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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晚上读完了《红手指》,却用三天时间才完成了这篇书评。如同东野圭吾原本只想写一个短篇,却在六年后将它打磨成了一部发人深省的长篇,因为这个故事里蕴含了太多的信息,有太多需要表达的情绪
与其他推理小说中悬念迭起、一再反转的案件相比,这可以说是一起笨拙的杀人事件,没有诡计多端的阴谋,没有复杂的作案手段,未成年人激情杀人,愚昧的父母惊慌失措毁尸灭迹,却破绽百出。小说从一开始就将凶手清清楚楚摆在读者眼前,即便如此,却仍旧让读者欲罢不能。因为这部小说的精髓并不是像一般推理小说一样带着我们找凶手,而是以倒逼追问的方式,为泯灭的良知引路,让真相自己走到法律面前。
案件发生在外人眼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公司职员前原昭夫下班时被妻子八重子电话催促着赶回家,竟在自家院子里看到了一具被塑料垃圾袋掩盖的女童尸体。在昭夫的追问下,八重子承认女童是被他们上初中的儿子直巳掐死的。尽管如此,八重子却以死相逼,阻挠昭夫报警,并怂恿丈夫弃尸。昭夫在将尸体丢弃到附近公园的厕所后,知道经验丰富的警察迟早会将视线锁定到他们家,于是和妻子、儿子串谋,若事情败露,便将杀人的罪责嫁祸给自己年迈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前原政惠。
初读《红手指》时,我几度想破口大骂,当读第二遍时,却不禁陷入沉默。一个15岁的少年泯灭人性,残忍杀害幼女;一个50岁的儿子丧尽良知,嫁祸80岁的孱弱老母......到底是什么使这个普通的家庭成了恶魔的巢穴呢?
“脱嵌”的家庭:父不父,子不子,家将安在?
昭夫为什么会想要将儿子所犯的罪推到母亲头上呢?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为儿子逃脱罪责,又可以让他摆脱一直以来令他困扰不已的母亲。
昭夫和八重子结婚之初,便租房自立门户生活。生孩子后,一次关于婴儿哺乳问题的讨论成了导火索,从此婆媳失和,昭夫一家与父母关系割裂,八重子拒绝再登婆家的门,以至于爷爷奶奶长达七年时间没见过心爱的孙子一面,直到爷爷重病,八重子才勉强带着儿子去探望。后来年迈的父亲罹患老年痴呆症无法自理,除了表面关心,昭夫更多的是为难,他看到母亲独自照顾父亲的艰辛,却碍于妻子的原因,对父母的处境无能为力,甚至认为父亲早点去世对大家都好。
父亲去世后,昭夫也并未打算照顾母亲。不久母亲意外摔倒膝盖骨折,无奈之下昭夫只好决定照顾母亲,八重子也因为可以住进婆家的大房子而勉强同意了。然而婆媳之间仍难以相处,后来索性各过各的,住在一栋房子里的婆媳几乎连面也不见,昭夫也受妻子的影响渐渐厌烦母亲。不到三年,母亲政惠就从当初迎接儿子一家进门的那个欢快的老太太变成了和亡夫一样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日本NHK电视台曾在2010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提出“无缘社会”的概念,描述的是当今日本正步入无缘社会的现状。其中“无血缘”讲的就是家庭关系的疏离甚至崩坏。根据媒体调查显示,日本老人和家人同住的比例日趋下降,独居老人死在家中许久才被发现的事件越来越多。
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心里越来越趋向于“个体化”,许多现代人逐渐从家庭等传统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亲情的关联与纽带作用渐渐淡漠。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谈到了“脱嵌”理论,即个体日益从包括血缘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纽带和约束中脱离出来,变得越来越孤立。
前原家便是一个“脱嵌”的家庭,昭夫因为婆媳矛盾的原因,急于摆脱年迈多病的父母,想从与父母的关联中挣脱出来;八重子对婆家的一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恨不得彻底斩断与婆家的任何牵连;直巳因为从小几乎没见过爷爷奶奶,更是对他们毫无情感可言,最多算是“有血缘的陌生人”;母亲政惠在这样的家庭中,想要不让儿子为难,不与儿媳冲突,只能成为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扮演着这个家中的隐形人。
父母难享父母天伦,子女未尽子女孝道,虽然形式上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却早已分崩离析。这样的家庭别说幸福,就连人性也几乎泯灭了,才会做出让痴呆奶奶为孙子顶罪的肮脏行径!
家庭需要凝聚力,不仅要做好自己,也要做好“家人”这一角色,真诚地关怀彼此,每颗心紧靠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向内可以发光发热,对外可以抵挡各种侵袭,为每个成员提供最坚固温暖的屏障。
婚内孤独:没有情感联结的夫妻,是谋杀婚姻的共犯!
这世上没有什么普通的家庭。表面看来是和谐的一家,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东野圭吾《红手指》
案发当晚,如果不是妻子打电话催促,昭夫下班后将一如既往地晚归。他尝试约同事聚餐喝酒,在没人应约后,便索性耗在办公室里准备下周开会才需要用的资料,以此拖延时间逃避回家。
婚内孤独,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假性亲密关系”。两个人形式上是亲密无间的夫妻,实际上却毫无情感上的联结,相互间处在一种冷漠甚至回避的状态。
昭夫与八重子就处在这样一种婚内孤独当中。他们的婚姻并不是因为情感水到渠成,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更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分手的理由,女方又即将超出适婚年龄,才不得不结婚”。这样缺乏情感基础的婚姻虽然先天不足,但倘若婚后二人好好经营,增进相互理解,即便不能做到伉俪情深,至少可以举案齐眉。
然而八重子是一个自私的妻子,生活中一直用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丈夫的意志之上,从不关注丈夫的想法和感受;昭夫则是一个麻木的丈夫,每每面对妻子的唠叨和抱怨,从未尝试沟通和表达,始终采用“绝不开口反驳”的回避策略,以及“就按你说的办”的顺从姿态消极应对。
他们每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同桌吃饭,同床共枕,却从不彼此分享内心的感受,听不见对方真实的想法,不理会对方真实的需求......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麻木,精神上的分离。这样的关系与其称之为夫妻,倒更像是室友;两个人名为伴侣,却比单身更加孤独。
我曾在影视作品甚至现实生活中看到许多“不想下车的丈夫”,他们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没有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与妻儿见面,而是独自坐在昏暗的车里打发时间;日本的居酒屋之所以遍地开花经营红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丈夫们在繁重的工作后并不想要回家面对满腹牢骚的妻子,更愿意通过喝一杯来舒解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心理学家认为,在假性亲密关系中,双方处于一种“情感禁闭”的状态,即双方不自觉地达成了协议——共同保持情感上的麻木。于是,昭夫成了不愿回家的丈夫,每天以加班和聚餐躲避着妻子;而八重子也日渐疏于家务,任由房间乱七八糟,可见家也成了她想要逃离的地方。这桩婚姻已名存实亡,夫妻二人则是杀死它的共犯。
所以当看到直巳扼杀了七岁的幼女,八重子做出毁尸灭迹的决定,昭夫甚至打算嫁祸自己的母亲,虽然让我们觉得气愤,却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在这样一个没有温度、没有情感、没有爱的铁皮房子里,只能滋生出残忍和冷酷。
作家廖一梅在《柔软》中写道:“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中也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地台词:“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使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
男女原本是独立个体,能将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只有情感。敷衍的婚姻是没有意义的。想让婚姻健康,夫妻必须共同付出努力,真诚沟通,相互体谅,彼此信任,坚守忠诚。这样不仅是对彼此负责,对家庭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红手指》故事中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昭夫和八重子糟糕的婚姻导致的。一个家庭的悲剧,终究成了一个社会的悲剧。
镜子效应:你的样子,决定了你孩子的样子
对7岁女童痛下杀手的直巳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他在校园里被同学霸凌却不敢反抗,长期遭到同学们的孤立,没有一个朋友;他在被父亲严厉批评管教的时候,疯狂打砸家中物品,甚至攻击父亲;他喜欢看色情少女漫画,热衷于玩血腥暴力的杀戮游戏;他在杀人后可以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泰然自若地玩着电动游戏,在父母追问为何杀人的时候,以一句“烦死了,又没什么关系”做回应。
而面对这样的儿子,作为父亲的昭夫是怎么做的呢?
当儿子在学校被霸凌不敢上学时,昭夫严厉地责骂直巳,并强行将他送到学校;当儿子表现出攻击性时,昭夫选择减少和儿子的接触;当发现直巳越来越难以管教的时候,昭夫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孩子的叛逆期,认为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当八重子提出直巳有猥亵女童的倾向时,昭夫起初“笑着否定了妻子的看法”,在妻子列举了更多事实后,他也仅仅表示“先观察一下再说”。
昭夫作为父亲,日常基本脱离了对儿子的教育,将教导孩子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妻子,只有在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才参与进来,然而他的参与也只是简单粗暴地责骂、选择性地逃避以及不负责任地忽视。而独自担当教育儿子大任的八重子,在面对儿子的种种问题时,只会强调“他还是个孩子”,对儿子宠溺、讨好、纵容、哀求,甚至在儿子犯下杀人大错的时候,仍为儿子开脱,企图掩藏儿子的罪恶。
当警察在审讯室中问直巳为什么杀害小女孩,他只说了六个字:“都是父母不好!”
央视曾拍摄过一部名为《镜子》的家庭教育纪录片,片首有一段孩子的独白: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是多么的相似。
女艺人Angelababy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的生育观:“我觉得生孩子不需要作太多准备......20年后等我的孩子长大了,肯定也是可以有照顾我的。”
许多家长大概都是和Angelababy抱有同样的想法,认为养育孩子是人生中最平常的一件事情,无需担忧,孩子终将长大成人,变成父母的依靠。但当我们看了《红手指》的故事,便会警醒,孩子是无法自己长大成人的,他们是小树,枝叶会按照父母修剪的方向生长。
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开车需要考驾照,律师需要考执照,连厨师做菜也需要考厨师证,然而做父母却不用考证,就这么做了,并且要做一辈子,这是我们一生做得最长的一个角色,反而没有去学习。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背后,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和有问题的家庭教育。所以,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昭夫和八重子生下直巳,却并不懂得怎样去做父母。他们对养育孩子有着扭曲的认知,一个以为爱就是无条件、无底线的宠爱,另一个则把“横眉冷对”和“视而不见”当成教育孩子的手段。而他们对母亲政惠的冷漠无情,更是为孩子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
爱不是纵容,也不是控制。爱孩子,应该给他足够的陪伴,在孩子面对困境时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撑,不做缺位的父亲;爱孩子,应该给他正确的引导,在孩子走上歧途时帮他纠正方向,不做溺爱的母亲;爱孩子,应该作他优秀的榜样,让孩子以父母为镜时,看见的是人世的美好,而不是丑恶。
所谓“家庭”:人人都身处其中,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探索才能看到真相
《红手指》是一部会让人慢慢思考“‘真正的家庭’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深刻作品。——日本TBC电视台
世界上每一把钥匙,都对应了一把锁,但不是每把锁都只有一把钥匙。
刑警加贺恭一郎其实早就看穿了昭夫一家三口的谎言,他本可以直接将他们绳之以法,宣告案件破解。然而,他不单单满足于查明真相、抓住犯人,在他看来,能够拯救案件相关者的心灵才是解开事件最好的钥匙。
于是,他引导昭夫去探索母亲那根用口红染了色的红手指,让昭夫能够发掘母亲隐藏在痴呆表象下的心灵。原来,政惠发觉孙子杀了人,并且亲耳听到了儿子和儿媳在自己面前讨论如将罪名嫁祸给痴呆的自己!为了不使儿子铸下大错,政惠在每次警察上门调查时,都暗暗向警察传递着信号。她偷偷用女儿的口红染红手指,目的是表明真相:被掐死的女童脖子上干干净净,掐死她的并不是自己这双手!
老年痴呆竟然是政惠一直以来给自己的伪装!
假如昭夫曾像加贺一样,认真地注视母亲的眼睛,就会发现那不是一个痴呆老人的眼睛;假如昭夫愿意多看一看母亲,就会发现她那鲜红的手指,进而迷途知返。政惠不想撕去痴呆这个保护色,却也不想让儿子泥足深陷,于是用一根红手指提示儿子悬崖勒马。
这是一个悲剧的家庭。直巳的冷漠,八重子的自私,昭夫的逃避,政惠的隐藏......每一个人都身在这个家庭之中,看似维护着自己的家庭,却都成为了其中痛苦的一部分。究其根源,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懂得“家庭”的真正内涵。
家庭不仅是一座房子和几口人,它是一个情感共同体,是休戚相关,是荣辱与共。家庭的稳定对于家庭成员人格的健全极为重要。好的家庭不仅让每一个成员获得归属,也使他们拥有健康的情感;糟糕的家庭却像魔窟,不仅自己痛苦,还会危害到其他家庭。
前原家的悲剧不是特例,它在世上有千千万万个版本:
1999年1月,17岁的廖某在家中杀害两名9岁女童,在其父母协助下抛尸村外废井;
2019年10月,14岁的蔡某因强迫11岁女孩与其发生关系遭拒,残忍将女孩杀害;
2020年5月,58岁的马某宽将79岁的母亲活埋在离家约3公里的废弃墓穴内。
......
东野圭吾如同一个预言家,这一个个骇人听闻的真实案件,都仿佛是从他的小说里爬出来,血淋淋站到世人面前。
《红手指》出版后,东野的姐姐哭着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
他当然不是为了当预言家,只是洞悉了人性深处的丑陋,于是将这些令人嫌恶的罪行写出来,以此唤起人们心中的警戒,引导我们去反思,应该如何妥善安排年迈父母的赡养,如何保持良好的夫妻情感,如何正确教育未成年子女,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根叩问我们心灵的红手指,让我们保持认真,不敢怠慢生活。
歌德曾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家庭和睦,他便是最幸福的人。”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对家人持久地注视,在平淡的岁月中耐心地探索,找到家庭和睦的法宝,成为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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