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附体，人人都成钢铁侠？ -

基于此，“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论坛第三期以人类增强为题，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伟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以北南联袂、京沪对话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闫宏秀的《人类增强有边界吗？》 警示人类要理性审视人类增强之“强” ；刘永谋的《“大家增强，可别拉下我！”》相信人类增强必将带来不平等；杨庆峰的《给我一颗忘忧枣》认为对人类增强的探讨需要深入从神话、哲学、科学乃至技术的综合之中；段伟文的《人类与机器的合体之路可以走多远？》认为技术背景下的自我将走向非人，成为人肉机器。其中，人类增强中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是在每篇文章中都有提及。但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段伟文认为这些为人类增强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杨庆峰呈现了光遗传技术背景下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增强场景，刘永谋认为当代人类增强技术与传统的人类增强没有根本的区别，闫宏秀却对人类提升与人类增强之间的边界表示困惑。上述这些多元的见解恰恰彰显了“科技附体，人人都成钢铁侠？”这一问题的争议性。

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侠3》剧照

人类增强有边界吗？

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

2010年恰逢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50周年之际，费利西蒂·亨德森（Felicity Henderson）于8月27日，公布了一份有趣的清单即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的愿望清单。这份300多年前的清单共有24个项目，其中关于人类自身的有寿命延长、恢复青春、通过药物改变或提高想象力、记忆等。期待更好的自我是人类的长期梦想之一，而人类增强恰恰就是通向更好自我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更好”是一个无法清晰界定的词汇。恰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一表述一样，更好的边界永远是个边界。同样地，人类增强是否也是“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呢？即人类增强的边界问题。对于增强之强的判断、对增强内容之判别以及人类关于“健康”“正常”等概念界定等均属于人类增强的边界问题。

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在波义耳的愿望清单中，寿命延长排在第一位。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所公布的《2020世界卫生统计报告》（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0），人类不仅活得更长，而且也更健康。在2000年到2016年之间，全球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HALE）都增长了8%以上，全球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66.5岁增加到72.0岁。毋庸置疑，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人类寿命得到了绝对的延长。更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延长被视为科学技术的效用之一。现在的我们无法确定波义耳所言的延长到底是指多少岁。但现实的事实是，长寿老人的年龄屡创新高，将寿命之“长”值不断提高。

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人有人的用处》指出：“我们之崇拜进步，可以用两个观点进行来进行探讨：一是事实观点，一是道德观点，后者提供赞成与否的标准。”人类增强也同样如斯。人类增强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因为所谓增强是在比较的意义产生的。若进一步借用维纳所言的进步的信仰者们的逻辑：“这个时期将不断地持续下去，在人类想象得到的未来中看不到尽头。那些坚持把进步观念当作道德原则的人们则认为这个不受限制的近乎自发的变化过程是一桩‘好事’”，认为它是向后代保证有人间天堂的根据。”在维纳那里，这个时期是指一个永无终止的发明时期，一个永无终止的发现新技术以控制人为环境的时期。那么，现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将人类增强从幻想走向现实，这个时期一旦进入，就将不断地增强下去，随之，人类增强的事实观点与道德观点都必将遭遇挑战，那么，人类增强的“增强”到底是什么呢？

人类增强与人类提升的边界在哪里？

关于人类增强究竟指什么的探讨，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法国学者西蒙贝·特曼（Simone Bateman）和让·加永（Jean Gayon）在就“人类增强”一词的内涵及其使用语境等进行大量分析的基础上，用人类能力的提升（Improving human capacities）、自我的提升（Self-Improvement）和人类本质的提升（Improvement of human nature）这三个相互交融的维度来描述人类增强。

本世纪初，由信息—生物—信息—认知(Nano-Bio-Info-Cogno，简称NBIC）所组成的会聚技术（convergent technologies），其宗旨就是在于提升人类的性能，让人类更好。然而，面对这些提升，我们不免困惑。这些提升与人类增强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以及边界什么？

用提升来描述人类增强并等于证明了人类增强与人类提升的一致性，但却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一般而言，人类增强是指通过人类通过医学和科学技术用于恢复性及治疗性目的之外对人类能力的提升，如基因编辑、聪明药、生长激素、兴奋剂等。易言之，对于疾病的治疗或先天性缺陷的弥补不属于人类增强的范畴。如从疾病到健康、从不正常到正常属于恢复或治疗。那么，与此相关的是一个问题是，“健康”“正常”等概念是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呢？若不是，该如何判别人类增强。即，人类增强“增强”的是什么？在恢复或治疗与增强之间之中是否有灰色地带呢？

人类是否可以承受人类增强之非人类化？

毫无疑问，每一项创新确实在一开始都蕴含着不确定性，都与风险相伴，甚至可能是一种冒险。人类增强的指向非常明显，就是通过科学技术提升人类自身。但这种指向是一种期望，即，一种理想态。在走向理想态的过程中，不确定性永远在潜伏着。

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伦理道德的维度被视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人类增强的过程中，若出现非人类化的人类，人类是否可以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呢？如果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维纳所言的技术意义大于道德意义时，该如何面对呢？即，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非伦理道德、法律等的缺失而导致上述情形时，伦理道德等并不一定能有效化解科学技术的风险。此时，出路在何方？

对人类增强边界的厘清是人类是否可以承受人类增强之非人类化的关键所在。若人类增强的无极限，则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式的是，即上述问题被消解。但还有一个答案与“是”截然相反时，则人类增强的边界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喜欢科技却不愿意被科技完全附体的人都在力图守护人的本质。

“大家增强，可别拉下我！”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增强运用高新技术手段，目标是让人变得更强壮、更聪明、更长寿、更年轻、更健康、更敏捷……总之是变得更好。最近，京东物流的女快递员使用机器外骨骼，走楼梯轻松将双开门大冰箱搬上六楼，极大提高物流效率。这能有什么问题呢？

奥林匹克座右铭“更快，更高，更强”难道不是提倡人体运动技能的“增强”吗？还有在中国升学可以加分的“奥赛”，不是鼓励大脑智力的“增强”吗？无论奥运会，还是“奥赛”，训练参赛者都会合理运用技术方法，实现科学训练。当代人类增强采用诸多新技术，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目标仍是让人变得更好，与传统的人类增强有根本区别吗？没有。那么，大家对人类增强议论纷纷，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会不会扩大不平等？

人类增强主要包括：感觉增强（如助听器），附肢和生物学功能增强（如假肢），脑增强（或认知增强，如“聪明药”），遗传增强（如基因编辑）。举个遗传增强的例子来分析。

2019年初，“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沸沸扬扬，不仅官员、学者关注，普通老百姓也议论纷纷。正常人可能感染艾滋病毒，基因编辑“增强”婴儿的免疫能力，使之不再感染病毒。婴儿父母有艾滋病，似乎可以把贺建奎的工作视为预防性治疗而非增强。但是，遗传治疗和遗传增强所运用的技术完全一样，差别只在于接受者是否健康正常。

“聪明药”给智障吃可以提升智力，给正常人吃可以让你智力超常。增强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可能被限制在治疗的范围吗？人人都想追求更好的自己，这无可厚非。大家对贺建奎的不满是什么呢？

一些科技专家抱怨老百姓根本没有基因编辑知识，分不清基因治疗与基因修饰、体细胞编辑与生殖细胞编辑，根本不用跟老百姓讨论问题。有些专家担心现有的遗传增强技术不安全，可能有副作用。普通人的确不懂技术，但中国老百姓历来对科技创新比较宽容，一般认为技术可以慢慢完善，开始出现点问题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再一个，他们会觉得，上头还有党和国家，会操心基因增强的技术风险问题，如果政府同意，便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一点和西方不同，西方公众常常怀疑政府、专家和跨国公司串通起来压迫人民群众。

人文学者则发表一些高深的批评意见。有的说，人自己编辑自己，开始人造人，僭越大自然或上帝的神圣职责。也有人说，人类基因是神圣的，随便改变它侮辱人类尊严。还有人说，人等于特定的基因，编辑了它人就“有点”不是人了。这些“掉书袋”的意见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可普通人接受度不高。只有上帝才能造人，基因不变等于人类尊严，人与非人要保持界限，这些想法听起来西方人更容易接受。

从流传最广的相关帖子来看，中国老百姓最担心的应该是：基因增强得花钱，它肯定有高中低不同版本，钱不够只能用低配技术，孩子直接就输在起跑线了。道理很简单：别人增强就等于你变弱，人类增强同时意味着人类削弱。也就是说，基因增强可能扩大社会不平等，这才是中国老百姓最担心的问题。

“聪明药”要不要吃？我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吃，吃了就能考第一名了。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平等只存在于理想的乌托邦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可以分为生物性状的不平等和社会性状的不平等。后者比如“你爸爸是李刚”，前者是身体机能差异，比如胖瘦美丑愚智寿夭。想一想，生在穷人家可以勤奋弥补，可生来就比别人蠢，拿什么和别人拼呢？俗话说，有钱没钱进了澡堂一个样，可人类增强之后，脱了衣服人和人可真就不一样了，别人可能是有外骨骼的“金刚狼”。

会不会被极权奴役？

显然，生物性状上的不平等更加难以逾越。穷人家的孩子没钱增强，一丁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如果独裁者运用人类增强技术，固定不同社会阶层在生物性状的差距，如此等级社会还有办法推翻吗？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描述过类似的可怕景象：在婴儿孕育的过程中，就分别运用不同的生化技术制造出不同体力、治理和情感特征的社会成员，出生后分属不同的社会等级，低等级的社会成员比高等级的天生要蠢一些、丑一些、弱一些。

统治者大规模运用技术手段，制造人在生物性状上的差异，以此维护极权主义统治，我称之为人种分级术。技术手段运用于正常的社会治理属于治理术，但超出应有的界限就变成操控术。人种分级术属于操控术，包括致畸术和优化术。

致畸术故意制造被统治者在智力和体力上的缺陷，使之甘于、适于被压迫。有证据表明，有些乞讨的小孩是被人故意弄残弄傻的。显然，公开对被统治者实施大规模的致畸术不大可能。但是，垄断人类增强技术，对少数统治者进行智力和体力上的优化完全可行，此即优化术。据传纳粹曾搞过“摇篮”或“方舟”计划，要选育最优良的雅利安纯种优良人类，让他们统治国家。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优生学”，便是某种将人类增强运用于社会治理的极权计划。对人种进行优化，乍听起来没大问题，但“优生学”在实践中还意味着对劣种的歧视和灭绝，比如搞种族隔离、大规模灭绝犹太人。

因此，人类增强不仅可能扩大不平等，如果失去控制还可能成为极权帮凶和奴役工具，我称之为增强操控问题。好莱坞科幻电影《冲出克隆岛》，描述的便是运用生化技术残酷奴役克隆人的故事，比如为获取克隆器官，缩短克隆人的寿命，加速克隆人的生长速度，而使之认知能力停留在婴儿阶段。

一定要记住：使用在克隆人身上的生化操控技术同样适用于正常人类，这是《冲出克隆岛》让观影者不寒而栗的根源。可以说，《冲出克隆岛》以一种极端形式隐喻增强操控等级社会中无权者的悲惨命运：无权者在其中的地位，与片中克隆人的地位是类似。此时，问题不再纯粹是增强技术问题，而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的问题。

中国人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抽象人类尊严的概念。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伦理禁忌模式，在中国讨论科技伦理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中国语境。按照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人类增强技术并非百无禁忌，尤其必须考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用明白的话说：“大家增强，可别拉下我！”

给我一颗忘忧枣

杨庆峰（复旦大学）

人类的记忆与遗忘是非常特殊的现象，神话、哲学和科学都将其作为重要的现象来研究。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是记忆研究的文化起源；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庄子等都讨论过“记”与“忘”。心理学研究在哲学内部悄然酝酿而成，随着生物学、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一跃而起，与自然科学迅速结合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从日益发展的科学看到记忆与遗忘的诸多研究成果。理查德.萨门、坎德尔和欧基夫是记忆科学研究领域的三剑客，而如何增强记忆与遗忘就成了有趣的事情。

忘忧枣、孟婆汤

在中外神话中，人类增强建立在命运一元论的基础上。有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故事无一不是和某个物品有关。如西方的忘忧枣。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奥德修斯在漂泊中最在歇停的一个地方，就包含丧失记忆的危险，吃了食枣族的美味忘忧枣，就会乐不思蜀。忘记的危险发生在奥德修斯旅程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中国则有孟婆汤的说法。孟婆往往会给人一碗汤，喝完之后就会忘记前世的一切恩怨记忆，重新来过。在流行文化中最耳熟能详的恐怕是刘德华的那首《忘情水》，道出了被爱伤害之后的痛苦，需要忘情水来解救。“忘情水”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忘忧枣”、“孟婆汤”却是隐含在中西文化中的最早的与神话有关的增强记忆与遗忘的文化表征了。对于奥德修斯来说，最怕的事情是在休息中忘记了回家的初心，乐不思蜀。回乡的初心是最不该忘记的，忘记的话就会迷失自己。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记忆伦理的一个文化根据：记住是美德，而遗忘是恶德。当然，食枣族的忘忧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物品，已经很难在文献中查询到这种物品是否真实存在过。但是，从功效上看，这种东西却类似于现代的某种迷幻剂，吃了之后忘记现实。在孟婆汤那里，是转世的需要，只有忘掉前世之所有体验，才能够顺利完成这个过程。

可以把忘忧枣和孟婆汤看作是神话语境中记忆与遗忘增强了，其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了隐含在文化因子中的增强原型。神话中的增强却和个体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与整体命运有关，这是现代文化中无法想象的地方。对于奥德修斯来说，他返乡的使命，对于孟婆来说，必须确保转世之命运的顺利完成，这些都是原初体验的神话表达。

长生不老药、聪明药

在现代文化中，人类增强有着二元论的假设，增强个体的多的是从身体、心灵等维度表现出来。作为有限存在者，人会生病并最终死亡。面对这种有限性，人类开始通过各种办法却克服这种障碍。生物医学的发展使得人类能够对抗疾病，延长寿命。面对死亡，医学是有限的。我们可以从各个文学形式中看到长生不老的想法，并且为了长生不老药而不择手段。比如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秦始皇派人寻找长生不老药等等成为中国文学小说中的素材，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文献记载着道士、方士如何通过炼丹术炼制长生不老药。现代社会的生命增强则是通过聪明药实现的。但是，在这方面更多是现代影视塑造的结果。如《永无止境》（limitless）是一个比较好的片子。主人公艾迪·莫莱是一个落魄作家，偶然吃了一颗药，结果一天完成了拖了很久的小说，并且深受好评。这个药让他的记忆力变得超强，最后借助这些药，他逆袭成功。抛开这条增强线索来看，我们也要看到电影传递出来的一个情节：这种药支撑了整个精英上流阶层。这也电影的角度凸显了聪明药必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任何技术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导致新的不平等的引发。

光遗传技术

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则将记忆和遗忘增强的想法变成了现实。科学家光遗传技术利用光的手段对大脑神经元细胞进行准确激活和抑制，可以删除恐惧记忆、植入虚假快乐记忆。在这一方面，科学家已经走得很快。Nature、Science的每年都会有多篇研究论文发出来。如利根川进（Tonegawa Susumu）团队研究给小鼠植入虚假记忆、改写记忆。科学上的这些研究成果甚至成为电影拍摄的科学根据。比如《记忆大师》（2017）就建立在这样的“记忆可以精确删除、复制、下载”的前提之上。而在这之前，发表在Neuro的一篇文章就利用了光遗传技术成功地剔除掉了小鼠大脑中的特殊记忆。可以看到，在科学中，人类增强已经进入到生物神经元层面。如果持续激活某个与信息保留有关的记忆神经元细胞，那么就会实现记忆增强，记忆的相关信息可以长久保持。反之，如果抑制与痛苦有关的情绪神经元细胞，那么就会实现遗忘增强。如果持续激活与快乐有关的神经元细胞，那么就会实现情感增强。

后果论的局限

大多数讨论人类增强抑或技术增强习惯于从后果论思考技术增强的伦理后果，如社会公正、马太效应等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要理解人类增强还需要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展开。那种隐含在起源中的增强基因从神话、哲学、科学乃至技术等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来，人类增强也就有了不同的方法。此外，不同阶段人类增强背后的价值预设是不同的：神话中人与命运的一体关联、现代文化中身体与精神的二元论等。而当前我们过多地受制于现代二元论的限制，这恐怕也是反思人类增强需要注意的地方。

人类与机器的合体之路可以走多远？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1968年，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写道：我们的技术文明，是一个既系统化又脆弱的世界。但不无吊诡的是，这种脆弱的文明一直呈现出某种指数增长趋势，人们甚至开始相信，借助科技的力量可以成为某种超人类或者后人类物种。进入21世纪以来，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等会聚技术日新月异，加之大数据、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热潮，让人觉得奇点真的就要临近。据说，奇点临近的鼓吹者库兹韦尔每天都要吃一大把多种维生素，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赶上人类永生的头班车。

不论人类是否真的会从现在的肉身存在阶段过渡到下一个更强大的生命体阶段，所有相关的构想与争议的前提是，科技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嵌入到人体之中。换言之，人与科技的合体正在使我们所处的科技时代呈现出人类深度科技化的态势，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技术使人类肢体与感官能力实现人工增强的可能性。

从反转眼镜到“第三只手”

说到人类增强，很容易想起二郎神和孙悟空，他们一个长出了第三只眼，另一个火眼金睛。在神话故事和影视作品里，从哪吒、金刚葫芦娃到超人、蝙蝠侠和机械战警，人们一再表达了超越人类的愿望。那怎么获得这种超能力呢？对于那些既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不是用莲藕和莲花摆出来的凡夫俗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下手。当然，在对自己的身体直接下手之前，人们早就开始通过服用各种天然或炼制的药物提升自己的能力，从各种致幻剂到确保有毒的丹药，无数浪子权贵前赴后继，心甘情愿地做了医药和化学的活体实验品。

对自己的身体下手，首先要敢于拿自己来做实验。1897年，美国心理学家斯特拉顿曾经做过一个视觉空间定向实验，后来被称作斯特拉顿实验（Stratton’s experiment）。在实验中，斯特拉顿将自己当作试验对象，就是所谓的被试。他用东西蒙住自己的左眼，右眼则戴上倒视逆转眼镜。在这种安装了棱镜的特殊的眼镜中，物体原来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倒立和左右反转的像再次发生了反转，变成与原物一样的正立的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上下颠倒、左右反转的，不仅与原来的视觉经验产生严重冲突，而且通过听觉判断的声源方向也总是与视觉看到的声源方向正好相反。经过了8天练习之后，他的视觉才逐渐跟听觉、触觉和运动感知相协调。到21天的时候，基本适应了这种反转的空间关系，也行动自如了。而他取掉反转眼镜后，又花了一段时间才重新适应正常的视觉空间环境。

通过拿自己做实验，人们就可以探索身体的机理和功能，而迈出这一步之后，用技术改造人的身体、增强人的能力，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多年来，出生于塞浦路斯的澳大利亚表演艺术家史特拉克（Stelarc），一直通过改造身体的表演展示用技术实现人类增强的无限可能。早在1980年代，他就以早稻田大学研制的机械臂为原型，请人在他的右臂上半永久性地安装了第三只手，公开展示了三只手一起写字之类的人机协同表演。面对网络时代的来临，这位以极端表演著称的艺术家忽发奇想，希望在手臂上植入第三只耳朵，将他的感官连接到互联网。为此，他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同意这个超人类身体改造方案的外科医生。不论这类尝试是否成功，在这些前卫的思想和行动背后的主题曲非常清楚，那就是：人类可以将自身作为技术试验的对象，不断突破技术与人类的界限，使技术从人所使用的外在工具，转变成嵌入身体之中的内在结构。

所向披靡的解放生物学

虽然以哈贝马斯和福山等人文学者为代表的生物保守派主张，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本性，应对人类增强技术有所限制。但他们所面对的深度科技化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则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生物技术还是神经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数字与信息技术，它们不断地揭示生命奥秘的目标绝不是编纂一部亚里士多德式的人体百科全书。当所有关于生命过程的数据通过技术呈现出来的时候，有关生物技术和神经科学是应该仅仅用于治疗还是也可以用于增强的争议，很可能只是纸面上的兵棋推演。如果说传统技术主要是向大自然学习和模仿大自然的话，科技时代的技术则日益与科学互为前提与条件，两者相互融合并在整个社会拓展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而这种技术化科学正在成为联结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桥梁，呈现出用技术再造生命的蓝图。

于史特拉克等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者来说，不论是人的身体还是人类物种并不具有某种绝对的本性。从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可以看到，人们一直在通过技术的运用重新定义自己。就像我们的拇指，苏东坡在西湖边欣赏王弗奏琴之时，大概不会想到今人刷微信的场景。在库兹韦尔之类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看来，人的身体在生物学上是不足的。因此，不论是将身体当作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实验的对象，不再仅仅意味着探究正常的生物机制和功能，而是发现身体的局限性和探寻用技术重新定义人类的可行性。直白的讲，人类增强首先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人的身体也好，自然本性也罢，从原初开始就是过时的。实际上，与其说是技术导致了人一生下来就是“过时的人”和拥有“过时的身体”的命运，不如说人的自然本性的不断变化与生成，恰恰是由人类的意识所不断强化的宿命所在。一言以蔽之，人的意义在于不断被重新定义。

同时，技术自由主义者也从人是“他自己、他的身体和精神的唯一支配者”的密尔式的顽固立场出发，主张人的自主权利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增强技术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既可以是否定性的，也可以将其作为拓展个人发展潜力的可能性，而这可视为自由社会应该赋予给每个人的权利和能力。由此，在了解某种增强技术带来的益处和与之相伴的风险或副作用的情况下，个人可以自愿选择用技术增强身体和能力,并接受相应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技术自由主义者在原则上也会指出，如果这一选择涉及影响第三方利益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应对其加以必要的规制。

但对于那些新技术的狂热追逐者而言，科技附体不仅是本世纪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而且反对者对技术的副作用与伦理问题的顾虑似乎都是小题大作。本世纪之初，扫地机器人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罗德尼.布鲁克斯曾经预言：尽管我们在过去50年中一直都要依靠机器，但我们要在新千年的第一个阶段，让机器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科学作家、技术自由主义者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则直言不讳地讲，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努力摆脱生物的束缚更加自然的了。

在《解放生物学》一书中，贝利颇为笃定的指出：毋庸置疑，21世纪将在理解人体机制和发展生物技术方面取得空前的进步,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可以期待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各种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会在不遥远的将来实现：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跃增20到40年，各种药物和疗法将用于增强身体和记忆，人们会思考得越来越快，孩子将拥有更强的免疫系统、聪明得无以复加，人类的永生也会向我们招手。让他颇不以为然的是，那些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却在组织各种政治运动，旨在限制科学研究，禁止各种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让公民无法获得生物技术革命的成果，尤其是生物伦理学家们所主张的家长式的监管武断地剥夺了新技术赋予公众的权利。

人肉机器将如何生长？

为了成为命运的主宰，人类一直在寻求与各种强大的“他者”融为一体，从萨满崇拜到人工智能，而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谋求与之融为一体的“他者”。自科技将其探究的的目光投向人自身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生命的过程被视为某种机制，人类自我也随之成为人肉机器。在完成了这个存在论的格式塔转换之后，“自我”与“机器”彼此界限消弭和难分彼此，而人通过自我定义演化为非人，似乎就成为某种命定的趋势了。

面对人类与科技合体的趋势，当然应该展开相应的价值反思和伦理的审度。但在此之前，不妨了解一下技术自由主义、后人类主义以及超人类主义等支持这一趋势的理由。以贝利为例，他之所以赞赏技术自由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的自然状态本身对人类的生存所持的其实是一种冷漠的态度，从自然灾害到人的衰老，天地万物对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其实毫不关心。面对这种冷漠，个人应该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自由地最大化自己的选择，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依赖。同时，有些人可能不想参与增强性的改善和对永生的追求，另一些人则会担心人人长寿的未来可能出现糟糕的社会后果，无论如何，他们也可以主动做出自己的选择。

不难看到，人类增强的支持者的基本出发点要么是总体性的人类进化选择，要么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自主选择。由于其前提是将人与机器、人与人分离开来思考，而且相关的讨论也多为概观性的而很少涉及具体的场景。因此，面对人肉机器应该如何生长这一问题，可以更多地从其所在的社会情境和具体应用场景切入。

首先，鉴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开放性与多义性，而且很多技术还停留在概念阶段，相关的伦理讨论应该以营造伦理商谈的基础为前提，才能使之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据此，可以将神创论与进化论、治疗与增强等基于立场的议题放在一边，转而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寻求展开价值对话与达成伦理共识的可能。一方面，应该坚持所有人都会支持的不伤害原则，即人类增强技术不应该伤害到其所介入的人。另一方面，应从权利与责任的反思平衡出发，寻求人类增强技术应用的公正之道，在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的同时使其与他人的可比权益形成必要的均衡。

其次，应该走出抽象的伦理争论，进入到具体场景中寻求技术应用的实践智慧。例如，将来可以通过大脑植入物帮助人不用上任何外语课就能学会非母语语言。也许，你对于不需要学习过程而学会某种技能这种好事儿倍感兴奋，但你是否想过，通过信息存储让人拥有记忆这一过程本身，会不会在增强记忆力的同时，损害到你的学习能力。又如，有些神经增强技术可以帮助人们主动遗忘某些不愿意记住的经历。但当某人不再能够回忆起他或她所经历的事情时，是不是也削弱了从记忆中获得道德教训的能力。例如，对受到伤害的人而言，抹去某些痛苦的经历，会不会使其失去了学会宽容与谅解的机会。而对那些伤害到他人的人来讲，特定记忆的擦除无疑也不利于其从自身的恶行中产生悔过自新的体验。还有，如果将来人类的记忆主要依赖植入大脑中的数字记忆体，是不是意味着对精神隐私的削弱。比方说，因为偶然的原因你成为某个暴力犯罪场景的唯一见证者，尽管增强技术可以删除这些记忆，但在这个案件得到侦破和审判之前，你是否有义务保留这些让你心惊肉跳的恐怖记忆？

最后，其实我们也用不着急着寻求答案，很多问题的解决可以留待未来。正如超人类主义哲学家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所言，我们作为人而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是什么而未感到幸福，而是因为我们想变得更好。展望人肉机器的未来之路，将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正如人类过往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在不断地用技术重新定义自身的同时，也在更新他们的价值观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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