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洪商》刘云湘的民告官只是“闹剧”？霍律师的话才是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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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煜寒|文

从表面上来看，《一代洪商》就像是一部乏善可陈的年代剧。

除了“桐油”这样有一个少有人知道的新名词之外，剧中几乎所有的桥都在以往的“民国戏”中有过出现。

只不过由于桐油的存在，这个故事的“主战场”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搬到了七省通衢的江洪。

不过，你我或许小瞧了《一代洪商》，也小瞧了年代剧所蕴含的知识量。

且不说《一代洪商》中那些完整古朴的窨子屋，以及屋中那些几乎每一件都有历史与典故的家具与摆设。

但就剧中人物口中那些引经据典的台词，还有对各种关键事件和名词的“刻意”解释，就不是一般“民国剧”可以做到的。

在很多时候，《一代洪商》在我眼中更像是一部“民国字典剧”。

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与背景下，剧中人物的表现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无论是主角还是反派、老戏骨还是小鲜肉，每当他们出事或有出彩表现之时，我都会急于想知道他们为何要这样做。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仅仅从剧中人物以及故事中去看，总是会有所偏差或判断失准的。

特别是像《一代洪商》这种有一定历史故事与背景，做其养分来源的“年代剧”。

比如说“倔驴”刘云湘以“完胜”许安邦的这一出戏，这场轰动了整个长沙城的民告官案子。

诚然，单从剧情上来说，这出戏可算得上是精彩万分。

其间过程不仅高潮迭起、峰回路转，而且最终以杨同昌一句“要想获得公平，就得拿命来换”完结。

这样的故事设定，可以算得上精彩且富有哲理的人生观。

不过，如果你能深入理解与思考一番，或许还能从这些精彩的剧情中找到许多不一样的内涵与理解。

比如说那位肯站出来帮刘云湘等人，跟许安邦打官司的霍律师。

这位由长沙商会请来的霍律师，虽然看起来年纪轻轻，但他却打赢了轰动一时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官司。

在这场大罢工运动中，不仅路矿当局最终被迫屈服，并与工人签订了十三条协议。

更重要的是，这场大型的罢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组织的一场大罢工运动。

而这样运动的成功，也间接为之后的“革命军北伐”、“叶挺独立团”以及“秋收起义”等，补充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许安邦在将霍律师推下天台之前，向刘云湘等人说他秘密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也许并不是胡乱栽赃给他的罪名。

从他的年纪与之前所参加的运动，以及愿意站在军阀的对立面来看。

年轻的霍律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代洪商》中还没有正式出场的“共产党人们”的“先头部队”。

这也预示了这一群来自洪江的桐油商人们，就此便与“中国共产党”有了不解之缘。

除此之外，霍律师与刘云湘等人第一次见面时，提到了在民国十一年所颁布的《湖南省宪法》。

如果你看剧不用功，或许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或许会感到有些奇怪：一个省怎么会搞出“宪法”这种东西呢？

其实这部宪法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刘云湘等人在那个乱世敢跑到长沙跟“枪杆子”打官司的真正底气。

不可否认，虽然在霍律师与罗立的帮助下，前期确实让刘云湘等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枪杆子”的力量，即便是在舆论的帮助下，让刘云湘以挨板子为代价，最终赢得了官司。

可从《一代洪商》的角度来说，并不能让地方军阀与其制定的法律变成一个正面形象，否则剧中的人物冲突将无以为继。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部《湖南省宪法》其实有着一定的正面形象，同时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以这部宪法为基础，许安邦的长官（也就是历史上的湘系军阀赵恒惕）成为了湖南的第一位“民选”省长。

而且，这部宪法在许多法律学者眼中，在当时可谓是一部相当进步的宪法，一部具有“联邦性质”的宪法，也是全国各省唯一一部在施行的宪法。

而在这部宪法被制定并施行的背后，也揭示了当时我国同时有着南北两个政府的现实。

在北洋政府与广州政府不断的军事冲突之下，湖南这块土地便自然而然成为了各路军阀战争冲突的主战场。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让国家层面的宪法不仅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缺失，也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处于缺失的状态。

所以，才有了《湖南省宪法》的出台，才有了让刘云湘动起打官司念头的基础。

另外，伴随着《湖南省宪法》还有一场历时6年的“湖南自治运动”。

从历史角度来说，因为有了《湖南省宪法》的存在，让“湖南自治运动”成为了整个20年代各个“联省自治运动”中，最完整、最深入的一次。

可惜的是，这样的一场运动，因为与当时的“北伐统一”存在理念上的冲突，所以被贴上了“地方军阀粉饰割据阴谋的遮羞布”标签。

最终《湖南省宪法》在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

而这一切，在许安邦频繁带兵进长沙，以及他上司不断为军情头痛的剧情中，都有着些许的交代与透露。

当然，也与当时的湖南“民选”省长选择站到了北洋政府一边有很大的关系，否则这部《湖南省宪法》或许可以存在更长的时间。

从当时军阀的角度来看，这部《湖南省宪法》不过是他们为了割据湖南，用以抵御外敌的一个道具罢了。

不过，就像杨同昌在船上所讲的那样：“要想获得公平，就得拿命换。”

在当时的湖南知识界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无论如何，在当时那样一种乱世下，湖南的自治确实是当时民意的一种体现与结果。

就连新中国的领导人，也曾经对这场运动有过如下撰文：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大家先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修筑，多危险！”

而这一切，就是我从《一代洪商》中看到与听到后的反思。

这也是我从刘云湘、杨同昌等洪江商人的反抗中，看到与听到的潜台词。

或许正是有了这部被军阀当作道具的宪法，才让这些自古只能任人宰割的商人们，有了与列强和军阀周旋的“武器”。

也正是这样，才让洪江的桐江商人们有了在这乱世“苟延残喘”的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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