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靳东”棍骗的黄月们的平生 -

出品 | 虎嗅年轻组

作者 | 常芳菲

题图 | 东方IC

01 真假难辨

两天之前，江西赣州黄月（化名）度过了自己60年来最被瞩目的一天。

透过江西电视台的转播，所有人都知道，“靳东”在全网粉丝前向她表白，他们“两情相悦”。她做好了跟现实彻底决裂的准备——丝毫不理丈夫的反对，剪了头发，一个人跑到长春。

稍有互联网冲浪经验的人，都会为短视频里声画不同步的塑料感与黄女士的言之凿凿感到惊讶。

至此，黄女士成了一个老年“脑残粉”，相对友善的弹幕说“女人至死是少女”；更多人直接开骂“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德行”，“建议这大爷直接离婚！”。当然，这些评论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厌女气氛，又是另一个话题。

相对友善的误解

这是一个明显的吸粉骗局，而黄女士对此深信不疑。有人试图给出解释，比如中老年人识别网络信息能力弱；靳东符合中老年女性的审美等等。但都不是重要原因。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应该反问，一个人把虚假当成救命稻草一样攥在手里，那么，真实生活全貌如何？值得追求吗？

面对丈夫、婚姻，黄月脱口而出：“我从来没有过爱情，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

面对亲子关系，儿子自述：“在外面欠了100多万。我从小是跟着舅舅长大的，我叫他们姑姑姑父”。

从这些碎片中，我们不难拼凑出黄月的一生。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很多女性一生的缩影：

“我是他家老黄牛。他喝酒打架，我无人过问。我忍我忍还是为了这个家。”

“姐姐有三个儿女，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病重（在）床上。”

上面的只言片语，都出现在那个带着浓重口音的视频里。很多和黄月一样的人期待着能从明星“弟弟”那里获得关注和被看见的可能，哪怕是假的。

02 透明人

短视频平台里的“靳东”，实际上扮演了韩剧之于年轻女性的角色，且带来的冲击力更强。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奕斐的研究显示，根据传播学编码与解码理论，韩剧中大量出现了男性凝视女性的特写镜头，会让女性观众产生男主角凝望自己的感受。而短视频里的“靳东”甚至不再有戏剧男主角的身份，他在屏幕另一端的沟通和关心完全实时，没有脚本、未经设计，完全发自个人。女性被看见的心理需求突然被满足，带来了强烈代入感和冲击力，足以促使她们离开现在的生活。

而与年轻女性追星所投射的情愫不同，对中老年女性来说，这是一场自救。

因为她们不论身处于家庭还是社会，都是长期被忽略的对象。当一个人没有被看见、被关注，就意味着他的感受不再重要，也就是否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首先，她们不再具有审美价值。对白瘦幼的追捧，让老成为美的反义词。而中年乃至老年女性唯一会被称赞的是与实际年龄相反的美貌，即所谓少女感。

明星也不能自外于这套规则。巩俐最新拍摄的杂志封面广受好评，在照片里，她穿着排球运动员的队服，仿佛啦啦队长。皮肤白皙光滑，双腿纤长，头发浓密，种种特质都指向少女感。而似乎所有人都忘了，巩俐身材和年龄上一次被广泛讨论就在短短一个月前。那是一张她与丈夫在法国度假的“生图”。

图片来自网络

而彼时的舆论与此刻截然不同，衰老成了被高频提及的词汇：

“巩俐近照曝光，女神真老了，膀大腰圆令人难以接受”

“55岁巩俐胖出天际，70岁老外男友却很帅”

除了丧失审美价值，年老更意味着女性权力（Girl Power）的丧失。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一书中，把女性按家庭角色分为女儿、媳妇、婆婆三个阶段，对于同一个个体而言，她的权力逐步降低，做女儿（未婚）时，权力最大。而这种权力的巅峰在婚礼上显现，女性在婚礼中的发言权明显高于未婚夫。而此后，女性权力进入下行通道。

而当妻子成为母亲之后，在密集母职文化下，她们的意志甚至自由变得不再重要，孩子成为了整个家庭生活的核心。

在金一虹《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一文中，作者指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是指观念上人们普遍认为母亲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顾者。因此，母亲应该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目标，全心全意投入孩子照顾，甚至放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

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的数据中，18岁～64岁女性中，29.1%不在业（未就业），比10年前高出16%。其中照亮家庭式不在业的第一位原因。而在18岁～29岁中，目前不在业需要承担大部分至全部照料孩子职责的比例高达92.3%。而这一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女性，照料孩子是她们不在业的唯一原因。

身边的人会反复劝说，“你要想孩子成功就得一个换一个，做妈妈的就要牺牲”。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孩子的父亲/奶奶（姥姥）带孩子的照片与母亲带孩子的对比图，也会不断加深母亲才是照顾孩子最佳对象的观念。

千万不要以为，女性熬到儿子/女儿上了大学，就能自由。别急，第三代已经等在门外。

很多人认为女性（尤其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已经比从前高了，是基于很多已婚育女性依然拥有工作、社交自由、经济支配、与丈夫讨价还价的权力做出的判断。

但已婚育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与育儿琐事中解脱出来，并非是丈夫（父亲）顶上了位置，而是上一辈女性接过了重任。

女性，作为母职惩罚的实际承担者，被连续惩罚了两次——做母亲、做（外）祖母。

在沈奕斐《“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中，她通过调查直接给出了结论：

在当代城市家庭中，父亲的权力衰弱了，但男性权力没有衰弱；媳妇权力上升，但女性权力没有上升。年轻女性的权力增长全数来自年老女性的让渡，而非男性。

这对女性来说，衰老就意味着权力全面丧失。

数据同样反映了这一点。以成年到退休前的年龄作为分界，两性社会地位出现截然不同的趋势：在男性内部，18岁～60岁的权力等级排序，年龄越大，等级越高；而女性内部18岁～60岁的权力等级，年龄越大，等级越低。

03 无人恋爱，全员结婚

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美满，女性让渡权力似乎还算值得。而实际情况怎样呢？

腾讯2016年的调查的结果很不乐观：

在总数上，超过7成的调查对象反馈后悔结婚，而女性中后悔的比例高达76.6%，超过男性近2成。

而这张图表则反映了收入越高，后悔几率越小。而月收入2000元以下，近8成表示后悔结婚。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足够权威的“6亿人年收入不足1000元”口径，那么一半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就可想而知。

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在样本量为2万人的调查中也基本佐证了这个判断。他发现在性生活、爱情、婚姻三方面都满意的中国人，只三分之一左右，而另外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把性生活、爱情、婚姻分开处理，只是为了维系婚姻。就像那句流行语说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我们对婚姻的容忍阈值如此高。就像每当家暴案、杀妻案发生，人们总要一再给出这个建议——女性别结婚不就行了吗？恐怕不行。

因为我们对“不婚”的容忍度太低。与贫瘠的情感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傲视全球的初婚年龄与结婚率。

2017年的统计显示，日本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为31岁、29岁；父权社会色彩极为浓重的韩国成为东亚三国结婚最迟的国家，分别是32岁和30岁。普遍认为“男女关系”随便的西方美国，2018年男女平均初次结婚的年纪向30岁靠拢。

而中国大陆的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为26岁和24岁。也就是说，女性超过24岁没有结婚，就被同龄人抛弃了。

直到2005年，一生中从未结过婚的成年人群占比，日本台湾新加坡都超过15%、韩国向10%迈进。然而在中国，数据始终在1%左右徘徊。而35岁~39岁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只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7%。

这个数据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选择不进入婚姻的女性是百里挑一的绝对异类。周围的巨大压力，心理防线非铜墙铁壁的女性很难承受。

从众显然是更容易的选择。那些女性看上去是“选择”了婚姻，实际上只是被裹挟进人群，不得不向家庭献出了自己的时间、自由、权力，但却依然被忽视。

她们只能从一方小小手机屏幕上，寻找一个体贴的、会抽空陪自己的对象。他可以是“靳东”，可以是任何一个“像一棵大树，让我这棵小树依偎在他身旁”（语出豆瓣鹅组）的人。

这是她们从生活庞大冰面下，探出头喘息的时刻，是向可能的温暖伸出手的瞬间。但抬起头来，只看到的是这样几个字：

“理智追星，切勿轻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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