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蹭女权热度？他领先潮流四十年 -

文丨吴泽源

从表面上，斯科特的新作《最后的决斗》发生在冷兵器时代，有着精美的时代还原和一线卡司。所以人们可能会期待另一部《角斗士》或者是《天国王朝》。

《最后的决斗》

当斯科特如剥洋葱一般用罗生门式手法剥离谎言，向观众渐渐呈现真相时，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不是意在燃起肾上腺素的史诗片，而是一部替受到性侵的女性受害者发声的借古喻今之作。

这部影片与MeToo运动交相呼应，却来得有点晚。这也没办法，影片的拍摄于2020年初因新冠疫情推迟，那时正是韦恩斯坦与波兰斯基等性侵犯受到最猛烈审判和抨击的时期。影片在时隔一年后推出，失去了些许本应有的紧贴时代的热乎劲，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参与编写的剧本，在性别话题每日都在更新、细化的当下，甚至显得有点过时。

《最后的决斗》

但要说斯科特老爷子是在蹭女权话题的热度，或是追赶时代的潮流，那就大错特错了。

老爷子本身就是潮流引领者，在二三十年前那个普遍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年代，是他拍出了《末路狂花》与《魔鬼女大兵》这样的女性影片，让世人关注女性日常面对的困境，和她们在逆境中的坚韧和勇敢。

是他在四十年前的《异形》中让女主角雷普利成为了坚挺到最后的动作英雌，这种将性别意识潜移默化渗入主流叙事的尝试，至少比其余好莱坞主流大片超前了二十年。

《异形》

所以斯科特老爷子能奉献出又一部高分女性题材影片，并不让人意外。与剧本直白粗暴的叙述手法相比，斯科特的导演手法或许更微妙，正是他的火候让《最后的决斗》有了些许值得回味的空间。

影片以一场决斗开场，引出了由马特·达蒙和亚当·德赖弗饰演的两位中世纪战士之间的恩怨。两人曾作为战友一起出生入死，却因为事关一片庄园的利益冲突和事关面子的琐碎争执而关系恶化，直至反目成仇。

《最后的决斗》

在欲望与报复心的双重驱使之下，乡绅德赖弗强奸了骑士达蒙的妻子（朱迪·科默饰），达蒙则在屈辱之下将事情上报至由国王作为仲裁人的法庭，要求以决斗方式让德赖弗付出代价。

但影片对故事的讲述并非平铺直叙。它分为三个章节，分别从达蒙、德赖弗和科默三个角色的角度，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过程。自然地，三人的叙述各有侧重也各有出入，这是「罗生门」叙事的常规特点，用在2021年的电影中不算新鲜。

甚至剧本所讲述的主题也不新鲜。达蒙与德赖弗的最后决斗，事关尊严、荣誉、名望这些本质上男性化的概念，两人都不在意科默遭受的身心创伤，就连科默的生死在他们的「荣誉」面前，都是次要的。

这也是科默的角色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女人的命运：她们终生被男权社会视为物件，被父亲当作通婚交易的筹码，被丈夫当作传宗接代的容器，被其余男人视为泄欲并借此打击她丈夫尊严的对象。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科默的角色在被强奸后做出了一个进步女性才会做出的勇敢选择，但这一选择为她带来的，只是更多痛苦。社会质疑与诘难为性侵受害者带来的二次伤害，即便在六百多年之后的当代社会，依然屡见不鲜。

但屡见不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便是老生常谈。《最后的决斗》列举的这些事实虽然确凿存在，却因为一次次被复述而削减了力度。至于影片所表现的人物群像，其实大多数都有些流于脸谱化。像沉迷酒色的公爵（本·阿弗莱克饰演），羸弱无能的国王，和因为软弱而背叛科默的闺蜜，就都是仅仅以刻板形象存在的功能性角色。

那么《最后的决斗》的亮点在哪呢？

在我看来，它的亮点在于斯科特与编剧们借叙述机制本身而表达的微妙观点。

比如，如果你足够留意，就能发现在达蒙与德赖弗各自的叙述章节中，叙述的重心都不是他们与科默的关系，甚至不是事件本身的起承转合，而是他们自己。达蒙和德赖弗都很注意包装自己的形象，前者在自己的叙述段落中以忠诚勇敢的形象现身，后者在自己的叙述段落中则以宽宏大量、不忘旧情的忠厚形象出现。两人都在强调自己的人格魅力，而德赖弗和达蒙在各自段落中，也呈现出了属于各自的明星光环。

但在科默的叙述章节中，真相却是如此赤裸。两个男主角都没有太多魅力可言：达蒙是个古板善妒、心胸狭隘的大男子主义者，而德赖弗则是个虚荣的自恋狂，认为世上没有自己得不到的女人。

归根到底，在三人的叙述章节的比对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角色往往更善于观察世界的原本面目，而男性角色眼中存在的，更多是自我意识的投射。

而这种区别也造成了片中最本质的悲剧：

在德赖弗的角色看来，他与科默角色的性爱是两情相悦的。即便后者一直在拒绝，那也只是在面对通奸关系时的欲拒还迎和自我开脱。他不认为自己在强迫后者，甚至认为后者终究享受这一过程。于是他在最后还会若无其事地撂下一句：「爱就是会让我们做出这样糟糕的事。我们情难自禁。」

但在科默的角色眼中，这只是一场冷酷无情的强奸，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她的肉体在被残酷侵入；她的尊严在被冷漠地摧毁。她的身体被对方当成了一件非人化的器具，灵魂受到无视，情感没有受到最基本的尊重。

而在强奸完成后，强奸犯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地撂下一句用爱为自己开脱的陈词滥调。并且他在试图用这种陈词滥调，将受害人诱骗到巧言令色的陷阱中。

这也是《最后的决斗》提出的两个最振聋发聩的问题：

一个人怎么可以轻易做到不仅将爱作为包装权力与暴力的幌子，而且连自己都能自欺欺人地相信这套谎言？

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他人的痛苦如此无动于衷？更不用说这些痛苦完全是由他引起的。

这或许是朱迪·科默的角色直到最后都无法想通的问题，也是无数灵魂和尊严被权力践踏的个体所想不通的事情。但这些问题，向来都只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

雷德利·斯科特再次做出了自己的表达，至于有多少人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解与共情，就只能交付给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