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吉革命》鹿特丹电影节评论 -

原文首次刊登于2014年2月14日 Hollywood Reporter 网站中，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reviews/zanj-revolution-thwara-zanj-rotterdam-680323/ 英语水平有限，仅为业余翻译，如有疏漏请多加批评指正。

标题： Zanj Revolution (Thwara Zanj): Rotterdam Review

作者： Clarence Tsui

翻译：Kis Uykusu/Nathan Zhe

在塔里克·特琪亚 (Tariq Teguia) 的第三部作品中，一名阿尔及利亚记者和一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贝鲁特相遇，他们分头行动，四处探访并了解中东地区的人民起义历史。

在塔里克·特琪亚第三部影片的中间部分，一位黎巴嫩历史学家告诉影片的主角Ibn Battuta（由Fethi Ghares饰演）：“过去的叛乱可以为今天的思想家提供很多指导”。这句话定义了《辛吉革命》，一部通过寥寥无几的暴动景象掩饰其片名的作品。这部电影与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现居希腊的电影人的前两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作品：2006年的首作《罗马不是你》和2008年的第二作《内陆》一致，这部最新的，主要以贝鲁特为背景的作品发动了思想冲突而不是武装冲突，因为深思熟虑的探讨和不时的激烈辩论都预示着反抗体制是可能的。

这些关于中东历史和政治的课程透露出某种紧迫感，而这种感觉在特琪亚过去那些令人倍感无聊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也许导演受到了过去三年该地区活跃的政治变化的启发并试图以本片进行反映，《辛吉革命》对阿拉伯世界的反独裁政治运动的起伏提供了彻底并具有时效性的知识论述。本片在罗马进行了全球首映（在CinemaXXI的侧边栏中），随后在贝尔福获得了电影节大奖并在鹿特丹亮相，本片将于下个月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墨西哥城的Ficunam）放映。这部电影把艺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显然是对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空间游戏和让-吕克·戈达尔的银幕论战的致敬—并将在独立影展，私人艺术馆和校园中成为常客之一。

影片以Ibn的象征性出场开始，这位记者——与14世纪的一位写下大量旅行经历的摩洛哥探险家同名——在一片烟雾中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内。有趣的是，Ghares所饰演的角色已经在特琪亚的上一部电影中出现过：虽然没有名字，但这个留着平头的煽动者在《内陆》的一个短镜头中露脸，他在荒漠上大步流星，兴高采烈地对一个朋友讲述走路如何使自己找回某种人性。

但那是五年前充满政治动荡的时候。现在，Ghares/Ibn看起来明显感到厌倦，并对他工作的意义感到困惑。当他走进一个处于社会剧烈动荡中的阿尔及利亚小镇时，他听到一个戴着面具、投掷石块的示威者提到了赞吉，一位备受压迫，在9世纪的伊拉克反抗其统治者的底层人民。厌倦了 "被要求派往地狱般的地方报道暴乱"的生活，Ibn说服了他的编辑，让他前去为中东人民起义史上这段很少被提及的事件进行研究；虽然没有预算前往巴格达，但他设法被批准前往贝鲁特，一座被他的上司形容为“记载着阿拉伯民族的惨痛失败”的城市。

上司眼中的糟糕情况被反映在另一条故事线中，即学生激进主义分子Nahla（Diyana Sabri饰演）的家族根源，她和她流亡的巴勒斯坦父母住在塞萨洛尼基（特琪亚本人所在的地方）。她深知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逃离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的痛苦——她的父亲，一位城市研究教授，会说起因自己的离开而被旁人视为 "叛徒"的痛苦，而她的母亲，一位前武装分子则会哀叹她的旧生活永远 "消失"了——这位年轻女子决定通过返回贝鲁特来探索她的根源。她的借口是给夏蒂拉难民营带去一笔捐款，1982年9月，在旷日持久的黎巴嫩内战中，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在那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

在某种机缘巧合下，两位主角在贝鲁特脚手架林立、正在重建中的市中心徘徊时相遇了，Ibn向Nahla询问大学的位置，他要在那里会见一位研究赞吉叛乱的学者。在一次恶作剧般的交谈后，他们发现彼此是迷失在陌生土地上的同类——无政府主义者Nahla嘲笑被问及如何前往 "美国大学"的荒谬——他们将再次相遇。与他们无精打采的本地朋友Rami（Wassim Mohamed Ajawi饰演）一起，他们成为了某种政治化版本的“祖与占”三人组，因为他们谈论激进主义，在摇滚乐中跳舞，并（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抢劫，确保了Ibn和Nahla可以到达他们命中注定的旅程的最后一站——到神话中赞吉的土地和它在巴勒斯坦的现代化身，然后回到混乱的希腊街头。

Ibn完成这一广阔旅程的决心充分说明了特琪亚的野心，因为他为大众媒体每天（若不是每小时）放送的滚动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考虑周到的替代方案。Nasser Medjkane和Hacene Ait Kaci的数字摄影在取景方面做到了一丝不苟，因为角色——特别是Ibn和Nahla——被安置在令人生畏的、非人化的景观中，以强调他们在历史、政治和经济流动中的地位。同时，特写镜头纷纷给到了在Ibn和Nahla的旅程中出现的不知名的抵抗者，包括戴着头巾的阿尔及利亚农村抗议者、忧郁的贝鲁特难民、抬着烈士棺材的，沮丧的轿夫，以及在影片最后向Ibn表露身份的，疑似赞吉子孙的一位角色。

这种创作理念与Rodolphe Molla的剪辑相辅相成。电影没有采用机关枪式的蒙太奇促使观众分泌肾上腺素，而是让角色在迷茫中根据他们的顿悟所得不断前行，并以此渲染紧张感。

特琪亚这些有趣的，以简驭繁的空间实验反而让影片的缺点颇具讽刺意味，他的主要失误在于用一些不必要的反派人物来填充故事。电影中的反派不出意外的是两位不道德的美国人（由John W. Peake和Sean Gullett饰演），他们在影片中作为趁火打劫的企业家并在伊拉克首次出现；到达贝鲁特后，他们带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装满崭新美元的手提箱住在Ibn住处对面的酒店房间，这个手提箱经常被留在房间内无人看管。

他们的存在可能是有用处的，以便为主角们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来推进剧情，但美国人实在是太滑稽了：他们只是作为代表现代革命者应该反对的价值观的符号而存在，并发表一些将伊拉克重塑为 "资本主义乌托邦"和他们作为 "真正的革命者"进行 "创造性质的破坏"的怨言。这些议论对整部影片的论点没有任何补充；与其试图发掘 "失落的幽灵"，也许现在是时候该避开陈词滥调，并进行创新和激励了。抛开这种强加的，脸谱化的反派，《辛吉革命》传递了一些有价值的想法，供观众在思考反抗制度的意义和可能性时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