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的启示：我们可否重建母女叙事？ -

写这篇文章的最初目标是想把《小妈妈》这部电影推介给更多观众（这位导演瑟琳·席安玛的《燃烧女子的肖像》可能更为人熟知些）。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本想告诉同看的恋人为什么喜欢，没料到话没说出口却先哭出来。

如果定要简而言之，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令我耳目一新的母女关系叙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文章前半部分我想先聊一下传统的母女关系叙事是什么样的以及从何而来。如果你感兴趣这部我称之为“2021年最棒的发现”的电影，感谢你的耐心读下去。

▲「 一“种”关于母女的故事」

因为想写母女关系这个话题，我在豆瓣的一个相关电影的讨论下看到有人调侃地回复了“《郑爽传》”。大概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谷雨发表了一篇2017年对郑爽家庭采访的文章，文章伴随着事件的发酵在手机屏幕间快速流转。回读这篇文章，觉得那位网友的调侃虽然冷酷，也不免其道理。

郑爽与母亲的故事，与其看作是一个个案，不如称其为一“种”故事：母女之间排斥与依赖共存。这种母女故事的内核一遍遍被写进文艺作品，演化成小说、电影、戏剧，根深蒂固直至成为一种关系类型。而这种母女故事的细枝末节，亦窥见于我们每次对自己拥有的不完美的母女关系的回望和反思之中，如影随形。

如何你还未看过谷雨的这篇报道➡️

谁第一个讲起这种故事已不得而知，但可以大致确定的是，弗洛伊德和他的继承人们让这样的故事大放异彩，让古老的、几近蒙尘的厄勒克拉特悲剧重焕生机。在古希腊神话中，厄勒克拉特与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构成对照，她亲近父亲、痛恨并最终杀死了通奸的母亲。世界一度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汪洋，而今日仍在这片海滩搁浅的我们持续喃喃低语着、分享着、流传着这个爱恨交织的传说：

母亲通过照顾、掌控女儿获得自尊；女儿用服从、步调一致换取母爱。母女之间形成绑定，绝不允许第三方的介入。就郑爽的案例而言，无论是学生时期与母亲的亲密无间，还是成年之后的势不两存，过分共生或过分分离只是这种相互抑制的依赖关系的一体两面。

然而，在这场硝烟未散的战争中，父亲的角色似乎总是无足轻重，他们若无其事地路过、观望着纠缠扭打中的母女二人。

母女的共生关系：电影《黑天鹅》中，母亲与女儿是典型的母女共生关系案例。母亲因怀孕生产而放弃了芭蕾舞事业，进而期待、强迫女儿与自己分享同一个梦想。女儿生活在母亲的过度保护之下，服从母亲以换取母爱，但如此而来抑制了个人人格的发展。

母女的分离关系：电影《秋日奏鸣曲》中母亲不具备爱的能力，仅关注自己而忽视年幼的女儿和家庭，导致与女儿成年后情感的背离。母女关系的过分分离从某种程度上亦是共生，女儿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母亲的阴影，并将这种情感模式通过代际继续延续下去。

▲「 这“种”母女故事因何而起」

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在今天被描绘为最天然的、最天真的。我们被告知这样的血脉连结来自造物主的神奇，奇迹般地创造了一种根植于女性身体的“母性”。我仍然记得当外婆讲起她年龄最小的弟弟，因为家里太穷便将他过继给亲戚抚养，还在上中学的我代入了那个被抛弃的孩子，内心燃起一股对曾祖母和对那个“道德败坏”年代的愤怒。

现在看来，抛开历史地代入自己的世界观去理解事物，对过去的人实在太不公平，毕竟他们无法死而复生跳出来对我们的现今生活指手画脚。在前工业时代，孩子在大家庭模式中时常被忽略，儿童被看作是“次等人类”，对穷人而言更是负担。粗暴的手段诞生自严酷的环境，杀婴、遗弃、漠视屡见不鲜。

然而，工业革命催生了更多劳动力需求，社会基本组成单位也逐渐由大家庭转变为仅由父母和孩子构成的小家庭。女性作为生产能力较低的一方被要求进入家庭，承担起生育和照顾下一代劳动力的责任，孩子也逐渐被视为珍贵的、需要悉心照料的弱势群体。

因此，“母爱”可能并非亘古不变的神之恩赐，却更像是一个在父权与资本主义共同催化下的产物，在18世纪开始的几百年间从西方到东方快速流通。然后我们被反复告知“母爱”的神话，直至我们自己甘愿在内心将其奉上神坛。精神分析理论中对母亲与孩子的格外关注，也正是建立在“近代家庭”这一具有鲜明时代和社会形态烙印的模式之上。然而，这种有意识地理想化母亲的形象、强调母亲与孩子心连心的做法进一步孕育了上文所述的母女共生灾难。

上野千鹤子讽刺地将日本近代传统家庭机制总结为：“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和“不开心的女儿”。母亲由于终其一生委身于家庭而不满，女儿因预见自己只能重蹈母亲覆辙而不开心。后来，上野千鹤子又根据社会现状将“不开心的女儿”替换成“自责的女儿”：因为当高等教育普及至女性，女儿一方面被期待像儿子一样获得成功，弥补母亲的人生缺憾；另一方面，仍被要求结婚生子，否则便是对母亲人生的否定。如不能将母亲两方面的愿望同时实现，女儿将陷入“愧对母亲的付出”的自责深渊。

电影《伯德小姐》：为了扩展这次写作的材料，满怀期待地看了，但有点遗憾我不太喜欢这部电影。平凡叛逆的女儿和善良刻薄的母亲之间的情感矛盾，仍需要一位最温和、最理智的男性角色（父亲）进行补充与调和，这种通过对比强调女性在情绪控制上的无能让我不适，也让我怀疑这部电影创作者们是否真正对传统母女叙事进行反思。

电影《客途秋恨》：是我反复观看多次，每次重新回顾都会被感动的电影。影片中特别触动我的一个细节是，女儿在母亲的故乡日本因语言不通闹出乌龙而十分尴尬时，电影从女儿的视角回溯了母亲当年在澳门局外人一般听不懂汉语的场景。尽管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仍延续了传统母女叙事，但是也同时展现出：人生体验的共享让共情成为可能，也让一种关系的重建成为可能。

▲「《小妈妈》的启示： 我们可否重建母女叙事？」

这个问题——“我们可否重建母女叙事？”，说实话，在看过《小妈妈》之前，我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日常或文艺表达中，无论是自觉地反思还是不自觉地重复，我们都很难跳出母女情仇共存的思维惯式，并习以为常地以天然待之。郑爽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我们的期待中诞生的。我们太be ready去阅读一个郑爽这样的故事（这样戏剧化的，充满强烈的、甚至毁灭性的情感冲突的母女故事），以至于我们想不出第二“种”母女间发生故事的可能性。

《小妈妈》里，故事以妈妈的不辞而别为引子展开。这种形式的离开在传统母女故事中很容易便落入抛弃的、分离型母女关系的叙事窠臼；而在席安玛的电影中，女儿在这段与真实的成人母亲分别的时间里遇到了和自己同龄的“小妈妈”。两个女孩搭木房子、玩过家家、做可丽饼。她们以朋友的方式陪伴对方，在陪伴的过程中分享彼此的心结：奈莉困惑于外婆的死亡和母亲的不辞而别；马里翁隐隐恐惧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手术。

导演别具匠心地选择一对双胞胎出演奈莉和马利翁我想并不是仅仅出于血亲关系的考量。相同的年龄和面孔下，奈莉和马利翁互为彼此的“小妈妈”，又互为彼此的女儿。传统母女叙事中，我们或是歌颂“母性”，或是摔碎“母性”；而在《小妈妈》中，“母性”——这个由父权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构建的词汇被彻底地、有选择性地遗忘了。因悲伤而独自离开的母亲不会因为缺乏“母性”而被女儿谴责、被故事诅咒；相反地，女儿通过时空交叠在心灵上陪伴和支持了童年的母亲，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对爱与死亡更深刻的认知体验。与围绕“母性”和树立母女对立的叙事相对照的，是模糊、转换母女角色。毕竟除却母女关系这一连接，我们仍可以通过共情抵达理解的彼岸。

每次回味“小妈妈”三个字我总是无法自制地被这个“小”字感动。用“小”字形容妈妈，是将母亲解救于“母性”的宏大，用更为平等、人性的方式看待母女关系。而“小”字也是这种主流的、裹挟而来的传统母女叙事外的一支小溪流，微弱但值得被关注。

我们往返于独处与陪伴之间，如此这样目光才能触及自身的同时不遗忘他者。我相信这不是只有母女才能做到，而是每个关切的生命实体所共同实践的，或许这也正是我对于重建母女叙事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