。他跑去找到成麟等人，说自己也是一个官员，曾靠给朝廷捐输（也就是报效军费）得到过一个“候补知府”的头衔。所以很愿意响应同治皇帝的号召，为圆明园的重修出一份力。他告诉内务府，说自己以前做木材生意，可以弄到一批巨木，“价值数十万金”，愿意运往京城修圆明园，其中的10万两木材算是无偿报效皇上。

其实，这位李光昭，并不是什么“候补知府”，甚至连“李光昭”这个名字，也有可能是借自他人。在通过内务府呈递给朝廷的奏折里，李光昭说自己是广东嘉应直隶州人氏，而该州恰好有一位地域性文化名人，也叫“李光昭”，约死于1834-1853年间。冒用已去世的本乡名人在外省招摇撞骗，在当时是一种极常见的骗术。或许是为了避免身份被揭穿，李还在奏折中说：自己曾两次花钱买官，第一次是在安徽，因“未缴免保举银两”没买成；第二次是在贵州，刚刚买完“照尚未回”，目前还没拿到朝廷发的官凭证书。简言之就是自己这个“候补知府”目前还无据可查。

李光昭也没做过什么大木材商人。按清廷事后的调查，他是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随洋商来到汉口的。做的是地皮中介的生意，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人手里将地皮买下，然后再卖给洋人。但在一笔将“襄河出口滨水荒地”卖给洋人的生意中，李光昭倒了大霉。襄河就是汉江，这块地属于汉江的泄洪区，地方政府明令禁止买卖，洋人拿到后在上面造建筑，很可能加剧水患。于是，前有地方政府干预，后有洋人要求退款，李光昭走投无路，只好以“京控”（去京城打官司）为借口逃离汉口。朝廷的事后调查还发现，李光昭“并非巨富”，“家仅有五十石之地”，根本就没有本钱去买木料来报效朝廷。

圆明园平面图

但对内务府的官员们来说，李光昭有没有钱报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光昭的所谓报效，可以投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之所好。有了皇帝和太后的支持，李光昭就有了红顶官商的名分，走到哪里都能轻松搞到木材。后续操作也简单明了：第一步，李光昭以钦差身份不必先付款即可拿到木材；第二步，内务府做一笔假账，将10万两虚报为30万两，就能领出20万两的工程款；第三步，从20万两里拿出10万两付木材账（也未必会真付足），剩下的10万两，就由内务府和李光昭一起瓜分了。

为了让这一“空手套白狼”的计划顺利实施，李光昭在奏折里，特别强调说，须请朝廷“派员同运”并“颁发字样、雕刻关防”，也就是派内务府官员和李光昭一起南下筹集木料，并给他颁发红头文件和官印。如此，内务府正牌官员压阵、红头文件与官印在手，李光昭就能做起那“两头通吃的中间商”。载淳正愁官员们捐款不够积极，见了李光昭的奏折非常高兴，立即下旨给了他一堆特权，比如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可前往各处与督抚会商事务等。时年五十二岁、事业潦倒、官司缠身的李光昭，遂摇身一变，成了“奉旨采办”的钦差。

然而，天不遂人愿。李光昭与内务府的成麟等人前往南方各省一番考察，发现各地已鲜少有符合规格的大木料，若是前往深山砍伐巨木，又耗时费钱，并无差价可赚。李光昭只好改变主意，转道去香港向洋人求助。最后以“圆明园监督代大清皇帝”的名义，与一名法国商人订立合同，向其购买了5万余两白银的木材，只付了10两银子的定金，约定木料运抵天津后再付全款。洋商见李光昭手中文件齐全，思忖皇家的买卖当不致赖账，于是也就应允。另一头，内务府则向皇帝报告称，李光昭这项木料价值30万两白银。

1874年夏天，洋商将第一批木料运抵天津。事情却出了两个岔子。第一，李光昭没有商业能力，也缺乏商界资源，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履约付款。第二，李光昭根本不懂木料，更不懂圆明园要什么样的木料，内务府先是向皇帝报告这批木料均堪使用，然后验货时又发现规格有问题，无法使用；洋人则坚称是按李光昭提交的规格采办的货物。

圆明园方壶胜境殿

若对象是中国木料商人，这两个岔子并不要紧。李光昭的钦差身份，和内务府的权势，足以让对方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吞。但李光昭面对的是洋人，背后有驻华领事撑腰，并不害怕打官司；天津又是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驻地。于是，纠纷先是闹到法、美两国驻天津领事处，又被移交到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衙门。李本来就反对修建圆明园，细察木料与合同之后更是大惊：

（1）向法商买木材的价格只有5万余两，内务府上报的价格却是30万两，差距极大，而且李光昭迄今还“分毫未付”。

（2）与洋人订立的合同，经可靠之人翻译成中文后，内中竟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与洋商立约的字样，相当于将同治皇帝给推上了被告席，实在是大逆不道。

1874年8月18日，李鸿章上奏报告“李光昭案”的调查情况，将上面这两大问题捅了出来。李光昭与内务府勾结，一头骗朝廷一头骗洋人，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曝光。原本已成定局的“圆明园重修工程”，再度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9天之后，8月27日，恭王奕、醇王奕譞、惇王奕誴、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李鸿藻等十位王公重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阵仗，再次联名上奏，要求同治皇帝停止重修圆明园。

李光昭与一干内务府官员随后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也有好些人很快就官复原职了）。陷入空前被动的载淳，郁闷了整整两天之后，才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召见奕等人，极为烦躁地吼出一句：

“我停工如何？尔等尚有哓舌？”

清廷的圆明园重修工程，就此宣告流产。五个月后，载淳亦暴病身亡。大骗子李光昭以自己的死，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成功阻止”了一场民脂民膏的大挥霍。

（本文主要史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文献专刊：故宫博物院十九周年纪念》，1944年故宫博物院出版；《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许吉敏：《试论李光昭案》，《黑龙江史志》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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