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盘点联合导演模式，让“爆款”成日常 -

2022年贺岁档最令人期待的电影莫过于《长津湖之水门桥》，其前作《长津湖》于去年国庆档上映，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从《长津湖》下映到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中间仅间隔十四天时间。电影总监制黄建新表示，短时间内完成《长津湖之水门桥》如此体量与规模的电影，除了主创团队的理想信念，背后更是根植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和强大。

电影工业化意味着流程清晰、分工明确，效率至上。近几年，联合导演模式成为国内电影工业化拍摄新策略，不同导演结合自己所长进行分工拍摄，将短周期与高质量有效平衡。《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便是联合导演模式下的佳作产物。

联合导演各展所长

演绎1 1＞2的惊艳效果

《长津湖》的三大导演，各司其职。据陈凯歌导演在采访中透露，他主要负责拍摄建立人物性格的段落以及构建整部影片的基调，徐克和林超贤导演共同负责进入朝鲜的部分，徐克执导大场面高潮戏，林超贤执导战争动作戏。

这样的合作安排无疑放大了三大导演的优点，陈凯歌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善于剖析历史传统对精神价值的深入影响，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把控更为得心应手。而徐克和林超贤作为香港北上的导演，在功夫电影的拍摄指导方面独具优势，特别是林超贤导演近几年来所拍摄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好评如潮，成为宏大战争场面拍摄的不二之选。

影片中，突显革命英雄主义的战争场面刻画渲染得令人感到震撼，徐克所负责的服装、化妆、道具、特技、特效真实了还原历史，大量爆破和特效场景的质感可圈可点。仁川登陆、兴南港撤退、志愿军穿越干涸的河道，以及几场遭遇战，林超贤导演所操刀的战斗故事情节描绘得细腻入目，战争打斗场面更是体现了大制作大手笔。

一部好的战争戏，不光是真枪实弹的爆破刺激，更是人性的抉择与博弈，陈凯歌所负责的文戏部分在宏大叙事和微观个体的结合方面又显得活灵活现，“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要留给下⼀代打”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意义立刻凸显了出来。三人的默契配合，书写了一段壮丽的民族精神史诗，使该片成为难能可贵的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

复刻《我和我的祖国》的高光时刻

“单元式电影”成主旋律献礼剧趋势

《长津湖》不是中国第一部采取联合导演模式成功的电影。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便采用了联合导演模式，这部电影集结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力量，由中国7位顶尖国宝级导演联合执导：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和文牧野。七位导演共同打造一部电影，是中国影史上的首次创举，也是中国电影人给祖国70华诞的一次集体献礼。

不过，与《长津湖》不同的是，《我和我的家乡》系列采用的是“拼盘式”联合执导模式，每个导演围绕电影主旨拍摄独立篇章，用7段普通人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动人故事，为用户娓娓道来这70年的风雨与喜悦，最后凝结成一部单元式电影。电影在初次上映之后便受到用户喜欢，新颖模式也引发全行业的瞩目和关注。

2020年《我和我的家乡》，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两部采用联合导演模式的国庆献礼片也乘胜追击。《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为轴，讲述祖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区的家乡故事，勾连起全民的家乡情怀，让每个人对家乡与祖国的骄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和我的父辈》则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执导，聚焦于每一个“小家”生命延续的故事，通过四个不同的时代，追忆时代下的集体回忆，诠释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亲情，以及父母与子女间最深切的情感羁绊。

此外，单元式电影的最佳优势在于，只要集锦中的一个单元口碑不错，就能带动整体的票房上涨，拉动观众进入影院。国庆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分别斩获31.7亿、28.3亿票房，俨然成为前两年国庆档中最大赢家。

在国庆三部曲的带动下，拼盘式导演这股风，也从电影吹向了更多的主旋律电视剧。这种联合创作的主旋律作品一般都是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催生的产物。时间紧、任务重，是这些作品创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集中若干导演力量的拍摄模式将宏大的电影主题分解为若干小的单元，导演更容易掌控节奏，高效创作带来的短制作周期，完美解决了拍摄难题。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就曾表示过，“如果一位导演拍摄有困难，我们就请两位导演甚至三位导演，努力用最好的资源搭建创作团队”。

赶在2021年十一前面世的献礼剧《功勋》《理想照耀中国》、抗疫剧《在一起》都是“拼盘”模式下的作品。电影部分进入创作期的还有抗疫题材的《勇敢的你》《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致敬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七人乐队》等，在《我和我的祖国》的带动下，单元式电影这种创作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资深导演监制 新人导演执导

撬动资本青睐与风格承袭的双赢模式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联合导演模式都能够共同署名。对于新人导演来说，如果和资深导演进行联合拍摄，那么影片的整体拍摄、风格运作等将会更多地由资深导演来把控，资深导演掌握关键话语权。所以我们会在很多电影中看到“资深导演监制 新人导演执导”的组合。

这种模式有效利用了资深导演的经验和人脉、商业嗅觉，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新人导演的灵气和创意。资深导演把个人积累的品牌价值赋予新人导演，以此获得资本支持。新人导演所拍摄的优质作品则加快了他们个人品牌向市场输出优秀作品的频率，同时也拓宽了电影的多元化路径。这种模式在近年来成果斐然，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模式。

以现实题材的《我不是药神》为例，这部电影由新人导演文牧野执导，由宁浩担任监制。文牧野凭借这部电影在影圈站稳了脚跟，获得市场和资本的双重认可。年轻导演曾国祥凭借《七月与安生》揽获金马奖诸多奖项，之后又拍摄了《少年的你》。这部监制则为陈可辛30年来的老搭档许月珍，经历撤档风波后归来的电影，再次获得金像奖相关提名。

而爆款电影推手徐峥在为青年导演铺路方面更为驾轻就熟，其所担任监制的《超时空同居》《爱情神话》等一系列电影题材新颖，其作为监制的个人能力和风格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影片之中，给到新人导演更多的经验借鉴，盘活新一代导演的创作活力。其本人担纲主演，也丰富了观众对于徐峥作为演员形象的认知。

奋起直追的影视工业化之路

让“爆款”成为日常的愿景

中国影视一直有一个对标好莱坞的工业化梦想。所谓工业化，便是围绕影视作品所进行的生产、营销、发行、后产品开发等一系列产业链环节、厂商及相关服务所构成的工业体系。然而国内电影起步晚，发展慢，标准不统一，这些一度成为掣肘电影行业发展的现实瓶颈。

影视工业化体系的构建是否成功，最直观的评判标准便是：爆款作品的诞生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持续高水准的输出。换而言之，高度的影视工业化是让“爆款”成为“基本款”的基石。

而联合导演模式所产出的脍炙人口的国庆三部曲、国内票房冠军《长津湖》、特色鲜明的《爱情神话》《我不是药神》等电影，则让我们看到了国内的电影工业化体系正在加速形成的希望。联合导演模式，在影视作品的头部成产环节得到了产业链的融合。

回归到即将上映的《长津湖之水门桥》，这部电影在拍摄现场，参与影片制作的人员曾一度超过七千人，期间为了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还设立了17人的核酸小组。电影的CG部分总共集合超过一百家公司，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每一个资深导演背后，均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尽管联合导演可能无法充分突出某一位导演的个人风格，彼此之间可能也会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冲突。但导演之间的联结合作，本身便是资本、渠道、人力等各方面的资源互换与加持，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不同影视制作圈子之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同质化严重，缺乏差异化的缺点。而且，在快节奏的当下，高效率、短周期的联合导演模式势必更适合市场发展的趋势。只要票房足够高，这类电影接下来还是会不断出现。

纵观全球电影发展史，电影工业化的进程实际就是专业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专业化的事情品质化。这意味着，电影在拍摄过程中的各司其职、领域细分将成为一种趋势。作为用户，我们也无比希望，电影行业能涌入更多的专业化人才，来匹配未来的工业化体系，为中国影视的高质量发展摁下加速键，让观众享受到更多好内容、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