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悲剧的自传作品，《童年往事》用空镜头表达情感 -

1983年，侯孝贤与万仁、曾壮祥合作完成了三段式结构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开启了台湾新电影的时代。这时，他读了女作家朱天文推荐给他的《沈从文自传》。

侯孝贤读完后被深深打动了，决定要用沈从文作品中的那种状态来拍自己的电影。他决定拍摄一部完全自传性的作品，这就是《童年往事》。

充满悲剧主义的自传

“我”叫阿孝，家里排行老三。“我”上面是姐姐阿兰和哥哥阿忠，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阿竹和阿咪。在“我”很小的时候，全家人都随父亲从广东梅县来到了台湾。先住在新竹，后来搬到凤山。

“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凤山度过。

关于幼时的记忆，已不甚连贯清晰，只剩下一些“事件”和片段。“我”那时常常在凤山街头玩弹子和陀螺。吃饭的时候，祖母会出来，满街叫“阿哈”。年老的祖母想带“我”一起回大陆，“我”问为什么，祖母说可以去祠堂拜祖先。有一次，她真的带“我”“回大陆”了，但谁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祖母口中的梅江桥。祖孙二人便沿途摘了芭乐回家。

对于父亲，“我”的记忆就更淡薄了。父亲有肺病，不常与我们亲近。偶尔一起吃甘蔗时，会听父亲提起过去。阿竹喜欢向父亲讨要信封上的邮票。而“我”？只记得考上凤中时，父亲的叮嘱，以后要好好念书喔。不久之后，父亲就过世了。“我”仿佛一夜长大。

中学时代的“我”，在街头收保护费，在学校和老师作对，经常打架滋事，遭学校的处分。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有了心仪的姑娘吴素梅，但不敢接近，只能骑着单车远远地尾随。为排遣苦闷，“我”在背地里偷看一些大人禁止的书籍，学会了抽烟，在健身房里消耗过剩的精力。

此时，阿兰出嫁，阿忠前往外地教书，母亲却得了喉癌，不得不远去台北治疗。“我”被迫肩负起照顾祖母弟弟的责任，同时卷入了街头的帮派争斗，心力交瘁。

后来，母亲从台北回来了。因为不愿意手术，母亲的治疗效果不理想。一家人聚在起陪伴母亲，夜半闲话家常。母亲最后还是辞世了。安葬好母亲后，“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了吴素梅情书。吴素梅让“我”先考上大学。

因为这句话，那年暑假，“我”没有选择保送军校，而是参加了大专联考。年后，“我”还是没能考取大学，吴素梅全家也离开了凤山。祖母在那一年离开了我们。她走的时候，手背上爬满蚂蚁，“我”和弟弟都不知道她已经去世多久。

漫长而完整的故事

同样是回忆性的视角，比起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更接近记忆的常态。

想想看，我们在回忆多年前的往事时，常常不能还原出一个跨度漫长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更多的时候，记忆只是一些突现于生命长河中的“事件”浪花和浮沉于时间之流的片片段段，它们在追忆的潮汐中涌起，使我们得以将那些况味复杂的感觉采撷。

而侯孝贤的电影想要捕捉的，正是那种开来的记忆的感觉。那是在浩荡历史中无法被彻底磨蚀的个人生命瞬间—侯孝贤用他的空镜头与长镜头，用他的景深构图锚定的正是这些以感觉的方式，而不是以逻辑的方式联结起来的记忆瞬间。

空镜头的巧妙运用

充满悲剧主义的自传性作品，多次巧妙运用空镜头表达情感。

《童年往事》开篇，便是几个住宅内部的空镜头。同时，这些空镜头又被门框分隔为不同的空间和景别，加上一直在讲述的画外音，一个要比镜头画框大得多的记忆空间被提示出来，环境成为记忆感觉的一部分。

而对它的分割，也暗示着家庭成员关系的不同。

比如父亲的次登场，就独占一个空间，并且画面缺乏纵深；但母亲的初登场，则是以背向的方式出现在一个景深镜头的后景之中，中景和前景由两个小孩穿梭连贯。

这分别暗示了父亲与母亲在这个记忆空间中与其他家人的相对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一种感觉的逻辑被展现出来的。

上一个镜头还是空白椅，下一个镜头忽然出现了父亲这一组将父亲和他所处的空间融为了一体。在整部电影中，父亲也确实没有离开过这一空间。父亲在记忆中的“位置”与他的镜头位置是一致的。

然而，在片头画外音中出现最多的祖母，却没在镜头中出现。

这与祖母一直想回大陆的心情相对应：虽然她最后正是死在这一房间内，但充满愧疚地讲故事，人却不愿将她限制在这一小小的空间。因此，影片中一处动人的长镜头，是祖母带“我”“回大陆”的那段。

镜头中的“祖母”带着“我”从远处走来。待两人走到近处，镜头又跟随采芭乐的两人转动。一般而言，长镜头意味着真实。但在这里，它却暗示了那无法被岁月抵消，而应被记忆小心呵护的感觉。那一刻阳光下的乡间行走，是记忆的一次“事件”，它不能被切割。就像尽管一直迷路，但祖母期待的那条回到大陆的“大路”，却如长镜头般未曾中断。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仅仅以阿孝人生中遭遇的三次死亡来划分全片，是不够的。因为在那些黑色的死亡瞬间之外，充溢着的是饱满的生的气息。

它涌现于那家庭的日常，涌现于那雨后的街道，涌现于那苦恋不得的引吭高歌，涌现于那永远走不到终点的路途。而这些，都通过电影中沉默而有情的空镜头与长镜头，通过那些被安置于不同记忆中的人物，抵达了我们的心灵。它使我们反复想起那个场景：

面对着祖母的离去，“我”仍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回大陆”的大路上，“我”和祖母一起采过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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