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狄山攻讦汉武帝苛吏统治而遭杀戮，儒林中人却为何视他为异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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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的一次御前会议上，博士狄山因与御史大夫张汤争论对匈奴和亲与否的问题，一言不慎，抨击了汉武帝的酷吏统治，结果遭到汉武帝的极刑处罚。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儒生与酷吏自秦朝以降便势不两立。

可在狄山义正言辞地批评酷吏之时，儒林之内那些更有权威、更有地位的人物却在三缄其口，甚至与酷吏张汤等人同声共气。为何正义的狄山会被自己的同门抛弃，成为汉代儒林的异端呢？

狄山说，以极端严酷的刑罚惩治淮南谋反案的相关涉案人员，造成各地藩王的普遍恐慌，这是张汤的诈忠——张汤这柄鬼头刀只管迎逢上意，不论是非曲直。藩王们俱是刘姓，与皇室同气连枝。要不是有孝武帝的授意或者默许，张汤有几个脑袋敢拿刘姓王爷们开刀？

在仁义自饰、文质彬彬的面纱下，孝武帝却是个崇尚严刑峻法、专倚酷吏治国的暴君吗？虽然我们还不能轻易做出这样的论断，但有一个事实却无可争辩：孝武帝的铁血手腕不是在淮南谋反案中偶然显露，而是从来一以贯之的。《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武帝朝前期最有名的酷吏赵禹，早年曾经遭到过故丞相周亚夫的刻意压制。虽然在供职相府的那段时间里，同僚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赵禹廉洁奉公，但周亚夫就是不肯对他委以重任。

亚夫跟旁人解释说，单论对法令的精通，我很清楚赵禹的业务能力无可指摘。但执法总要存一点仁恕之心，不可深文周纳，入人于罪，而赵禹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过分刻薄。像这样的人，决不能让他占据朝廷的枢要之职！

周亚夫虽然出身戎行，但这位老派政治家的治术毕竟保留了几分汉兴以来质朴宽和的遗风。只可惜，在亚夫身后，那个被他贴上“不可提拔”的标签的人却时来运转，平步青云。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史记·酷吏列传》）——孝武帝非常欣赏赵禹的才华。不但让他做执法的御史，甚至连制定律令的重权也一并交付与他。

和赵禹一起制定律令，推动西汉政治走向严刑峻法的另一架“引擎”就是张汤。而张汤博得皇帝的赏识，居然是因为大兴刑狱，拿孝武帝的发妻陈皇后开刀：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

——《史记·酷吏列传》

宁可枉杀，不可枉纵。张汤抱定这种信念在审理陈皇后巫蛊案时卖力地表现，最终有超过300人死在了他的鬼头刀下。虽在旁人看来，张汤的双手沾满血污，但这300颗血淋淋的人头却实实在在让张汤掘到了仕途的第一桶金——“上以为能”，孝武帝对赵禹的金口奖掖也被写进了张汤的履历簿。

得到了皇帝的鼓励，张汤的酷吏手段愈发肆无忌惮。到公元前122年主持审理淮南谋反案时，张汤就像一条龇牙咧嘴的斑鬣狗，见人就咬，哪怕其中的某些犯罪嫌疑人已经撬动了孝武帝的恻隐之心。最终，淮南谋反案的株连人数达到了陈皇后巫蛊案的百倍。数万之众沦为张汤的刀下冤魂：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史记·酷吏列传》

儒家的创派始祖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张汤用法之毒，施刑之酷无疑严重挑战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就算孔子复生，目睹了张汤的所做作为，只怕也要痛心疾首地斥他是“诈忠”。可儒门后学狄山说出了这两个字，却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自秦朝以降，儒、法两家便势不两立。但在张汤舞文弄法的那些年里，站出来批评他的狄山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太学博士。而儒林之内，那些更有分量的大人物却三缄其口，比如丞相公孙弘。

其实说公孙弘对张汤的所作所为默不作声都是不准确的。事实是，张汤主持审理淮南谋反案的当时，在背后为他提供臂助人正是公孙弘。《史记》载：

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同是儒学出身，为什么狄山和公孙弘对张汤的态度会截然相反呢？

从表面上看，公孙弘身为汉相，一直以身作则，积极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以期砥砺人心，淳化风俗。而以严刑峻法博取仕途功名的张汤却给一大批刀笔吏做出了极其恶劣的示范，刺激了他们的功利之心：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史记·平准书》

公孙弘的积极努力总被张汤的恶劣影响所抵消。照理说，两人应该势不两立才对。可奇怪的是，公孙弘不但没有对张汤发起攻击，反而在审理淮南谋反案时与他同声共气，甚至屡次称赞张汤的所作所为，司马迁说“（张汤）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史记·酷吏列传》）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需要说明的是，公孙弘并非儒门之内力挺张汤的特例。就在博士狄山供职的太学当中，与张汤联手合作的儒生也不在少数：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

——《史记·酷吏列传》

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孝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议为博士官置弟子，员额50名。天下郡国荐才京师，集于太学。从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成定案。

可是太学博士们培养出的学生不但没有弘扬儒学、昌明治道，反而被引入廷尉府，沦为酷吏张汤的爪牙。这样一来，似乎博士狄山倒站在了公孙弘和太学生们的对立面，成为儒门之内反对张汤的少数派了。

崇儒更化是武帝一朝政治留给世人的普遍印象。

的确，自建元元年以来，孝武帝便执着于清洗诸子杂学，而奉儒术定于一尊。为此，司马迁也多次在《史记》中提到“上方向文学”。可是侵淫儒学、向风慕义的孝武帝却又一手提拔了赵禹、张汤等酷吏。

以故秦朝的历史经验来看，儒生与酷吏似乎是不可兼容的，否则李斯也不会激于博士淳于越对朝政的谤讪而提请秦始皇下令焚书。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汉朝儒生们竟然与自己曾经的敌人笑愍恩仇、执手言欢了。究竟，这帮儒生在西汉朝廷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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