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寻找“极端”背后的共性 倾听普通人内心汹涌 -

乔任梁父母接受陈晓楠采访

被一百多封“狱外来信”打动

羊城晚报：《狱外来信》这一期节目很火爆，播出后续是什么样的？

陈晓楠：陈泗翰现在在北京的律所里实习，对生活寄予了很大希望。这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接到铺天盖地的反馈，都是在鼓励他。我们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刚从监狱假释出来，他的律师对他帮助非常大。那时，他和外界沟通的渠道非常少，现在到北京也能稍微开一些眼界。接下来的路，他还得自己摸索，我对他很有信心。他内心非常纯净，虽然看起来很羞涩，但总是淡淡笑着。他在节目中弹吉唱的《幸好我还有我们》非常点题，现场特别像一部残酷的青春电影，他那种干净的少年状态还在。

羊城晚报：采访了他之后，你有何感受？

羊城晚报：他妈妈的欣慰从何而来？

陈晓楠：现在，大家可能离陈泗翰更近了。他不只是新闻中的符号，还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没有青春的少年，现在终于走向社会，变为成年人。这段很特殊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从黑暗中寻找人生光亮的能力，他说自己会带着这股力量走下去。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才会对他寄予那么大的期望、理解、欣赏，不只是同情。

羊城晚报：当时有想过这期节目会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吗？

从个体身上挖掘时代话题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做《和陌生人说话》？

羊城晚报：每一季的节目都有一个口号，有哪些指涉吗？

陈晓楠：万变不离其宗，口号指向我们要做的事。比如第一季的口号叫“连接孤独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是单独来、单独走的，既然生而孤独，就让我们孤独在一起。有一季讲的是离奇与理解、他人和自己的关系，我也很喜欢。我们现在仍然在做这件事，比如本季的“直播村”故事，刚看到这条街的时候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们用异乎寻常的手段在镜头前展现自己，但他们离奇和出位背后仍然是对家庭的担当、对孩子的责任、对亲人的感情。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本季的口号是“越平静，越汹涌”？

陈晓楠：也可以倒着说“越汹涌，越平静”。越是在极致而汹涌的故事里，我们越要用一种白描的、不下结论的、克制的风格去对待。对于“越平静，越汹涌”，就像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人的神情，也许并不是多么歇斯底里、欢欣鼓舞，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每个人在这个时代接受那么多的挑战和异变，我们内心的弹性会被撑得更大，每个人都怀揣了非常极致的人生故事。我们想听到他们内心的波涛汹涌，而将其用一种平静的方式讲述出来时，或许可以更加真实，也更有余味。

羊城晚报：很多网友认为节目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少数派群体，可不可以理解成“和陌生人说话”就是“和少数派群体说话”呢？

羊城晚报：节目是否在寻找“极端”故事背后的人的共性？

羊城晚报：一些弹幕的发言依然对采访对象充满偏见，您如何看待这种不理解呢？

陈晓楠：尽我们的努力，多一分理解是一分，但不可能改变全世界。很多发弹幕的人也不一定真是不理解，可能只是用了一种简单化的表达凑个热闹。哪怕我多让一两个人停下来看了全片，就算尽到了我们的努力。事实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超出预期的理解，让我觉得做这件事依然是有价值的。

羊城晚报：很多人很喜欢你能够始终不带偏见地去理解这个世界，你认同这一点吗？

陈晓楠：人本来就应该平等看待这个世界。但不带偏见也是一种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就是独立思考。我很享受采访的过程，那一刻，我既是他又是我。我跳到他的生命的河流里，会化身为他去想这个事。但与此同时，我又还是我，会从第三方的视角问一些外界不理解的东西。这种跳进跳出其实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

羊城晚报：所以你对采访的成品也是有信心的。

选题需要等待和运气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节目制作需要经历多个环节：选题调研、确定采访对象、沟通细节……少则几天，多则半年，这个过程充斥着等待和运气，陈晓楠将其比作“播种不知道是否会发芽的种子”。陈晓楠提到，接触采访对象不能急功近利，达成信任是前期最重要的环节，“比起‘做节目的人’，对话者更需要一个愿意倾听他讲故事的人”。

羊城晚报：寻找这类故事的过程有多难？

羊城晚报：大概会做哪些前期工作？

采访需“忘记自己的存在”

陈晓楠将每次与采访对象对话形容为两人携手建造“超时空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她沉浸于被访者的人生路径中，并享受“我既是我，也是他”的美妙过程。面对网友将她与陈鲁豫、易立竞的访谈节目进行比较，她并不在意，认为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只有当“我就是我”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羊城晚报：在您的采访生涯中，动情落泪的情况多吗？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反映看《和陌生人说话》时经常会眼泛泪光、情绪激动。当你面对面采访时，这种感觉应该更强烈吧？

陈晓楠：非常强烈。面对面采访时，我愿意把自己和采访对象的两把椅子拉得很近，有时候聊着聊着，不由自主地变成身体往前倾。

羊城晚报：从之前控制形象到现在游刃有余地释放，这算是一种成长吗？

陈晓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修行，我这二十年差不多就在做这一件事。我最大的心得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所有的武器只能是你的倾听和问题。我年轻时会犯这种错误，对方讲一段话很好却没录上，我让他再讲一遍，他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来之前的效果。人的思维流都是稍纵即逝的，他无法还原自己。所以，你要抓住两人之间稍纵即逝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也挺玄妙的，只有做减法，清除心中杂念，与对方浑然一体时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羊城晚报：指望严肃的访谈类节目出圈，达到像娱乐综艺节目那种持续的话题热度，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陈晓楠：我自己对于目前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类节目现在已经不多了。我们做的“精神暴力”“老年人的性与爱”“PUA”等话题节目的流量都非常好。我们也会更加努力，严肃访谈的流量起点比明星节目低，必须把它做得足够好。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您坚持做严肃访谈类节目的野心或理想是什么呢？

陈晓楠：我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我把每个作品都当作最后一个作品来做——哪怕职业生涯到此刻就结束，也没有任何遗憾。做陌生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大于其他任何东西，很稀有、很难。

羊城晚报：比起同样做访谈节目的易立竞、陈鲁豫，你好像不常碰娱乐圈的选题，有什么原因吗？

陈晓楠：遇到合适的节目我也会参加，不过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法门。我也有短板，不具备把所有明星都采访好的能力。当然，我也采过易烊千玺、毛不易，这和我采访普通人没有区别，都是慢慢谈人生。如果我能够成功地谈下来，那我就贡献了他的一个侧面。我记得对毛不易的采访节目一帧没剪，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羊城晚报：做了二十年关于普通人的访谈节目，你对普通人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陈晓楠：没有什么变化。普通人和时代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大浪里卷起的一粒沙，每个人身上都有巨大的时代烙印。人的心理结构没有改变，只是表现形式变了，遇到了新的变种问题来挑战人性。而我们在这些变异话题里寻找不变的东西，那些东西让人成为人而不是动物。

羊城晚报：如果让陈晓楠对话陈晓楠，你最想问自己什么？

陈晓楠：今天开心了吗？每天开心了吗？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能每天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