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少年法庭》，深度剖析了人性“平庸之恶” -

网飞2022年开春的“王炸”，是韩剧《少年法庭》。和《素媛》《我的遗物整理师》《D.P逃兵追缉令》一样，都属于聚焦现实中“隐秘的角落”，呈现黑暗现实主义的高分作品。然而相比于其他剧集，《少年法庭》则触碰了一个更加敏感，更加具有争议的现实热点话题——未成年人犯罪。

选题：占领看点和深度的“高地”

《少年法庭》的成功秘密，好的选题就占了一半。“少年犯”看似是一个教育或者家庭话题，实则背后绑定、缠绕着关于法律的权威性、一致性，关于社会文明、体制等复杂、深层次问题的考量，甚至可以动摇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根基。

所以，纵使媒体一再渲染着“少年恶魔”的耸动形象，纵使热点在舆论场中不断发酵，“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依然是主流文艺领域中“隐秘的角落”，依然是“哀之但不可鉴之”的社会逆鳞。

然而《熔炉》等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视听作品的成功，为韩国影视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无数口碑奖杯双丰收的在先珠玉，也一再拓宽了批判现实的选题尺度；现实中涌动的暗潮，更加佐证了适时地推出相应影视作品的必要性。

所以，《少年法庭》从选题的角度已经“赢麻了”。每个人都曾是少年，每个人的身边也多多少少会有“少年”的存在，“乖孩子”或“坏孩子”的标签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所见证。更何况，“问题少年”问题本身自带的犯罪、家庭、社会关系和自我选择，本身就带有一种“逆主流”和反叛色彩的天然吸引力。这个题材的看点和受众的广泛程度，可想而知。

占据了市场中无数双眼睛和注意力的“地利”，《少年法庭》的天时则来源于社交媒体发达后，现实中呈指数级增长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和伴随案件本身，或“后”犯罪时期的网络暴力、青少年心理问题等。

可以说，《少年法庭》已经不需要视听语言、叙事等技术层面的创新加持，单单地用尖锐的角度，一以贯之的批判思维反思，或者“表达”清楚青少年犯罪及后续审判、法律援助的故事，就已经赢了“人心”。甚至不用更多着墨，意味深长的留白，更能基于观众讨论、反思、共情的空间。

角色：没有绝对的“守序正义”

角色的塑造，是《少年法庭》的第二大亮点。不知是奈非团队的介入，《少年法庭》的男女主打破了“男人理性女人感性”的性别的刻板印象。用一句掷地有声的“我对少年犯厌恶至极”贯穿全剧的，是绝对冷静、理性，支持绝对的正义，信仰“人性本恶”的女主。

而温柔的、善解人意的、感性的，主张用“爱”感化少年犯的，感情用事和敏感内敛的，是男主。

在职位安排上，位高权重的部长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而“更加有经验”的，充满着精英色彩的“右陪席”法官，也由女主担任。

除了设定之外，最精彩的莫过于角色的“复杂性”和“冲突性”设计。在《少年法庭》中，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守序正义者”，主角不是“伟光正”的代言人，甚至法律也被放在客观的角度，考量证据导向型的程序正义，人情和法律的融合与对立，成为了本剧第二个令人赞叹的命题。

女主沈恩锡法官，恪守正义以及法律的准绳到不近人情，其“逼走”兢兢业业20年的部长一事的“合理性”，甚至让剧外的观众都吵翻了天。

男主车泰柱，看似是温柔的、闪着光的“别人家的孩子”，实际上用讨好型人格掩盖着童年悲剧引发的自卑。

在少年法庭工作了二十年的部长姜元中，工作上认真负责，甚至还改变了车泰柱的一生。但是在家庭中，他却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在政治的场合中，也终究没能敌得过“名”和“利”的诱惑。

继任的女部长罗瑾熙，比沈恩锡的“固执”和“冷漠”还要更胜一筹。她主张的“速战速决”庭审也间接改变了沈恩锡的命运。但是在剧终的“十字路口”，罗瑾熙也依然走向了反思和维护法律权威的道路。

除了“大人”们，剧中的“少年犯”身上更加融汇着复杂性。和《隐秘的角落》一样，《少年法庭》也充分展示了与对“未成年人”群体“天真、善良、不懂事”的主流刻板印象背道而驰的形象——藏在主流认知“隐秘的角落”中的“少年之恶”。在对于“少年之恶”的剖析中，《少年法庭》也依然聚焦了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不同于仅仅对于“缺爱”或者“问题家长”的考量，而是将问题导向了更加犀利的切入点——“罪与罚”的思辨。

要知道，法律维度对于犯罪者的“惩罚”不是用来“演”给他人，或平息舆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减少“再犯”，对于青少年违法者来说，使其敬畏法律才是第一要义。都说道德是准绳，法律是底线，但是，如果“罚”的力度不足以维护“底线”的尊严，而青少年无法理解“保护”的深意，将其曲解为“鼓励”或者“纵容”，甚至践踏底线，那么“正义”究竟该怎么书写？

思想：凝视“平庸之恶”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如此分析现代人的“恶”：当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他们或许会良心不安，但依然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平庸之恶”。

而《少年法庭》就用冷眼剖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导向源头——平庸之恶。在教育青少年的过程中，家长、社会的急于求成，对于单一的评价体系的盲目追求，默认暴力和恶性竞争，甚至容忍其“合理性”，埋下了“恶”和“反叛”的种子。

在轻罪少年违法人员的管制和保护的过程中，社会再次缺位。永远移不开的成见，冷漠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风气，再次为恶提供了温床。而站在管理人员和少年法庭的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压力被裹挟至单一的个体身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作人员都自嘲少年法庭是最“吃力不讨好”，只能靠情怀和爱心的地方。“青少年犯罪案件，无论处理了多少，仍然令人难受。”

而对于犯罪的青少年个体来说，他们眼见社会群体的漠视，变相地“鼓励”了破罐子破摔的“摆烂”心态，使得可以被疏解的问题变成了痼疾，个体的悲剧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症候群。《少年法庭》最引人深思的地方莫过于此，为恶“祛魅”。观者抹去了成见或者刻板印象，正是未成年犯罪者身上无可责备的“恶”，并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不是独立个体偶然撞见的小概率时间，而是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对于社会问题的“表达”反思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客观地评判这部韩剧。虽然拿到了9.0分的高分，但《少年法庭》仍然有“微瑕”。不得不承认，选题的成功和见解的深度的光芒，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剧集过于“样板化”和戏剧化的瑕疵。几处“闲笔”，几个“暗示”，观众已经很容易可以猜出所谓的“反转”，看透隐藏的“伏笔”。

正是因为过于“戏剧化”，或者是模板化的悬疑恐怖氛围的塑造，让观众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感官刺激之上，再辅以批判的深度压迫脑细胞，略显平淡的叙事，冗长的、“白开水”式的节奏调度，以及许多戛然而止的逻辑链条也难以得到太多的瞩目。或许抛开选题和频出的“深度金句”不谈，《少年法庭》的本质，依然没有脱离美式大女主职场“爽文”的模板。结局女主“复仇”成功，罗部长“改过自新”，姜部长岁月静好的乌托邦式的HE，仍然悬浮于现实。

但“存在”的本身就是意义。《少年法庭》的意义不在于它真正解决了什么，而在于表达了什么。正如结局中庭审助理所说一样，“一切不会完美结束，受害者会一辈子与伤痛为伴。”剧中的犯罪虽然是虚构的，但现实中仍有太多有过之无不及的案例，而漩涡中心的伤痛，也会一直伴随着当事人，迟来的正义也无法安抚客观的伤痛。

虽然现实的列车仍然在无限熵增的道路上脱轨前行，虽然每个渺小的个体难以改变他人，改变社会，但至少，可以反抗自我的“平庸之恶”，并以此为鉴，至少影响自己的身边人。毕竟，曾经的“触法少年”，最终也变成了温柔优秀的车泰柱法官，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