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天气转变需要所有人的步履：气温跨越60°C的地球太恐怖_头条

原文作者：Maria Ivanov

两本书呼吁在不同层面——国家和全球——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Christiana Figueres（左二）和其他国际领导人庆祝2015年《巴黎协定》被采纳。来源：Arnaud Bouissou/COP21/Anadolu Agency/Getty

相关图书

《我们选择的未来：度过气候危机》

（The Future We Choose: Surviving the Climate Crisis）

作者：Christiana Figueres & Tom Rivett-Carnac

出版社：Knopf (2020)

《气候变化与国家：现实主义论》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ation State: The Realist Case）

作者：Anatol Lieven

出版社：Allen Lane (2020)

面对气候变化，人类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停止无休止的破坏，全心全意投入重建工作。那么，要怎样才能实现重建呢？两本新书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一本认为解决之道完全在于国家及其对安全和自身利益的保护，另一本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运用政府、企业和个体的集体力量。

《我们选择的未来》深刻阐述了这种协作性方法，作者Christiana Figueres和Tom Rivett-Carnac在2015年12月《巴黎协定》的缔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巴黎协定》被称赞为一项不朽的成就，可惜也有不足之处，197个缔约方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不高于工业前水平2 °C。Figueres被认为是这项成就背后最关键的人物：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执行秘书，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谈判失败到巴黎的成功，在这长达6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Rivett-Carnac当时与Figueres共同在联合国工作，负责《巴黎协定》的政治策略。

未来愿景

《我们选择的未来》带领读者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2050年。在第一种2050年， 20亿人生活在地球上，世界没有了新鲜空气，气温一连好几天超过60 °C。在第二种2050年，地球郁郁葱葱，欣欣向荣，再生能源为智慧电网提供电力，50%的陆地被森林覆盖。虽然如此巨大的反差选择可能会被斥为大而化之，但是却突出了人类所面临的风险。

“系统性变化是一种深刻的个人努力。”作者写道。二人认为要让所有人——从街头路人到谈判室的外交官——行动起来，最有效的方式是改变固有思维，即真切地承认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性。

究竟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Figueres和Rivett-Carnac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不二人选。他们讲述的幕后故事令人着迷，比如在2014年的气候谈判中，中国和美国从相互竞争走向共赢的鲜为人知的细节；2015年，联合国安保人员在会议中心地铁站内发现炸弹后，Figueres决定继续召开气候会议。不过，我渴望这本书能更多地介绍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才改变了风向，让原本被认为毫无可能的承诺落实在纸面上。究竟是哪些事件促使绿色的小木槌在2015年12月12日晚上7点25分最终敲了下来？

其中一位作者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将民间团体和企业带入历史性的政府间事务中。比如，Rivett-Carnac设计并领导了“海啸项目”（Groundswell Initiative），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隐蔽的组织，旨在动员力量支持各大利益干系者达成宏大的协议。国家不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力量；按照作者的话说，那是一个“无人不在-无处不在的任务”（everyone-everywhere mission）。

2019年，玻利维亚的军人在灭森林火灾。来源：Aizar Raldes/AFP via Getty

国家的自身利益

相比之下，《气候变化与国家》一书提倡从国家角度出发，重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约55%的排放来自4个国家——中国、美国、印度和俄罗斯。什么会促使这些国家急剧改变自身的行为，减少排放？对于作者Anatol Lieven来说，答案就在自身利益。

Lieven是一名专门报道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英国记者，也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他将自己的第一手材料和经验编织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叙事。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分支叫现实主义——假设国家的行动以最大化权力为目的，它鲜少涉及环境问题。Lieven提醒他的现实主义同行“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全威胁。他指出，2003年和2010年热浪先后席卷欧洲和俄罗斯，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8年战争中和俄罗斯在与阿富汗的10年冲突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Lieven认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危险的间接影响”。气候变化、移民和自动化汇聚起来将成为完美风暴，破坏力堪比核战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使国家承压，使其难以维持本国人口。加之自动化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国家将无力应对，由此将产生一个极像Figueres 和Rivett-Carnac描绘的反乌托邦世界。

紧急行动

Lieven大声疾呼要采取紧急行动，尤其是强国要行动起来。他视武装力量为国家安全专家，为顺理成章的急救人员，而不仅仅是用于群体控制或大规模的基建建设，比如建造防洪设施。他主张军队支持美国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但是Lieven也有错，错在忽视了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或军事力量如何强大，能够独自解决。虽然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全球性协议和机构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要确保承诺能够兑现，行动得到支持，协议能够修改，都离不开它们——想想世界卫生组织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突出地表明，人类和地球的健康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全球性行动势在必行，有效的国际或超国家组织至关重要。

Lieven以极具说服力的笔调写道：“如果有一件事需要审慎的判断和勇敢的行动，那就是气候变化。”但是，判断和行动必须是全球层面的。Figueres和Rivett-Carnac相信对于人类和其他物种保持一种全球责任感，将足以刺激人类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也许让人感觉过度乐观了，但是他们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一定会从心底打动你，让你也希望加入这个充满艰难险阻的伟大冒险中。

原文以Everyone, everywhere: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3月23日的《自然》书评版块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0-00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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