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也好，张国荣也好，几乎没办法演 -

文丨灰狼

《梅艳芳》

《致奥利维亚》

要说传记片主打的是人物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要么是通篇流水账，要么是单取人生一个俗套滥情的截面，未拍已然输了；如果是传记片表现的是人，那么这些重现角色的演员又往往饱受批评，除了像不像的问题之外（这个问题很致命也很关键），演技也是一个方面。

《朱迪》

就所有上述影片来说，虽然收纳了布拉德·皮特的最佳男配角以及蕾妮·齐薇格的最佳女主角（当然这也归因于皮特拿主角戏份争配角以及朱迪·加兰身世故事感人的特殊原因），但《曼克》在奥斯卡被剃光头的笑柄，彰示着影人传记片很可能是块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

但回过头来，具名的传记片确实是好莱坞的招牌、奥斯卡的显学。上世纪80年代可以算是传记片的黄金十年，《甘地传》《莫扎特传》《末代皇帝》取得了十届最佳奥斯卡最佳影片中的三席。

进入90年代，这一路向并未衰退，《辛德勒的名单》《勇敢地心》《莎翁情史》《美丽心灵》等影片一直将传记片的辉煌延续到了本世纪初。

《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

在好莱坞传记片的绝对黄金期，影人传记类型几乎消匿不见，就其中原因而言，无非是电影人的故事跟这些其他「传主们」的宏大故事比起来，格局微小，甚至不值一提。

最后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传记片是《国王的演讲》，这部影片代表着好莱坞宏大传记片的落幕以及电影传记片的开始，这个时间如此巧合地定格在2010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往的优秀传记已经开凿完毕，好莱坞鉴于题材、故事和形象枯竭，不得已开始内部挖潜和打迷影牌。

《国王的演讲》

从格局上来说，电影传记片中最接近宏大传记片的，并非超级明星传记片，而是好莱坞巨头的传记片。

最符合这一特征的，是马丁·斯科塞斯的《飞行者》，这是因为霍华德·休斯的人生故事足够传奇、足够噱头，但这些噱头并非是作为电影人的噱头，而是作为发明家和流氓大亨的噱头，电影元素或者其本人的电影人身份，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板。

《飞行者》

《最后的大亨》

如果不能挖掘更多的电影巨头（如塞尔兹尼克、路易·B·梅耶等等）的宏大故事，那么另一个颇能见效的方式就是处理那些电影史上最具的争议角色。

按此看菜下饭，既符合娱乐指标，又有百折不挠的励志元素（哪怕是荒诞的），《艾德·伍德》和《灾难艺术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找到了可以算做传记故事的好料。

《艾德·伍德》

《奥黛丽·赫本的故事》 《奥黛丽·赫本的故事》

上述几部历史巨星的传记片，大都拍摄于他们自然死亡的十几二十年后，人们或许会认为观众已经遗忘了她们，价值已然不在。

但这似乎不足以解释像詹姆斯·迪恩、猫王、玛丽莲·梦露、李小龙、伊丽莎白·泰勒等人的传记影视作品被反复推出，但即使这些人作为文化图腾的意义犹在，他们在产业本质上更像是可重复加工的边角料。

这些影片要么平铺直叙，比之维基百科多不出什么新料；要么取一个角度、一个时刻，讲述一些花边新闻。

《生活》

对梦露来说，《玛丽莲：尘封往事》（1980）、《梦露与我》（1991）、《追星跑跳碰》（1993）、《双面玛丽莲》（1996）、《梦露传》（2001）等影片中启用扮演梦露的演员形神俱差，偏离传主很远，以至于近乎亵渎。

对比来说，虽然米歇尔·威廉姆斯的颜值同样拉胯，但胜在演技过硬、制作良心，《我与梦露的一周》虽然总体亮点不多，但至少在及格线上。

《我与梦露的一周》

《李小龙：我的兄弟》

李小龙这位传主的遭遇表明，他虽然是国际顶星，是东方人在西方的绝对文化力象征，但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没搞懂他。或者说，李小龙光芒万丈，面对他的传记片，聪明人敬而远之，糊涂人赶鸭子上架，酿成大祸。

《亲爱的妈咪》

关锦鹏的导演能力（非常关键的是戏中戏的特殊结构）造成了演员和角色的神奇交汇，这里不能不提张曼玉的演技——如果没有她的超级发挥，《阮玲玉》决然到不了目前的高度。

《阮玲玉》

张曼玉在《阮玲玉》之后和法国导演奥利维亚·阿萨耶斯坠入情网，随后的《迷离劫》（1996）很明显受到《阮玲玉》的影响。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张曼玉演出的是真实的自己，也算是传记类型的特殊变体。

论及华人影星影人，被书写过的至今屈指可数，除了阮玲玉之外，周璇似乎是为数不多的一例，但周璇的传记也只停留在《天涯歌女》（1989）、《周璇》（1998）和《天涯歌女》（2008）当中，陈松伶、王璐瑶、张柏芝都出演过这个角色，但也都没盘活这个角色。

《天涯歌女》

第四条道路，指向作为「作者」的导演或编剧，论及声名地位，他们自然在明星演员之下，但在知识分子和迷影者眼中，他们地位无价，因此必然是更小众的产品。

以好莱坞来说，导演/编剧传记并非主流，《卓别林》《白色猎人黑色心》《曼克》《特朗博》《我和奥逊·威尔斯》《众神与野兽》影响都极为有限，反而是在欧洲电影作者论的大背景之下，像《叫费德里科多么奇怪》《帕索里尼》（2014）、《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2015）、《弗里茨·朗》（2016）、《怪异天才》（法斯宾德传记片，2020）受到了观众，即使不是大众的关注，也至少是影迷的关注。

《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

这些导演传记，几乎按照欧洲文艺片的拍法，部分有大导演坐镇（如阿贝尔·费拉拉和格林纳威），质量或多或少能得到保障。但如果缺乏导演和明星压阵，也基本是不温不火、无药可救。

在上述种类之外，还有一条路径，是将电影作为一个场域来表述，以此把具名的、真实的电影人物统合在一起。在昆汀·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之前，这样的操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而这一种思路无疑是最具有迷影精神的一种。

最典型的是，像罗伯特·奥尔德里奇和保罗·施拉德就是此种叙事的早期强力推手，而彼得·博格丹诺维奇这位铁杆影迷，更在《大滚友与小老千》（1976）中将格里菲斯和早期电影人浓缩在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的过程中。

《雨果》

以上五种思路，几乎能概括迄今为止影人传记片的全貌，数量上看着实不少，但在质量上无论如何都处在传记片中的中下层级。这除了影人的故事从厚度、精彩程度上无法跟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视觉障碍：明星的脸是观众一直凝视的对象，观众的印象既然极为深刻，那么用其他人来演出这位明星就是根本上的「赝品经济」，这是观众实在难以接纳的事实。

越是伟大的巨星，越难被拍成电影，难度和时间距离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