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我来到深圳插手华为，错过买深南路的房，也见证财产风云幻化 -

关于深圳，我的回忆很多，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值深圳建市40周年之际，写就本文。酸甜苦辣，俱上心头。

1985：第一块电子表来自沙头角，看电子业全球变迁

1985年，我在湖南省南县读初二的时候，有了一块液晶显示的电子表。这也是我第一次拥有采用了集成电路（IC）的产品，当年国内的电视机和收音机都是用晶体管的。

我戴在手腕上，珍惜地用衣袖保护住，时不时扒出来看上一眼。那跳动的数字啊，就好比我青春悸动的心。

这是老家政府组团来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香港一侧买的港货，据说是买了“一撮箕”带回来。说是当时的价格是5港币一块，相比我父母手腕上一百多人民币一块的上海表，可谓“杀伤力惊人”。

上海的表业也就此衰落。上海牌、宝石花，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

那个年代，霍元甲和香港录像风靡全国，哪个小伙子能带回些港货，找对象的简历上都要多一笔光辉。

改革开放之后，三来一补的模式在深圳甚嚣尘上。“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就是原料进口和销售都是在香港，加工生产在深圳。包括电子表在内的电子制造业，就是这样在深圳蓬勃发展起来了。

4个特区里，深圳发展最好。深圳各产业里，电子业又发展得最好。 一度有个说法：全球70%的电子业在中国，中国70%的电子业在广东，广东70%的电子业在深圳。东莞一堵路，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就跳动。我认识的老一代创业者挺多的。我父亲戴国良的学生邓正清来到深圳合伙创立中元电子做元器件，甚至在布吉的荒山里挖出了一条中元路。罗文华创立的航嘉电子现在是家很大的电源模块企业，大量采用了明锐理想视觉检测设备。南京熊猫派出潘光宇来深圳做京华录音机，那是我90年拥有的第一个WALKMAN。

深圳电子业成长的关键原因是，背靠电子业发达的香港。

香港的电子业，起家于六十年代，甚至早于台湾（七十年代起家），产业来自日本和美国。

1959年，胡孝清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收音机工厂，承包了索尼晶体管收音机（本地称为原子粒收音机）的制造合约。最初主要是劳动密集的装配工作（俗称：拧螺丝）。美国的电子公司也到香港设厂，到了1970年，据说有230家电子厂了。逃港潮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70年代初，集成电路的兴起，电子表产业发展了起来，起初价格很高。1972年，英特尔收购了Microma，野心勃勃地想进入这个领域，推出的电子表定价为400美元。结果，几年之后，随着日本企业（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等）的疯狂扩产，价格降到了数十美元。1978年，英特尔灰头土脸地退出了这个行业，从此再也不做电子整机了，专注做CPU。

图注：英特尔博物馆里的电子表

香港从外包起家，自己的电子整机产业也发展了起来。我知道的香港赛霸创始人林文震就多次获得了香港总督奖。他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72年来到香港，设计出各种电话机出口欧美。此时，香港也可以做电子表的整机设计了。

今天台积电如此牛逼，而台湾芯片产业的第一桶金，也来自香港电子表产业。

1977年，台湾工研院在台湾落成了第一座集成电路三英寸示范工厂。员工则在美国RCA接受了训练。第一批产品就是电子表的IC，这是台湾制造的第一颗集成电路。

一位在香港做电子表的台商给了他们10万颗芯片的订单。不到一年，工研院的芯片生产良率超过了RCA，成为了全球电子表芯片的大供应商。

大中华地区共同努力下，电子表价格断崖式下跌，我拥有的5元港币一块的电子表，也就横空出世了。

深圳的电子表和机芯厂产家甚多，很多是为国外品牌做代工，快速响应灵活定制的能力很强。其他城市也有，我1993年暑假社会实践的时候，去过江阴一家闹钟的机芯厂参观过，专做一种机芯。

深圳着力发展自己的品牌，最著名的是飞亚达，不仅做机械表，还做电子表。

海量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拉动集成电路发展的最大动力。有三代动力，第一代是家电，日系最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里面用的芯片，第二代PC，美系最强，韩国借机发展了内存。第三代是手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2006年于深圳爆发的山寨手机革命，剧情也和电子表是类似的，带动了联发科、展讯、格科微、艾为、汇顶等众多的芯片企业发展。进入今天的5G时代，中国芯片企业就更多了。

最为黯然神伤的是香港，错过了集成电路发展的宝贵机遇，将中芯国际拱手让给了上海。金融是香港的拳头优势，阿里巴巴重回港股，却因为同股不同权不被港交所接受，而远走美国股市。而现在连A股都接受了这个规则，科创板的UCloud（优刻得）就是同股不同权的第一股。

港片《甜蜜蜜》和《大话西游》里，描绘了这样错肩而过、让人不胜唏嘘的爱情。

1997：来深圳遇当头一棒，看产业风云变幻

1994年我本科毕业拿到了通光北电的OFFER，在蛇口。HR说了一句话：住惯了蛇口的人，不习惯住市区。因为去广州读研究生，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1997年9月底，我放弃了广州市电信局的美差来到深圳，是中了深南路繁花似锦的毒。一家卫星传输公司的CEO之前极力游说我加入。为此，我还自己向学校垫付了8000元培养费（去电信就不用出）。

不过，现实却给了我我迎头一棒。来到卫星传输公司，却发现CEO已经离职。公司HR愿帮我落户口，但其他待遇都免谈了。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于是离开。走在深圳街头，越想越委屈，什么都没干，就亏掉了8000块，让我欲哭无泪。短短几天前还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我，却马失前蹄。夜色阑珊，闪耀的灯光，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带走我的泪花。

我同班同学，1997年初（2.5年学制）硕士毕业到中兴通信的，马上分到了股票。去莲塘看他，他一脸都写着春风得意。1997年底中兴上市，他猛赚了几万块，够买房首付了。

卫星公司是因为寻呼产业而兴旺发达的。我当时是联通的191的全国联网CALL机。我打电话发出寻呼消息之后，通过卫星链路到全国各地的寻呼台，广播式发出消息。无论在哪个城市漫游，对方都能收到这个消息。波导的寻呼机满街都是了，摩托罗拉也淡出市场，多年后，我见到了波导的老板许立华，他说他是在深圳艰难创业，投资方来自宁波的奉化，他就去了那里。

从1997年开始，随着国内光纤通信的飞速发展，以及移动通信的飞速发展，寻呼产业和卫星通信都迅速式微。这就是该卫星公司无法对我兑现承诺的原因。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深圳的通信产业已经迅速发展了起来，包括华为、中兴、亿利达、万德莱、比亚迪（手机电池）、通广北电等。电信行业爆炸式发展，专业人才紧缺。我倒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

作者戴辉，摄于1998年

我第一个去华为面试，当时觉得华为还没有上市，还有机会像我在中兴工作的同学一样赚一把。华为和中兴的名望当时是差不多的。

徐直军面试，他问了一个问题：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我赶紧说：逻辑思维。他说：好了，你去办手续吧！ 后来听说，每个人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其实答形象思维也要。

很多人跟我讲过来深圳之后找工作的经历，往往刻骨铭心。

有专业技能的往往很顺利。90年代初，李祥庭看到电线杆上招AUTOCAD工程师而打电话，宋联忠留学回国后到深圳人才市场体验生活，王诚亮出他的北邮毕业证，都是立马被摁住: 老乡，别走，我们需要你！深圳体制灵活，不看档案和户口，不拘一格吸引人才，内地那些才高八斗却不安分于传统体制的人纷涌而至。

深圳是个逼出你潜能的地方。我一个堂姐，90年代初来到深圳。应聘文秘，只考一个：打字。从未摸过电脑的她，用了三五天，就将五笔字型练得滚瓜烂熟。还有史玉柱，连老婆都不管了，闭关修炼写软件。

故事里最悲催的是老任。他1993年9月来到广东找工作，囊中羞涩，最大的开销是晚上睡觉。15元一晚的床位、野外坟地的水泥坪、泥头车驾驶舱、大巴车座位，只要能省钱，什么方式都尝试过了。

工人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很容易招到，比亚迪于是走了一个不一样的模式，以人力代替机器。1997年10月，在深圳入户要培训，教课老师说：比亚迪发现，将日本的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一个工人的工位，可以大大降低设备的投入。而今天，比亚迪却成为自动化生产的先驱，在新冠疫情中突击做出了海量的口罩。

1998：在深圳过冷清春节，看城市变迁

1998年春节，我租住在深大后面粤海门村的小单间里，我弟弟戴斌来了，和我一起过春节。

出了村子，就是一大片水塘，当地人在这里养鱼，我们在泥巴路上散步。没有想到，这里后来发展为高楼林立的科技园南区。

有天吵了一架，他拔腿就往外跑，我追了上去。越过鱼塘，就看到了深圳湾。那里有热火朝天的修路工地，是滨海大道的建设工地。看到海边的岗楼里还有人持枪站岗，严禁游泳外逃。

深南路的大广告牌上画着一个小孩子海边放风筝的照片，写着：市区工作、蛇口生活。几年后，滨海大道修通，后海的房子络绎不绝上市。当年三四千一平方米，现在十来万，买上一两套，就是人生赢家了，很后悔当时没有眼光。

那年除夕我们吃的是高达12元一份的除夕豪华快餐，肉多油厚。春晚则是在小卖店外面看了会儿。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不知所云的歌曲：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

大年初一，我们出门去逛大街。深南大道上，车马稀少，人民都回老家过年了。深圳就是一座空城。

我们来到了民俗村，门票一百多块一张，两个人就是两百多。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加班加点，也就是小几百元工资。我们确实有点肉疼。

民俗村门口有两个大水车，我们研究起了大水车的工作原理。到底是水冲在叶片上使得水车转动了起来，还是偷偷地装了一个电动机来转动水车呢？

坐着中巴，顺着深南路，离开了南山这个郊区，去市区逛街。平日满满腾腾的中巴车里没几个人，偶尔出现的小偷也回家过年去了。

遇到了一辆献血车。弟弟说，过年总要干点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献个血吧！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抽了袋血。

2003年春节，母亲第一次来到了深圳。弟弟戴斌提出去看民俗村。到了门口，一生节俭的老母亲听说价格要一百几十元，表示：我们还是在大门口看看好了，看，这个水车好漂亮！

2005年9月，我在菲律宾孤身拓展出了GSM大单，不巧却被地区部产品部要求写检查，不得已写了辞职报告才得以脱身飞回深圳。

我和太太是在深圳相遇的，两颗孤独的心碰撞到一起。母亲和“北漂”的弟弟也来到了深圳，我们一起去了民俗文化村。午餐吃的是柴火灶作的饭，母亲感慨万千，农村里都是这样的大灶，不过烧的是稻秆，而我们兄弟在幼时是“揪把子”（将稻草拧成团方便储存）的好把式，我们是当那是好玩的游戏。

到了现在，深圳的春节里各大景点人满为患，我还丢失了一只单反。民俗村和锦绣中华两个景点合到一起，价格210元，比当年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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