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乡》能成国庆档票房冠军？ -

今年的国庆档已经落下帷幕，为期8天的假期内，全国票房突破39亿，也创下历史第二高的成绩

这一数字也证明了，经受过疫情巨大冲击而完全停滞的中国电影市场实现了逆袭，也接近完成了全面复苏的目标。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曾多次提到，今年国庆档最看好的一部，是《我和我的家乡》。

而国庆假期结束后，这部电影交出的最终成绩也印证了我们最初的这一猜想——

国庆上映第3天，《家乡》单日票房实现反超，从第二位一跃成为票房榜单冠军；

8天假期内，影片共揽获超过17亿的票房，目前势头仍然不减，累积票房已经突破22.5亿。

值得一提的是，在口碑方面，《我和我的家乡》从上映之初开始也是一路领跑，在淘票票、猫眼和豆瓣平台，分别取得了9.2、9.3和7.3的成绩，也都是同档期所有新片中的最高评分。

虽然从一开始，《家乡》就具备了明显的冠军相，但当国庆档各家强片竞争的硝烟逐渐散去，我们还是想回望一下2020年内地院线这次罕见的热闹聚会，搞清在大片云集的黄金档期，《我和我的家乡》为什么能够突出重围，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冠？

影片成功的背后，当然离不开强大的实力团队的托底与支持。

《我和我的家乡》祭出了一套在当下影视行业堪称梦幻的导演团队和卡司阵容，但除此以外，在追溯影片的成功原因时，还不应忽略一位重要的幕后推手——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团队。

对于北京文化这家公司，很多人并不会感到陌生：它总是一次次地和票房“爆款”电影捆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战狼2》《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流浪地球》等等现象级的电影，都是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深度参与和主控的影片。

也正是因为精准犀利的选片眼光，北京文化也被业内人和媒体称为“爆款制造机”。

而《我和我的家乡》，可以说是由它打造的又一部爆款电影。

和上述几部电影的不同情况是，北京文化不仅是最早加入《家乡》的影视公司，同时也承担起了影片主制片、主出品和营销发行工作，对项目负起终极的责任。

《家乡》取得如今的成绩，是全体主创和团队戮力同心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作为影片总制片人的张苗在影片制宣发过程中关键性的策略和推动作用。

《我和我的家乡》的幕后故事，始于去年年中，而10月8日则是项目进入快车道的一天。

在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导演宁浩和张苗在同中宣部国家电影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赋予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这个名字。

毫无疑问，《我和我的家乡》是一篇命题作文，电影局希望可以拍摄一部反映今年“决胜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的电影。

而作为最先响应这一倡议的成员，张苗和宁浩在这次会议上，完成了对命题作文“解题”的过程。

我们在对《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的采访中获悉，他和宁浩先是确定了主题和片名，同时也确立了影片的喜剧类型：

“接触到这个项目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喜」，喜迎小康，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欢乐，而在电影上面最接近或者最适合表达快乐的类型，肯定是喜剧类型。”

精准的类型定位，无疑为《家乡》的创作，提供了明确且可实行的目标。

而汇聚了总监制张艺谋、总导演宁浩、总策划张一白，徐峥、陈思诚、闫非&彭大魔、邓超&俞白眉这九大导演的喜剧“梦之队”班底，也来自北京文化与身兼总导演一职的宁浩之间“自然而然”的共识：

“我们找导演前，心里有个明确的名单，名单上都是行业里最杰出的年轻导演。”

不仅导演，影片的卡司阵容也非常豪华，近几年内地主流作品中能叫得上名字的演员，几乎都参与到了影片的拍摄当中。

同样也是在去年10月8日，《我和我的家乡》确定了在今年国庆档上映的计划。

这份信心与底气，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

今年5月宁浩在采访中透露，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是《家乡》的剧本孵化成型的时期，影片6月投入拍摄，接着在7月20日全国影院复工的第一天，宣布定档国庆上映。

这次定档，对遭受重创的中国电影，无疑起到了一剂定心丸的作用。

作为2020年开拍，并且在同年内上映的第一部大片，《我和我的家乡》扛起了救市的大旗，为萧条的电影行业带来了重振旗鼓的希望。

特别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年份里，许多电影都纷纷改档延档，《家乡》却始终坚守着国庆这一档期。

而这次定档对观众来说，则像是一场久违的约定。时隔影院停业的半年，影片为人们提供了再次走进电影院，奔赴光影之约的机会。

张苗还透露，影片的档期还拥有另一重隐藏的含义——

今年恰逢中秋和国庆在同一天，所以今年的国庆，又多了一份团圆和思乡的意义，而这正好与《家乡》的主题不谋而合。

张苗解读，影片中的每一段落，都别具匠心地埋藏下“中秋”的元素：

《北京好人》的故事，发生在北京的初秋，临近中秋时节；

《天上掉下个UFO》中，正好是在中秋那天的露天放映时，天空中惊现形似UFO的飞行物，才开启了后面那段荒诞幽默的“走近科学”之旅；

《最后一课》中，范伟饰演的范老师也是在中秋那天回到曾经支教的望溪村，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当他茫然失措地走在村里，街道上是为庆祝节日的炫目花灯和喧闹人群；

《返乡之路》里，导演邓超和俞白眉则借由沙地苹果成熟这一情节揭示出故事发生的事件，也是在陕北的秋季；

《神笔马亮》里，沈腾与马丽上演的这段搞笑又温情的爱情故事，正值金秋稻田丰收的季节，乡野里的稻田画也承载了重要的剧情作用。

《家乡》的剧情，与档期所具备的意义实现了完美的契合，两者的贴切也在激发了来自银幕之外的观众的情感共鸣。

强刺激，强共鸣，强共情，是张苗一直以来秉持的电影理念。

而《我和我的家乡》也是对其的再次延续与实践。

影片的共鸣与共情来自故事的“以小见大”：

宁浩在此前的采访中提到，《家乡》的情节是从全国千千万万个家乡的故事中走出来的，影片将家国情怀与故土之思汇聚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其中的故事和人，都带着一股质朴、平凡、日常的泥土气息。

在张苗看来，“有共情的电影才有可能是获得票房成功的影片”。《家乡》的成功，就源自于它切实做到了与观众实现情感的共振。

许多评价里提到，影片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走了心，这也是人们与其中的角色和故事产生共情的最好证明。

《我和我的家乡》能够打动观众的前提，是影片所具备的“强刺激性”，这依赖于其类型选取与剧情编排。

张苗在采访中提到，在喜剧类型的加持下，“《家乡》的剧情密度非常大，用很快的节奏给观众足够多捧腹感动的内容，它具备很强的娱乐性”。

类型化电影，是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一直以来最主力的输出内容。

张苗表示，这是一个类型片的时代，而做类型电影，也是他始终坚持的目标。对于观众来说，一部电影的类型，是让他们选择走进电影院观看它的敲门砖，“人们在选择一部电影之前，要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类型的影片”。

而张苗对类型的秉持，并不囿于现有的框架和范围内。相反，它一直尝试对全新的类型电影进行深耕与探索。

在《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流浪地球》这些爆款影片之外，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团队也尝试过不少具有鲜明作者意识的作品，比如梅峰导演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董润年的导演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以及徐磊拍摄的《平原上的夏洛克》。

这些商业成绩并不算突出，但在奖项和口碑上有所斩获的作品，都是张苗和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团队对类型拓展与创新的尝试。

提到《被光抓走的人》，张苗表示这是一部反类型的电影，然而这部作品又勾起了新的思考：

反类型电影本身，是不是也算是一种电影类型？

但与其说张苗是“唯类型论”，更不如说他最看重的是，实际上是创作者的自我表达。

这些电影的内容质量毋庸置疑，张苗坦言，尽管当时也明白这些作品面临的市场压力，但他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

正是这些具有新颖而充沛的创作表达的影片，为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团队提供了更多创制与宣发的经验，也拓宽了他们对电影类型的认知与探索。

实际上，张苗没有因为曾经在商业和票房方面经历过的碰壁，放弃对类型的深耕。

《家乡》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影片的新意，体现在它将主旋律故事和喜剧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喜剧的表达方式，用细微和轻盈的笔触书写深沉与伟大的情感，消解掉主题的宏大与距离感，同时赋予了影片更丰富的观赏性。

在某种程度上，《家乡》为主旋律影片提供了一种新的拍摄范式。它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又一次证明了：只要方法对了，主旋律电影也可以很好看。

从去年的《祖国》，到今年的《家乡》，都让人看到了集体创作、分段形式的主旋律电影的票房潜力。

在电影只要卖座，就不可避免走上系列化道路的市场环境下，张苗面对《祖国》和《家乡》这一电影形式，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他在采访中表示，《家乡》最初并不是为了分段而分段，影片先是确立了“展现故乡变化”的主题，才选取了以“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为分割标准的分段形式，用五个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故事，刻画人们对家乡的情感：“分段式的表达不一定是常态，目前只适合特定题材的创作尝试”。

至于未来是否会继续沿用这一形式，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种选择与态度所投射出的，是张苗对电影内容本体的尊重。

正因为此，我们对北京文化接下来的作品，也非常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文化在未来半年还将有三部电影问世，除了备受瞩目的《封神》以外，还有贾玲首次担任导演拍摄的《你好，李焕英》，以及叫兽易小星执导的《沐浴之王》。

两部影片都选取了喜剧类型，前者聚焦母女温情，后者则回归现实题材。

《我和我的家乡》上映不久，面对影片票房预期的提问，张苗曾这样回答，“我们交作品，用市场成绩去说话”。

是的，一部电影问世后，命运的决定权就从创作者手中交给了观众与市场。

而接下来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的这两部喜剧新作，能否收获来自电影市场和大众的积极反馈，再次创造“爆款神话”，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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