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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受苦,郭德纲一定很有发言权。
他的前半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甚至哭过。
反正,应该是少不了一个“熬”字。
郭德纲在很小的时候,语言天赋就挺突出,8个月大时会说话,两岁时便会读书。
稍大一些后,他周边的环境中,又是充斥着各种艺术。这是因为,郭爸爸郭妈妈上班都比较忙,只好常常将儿子放到剧场里。
这样一来,相声、京戏、评戏、说书,就成了小郭德纲认识世界的窗口,它们对他而言,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童年时的动画片吧。
在剧场里被艺术熏陶久了,小郭德纲的爱好也被培养起来了。在他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他时不时会来几句段子。
若干年后,郭爸想起小郭德纲说段子的样子,觉得儿子天生就是要吃相声这碗饭的。
但他在把8岁的郭德纲送到高祥凯先生家里学艺时,应该不会料到,儿子吃艺术的饭,在许多年里都是吃得相当辛苦。
一开始,自然是学习的苦。每天需要4、5点起床,“伺候”高先生,然后要跟着其练嘴功、身功,3年里几乎从不间断。
跟着高先生学艺以后,郭德纲又先后见了常宝霆、常宝丰、王大宝、唐连生等相声演员,从他们身上又学得不少真功夫。
因着对相声的热爱,郭德纲在初学相声时甘愿吃苦。有个故事是,他在看到一套未出版的传统相声资料后,喜欢得不得了,竟在他爸的帮助下,将6本书手抄了下来。
学习的苦,与其他一些苦比起来,往往只能算小儿科。
郭德纲在成人前后,体验到了别样的苦。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考进了一个说唱团,有机会与一些相声大师同台演出。第二年,他的工作还被调到了北京。
他的前途,在此时看上去,似乎一片大好。
可是,因为时运,郭德纲在北京的工作最终还是丢掉了,他只好回到天津,开始做起生意——卖蓄电池。
郭德纲这人,也许是没什么生意头脑,几乎是卖啥赔啥。好在,天津红桥文化馆的馆长杨志刚“雪中送炭”来了。
杨志刚与郭德纲相识于1987年,曾经他们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有天,杨志刚的文化馆里缺人,便想到了郭德纲,而郭德纲在救场时,表现优秀,观众掌声连连。
这让杨志刚立即做出了一个举措——把郭德纲带进自己馆里。之后,他还收了郭为徒弟。
师徒一开始的相处是融洽的,但渐渐地,还是出现了嫌隙。据郭德纲的说法,他与杨志刚关系破裂的起因是,装修风波。
郭德纲称,杨志刚曾找他为自己装修新居,之后杨将装修费用算进了文化馆的公款里。
杨志刚
此举可能引诱了郭德纲的贪便宜之心,他误以为一直为师傅尽心尽力的自己,也有资格“享受”装修费用报销,便问了师傅相关问题。
不想,杨志刚大怒,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很受伤害的郭德纲,做了令他后悔一生的举动——作假将自家的装修费也给报销掉了。
但纸哪里能包得住火呢?1991年,天津的反腐倡廉活动,让郭德纲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杨志刚也许是担忧当任馆长的自己被牵连,亲自去揭发了郭德纲。
据说,此后杨志刚还给予了郭德纲一些列惩罚——停掉收入,清扫文化馆厕所,每天写三千字检讨,骑两轮的自行车跟着四轮的卡车后面追……
郭德纲在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后,差点从文化馆的窗户上跳下去。
那段如坐牢般的日子,他一直不愿再回首。
坐牢般日子持续一年半后,郭德纲从文化馆辞职。
如果说文化馆里经受的苦难,确实有咎由自取的成分,那么后来的苦,就是实打实的生活之苦了。
从文化馆出来,郭德纲在天津难以找到说相声的机会。只好去小剧团里唱戏,不断走穴,风里来雨里去的,工资还特别低。
在水碱性很重的农村,他要为卸不掉脸上的妆犯愁。好几个夜里,只能带着大花脸入睡,在厚重油彩的刺激下,皮肤过敏得厉害。
他曾自嘲,这段时间的自己“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
在小剧团待了一年半,郭德纲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于是他卷起铺盖,去了给他带来过希望的城市——北京。
去北京前,他已与一位在文化馆认识的姑娘结婚生子。这位姑娘,以及她生的儿子郭麒麟,都是郭德纲追寻“扬名立万”理想的动力。
但郭德纲的二进京,不过是一次狼狈之旅。
为了省钱,他甚至住到了一个散发臭袜子味的旅社里。虽常怀揣着北京的亲戚朋友会援助自己的希望,却无一人愿伸出援手。
一晚,郭德纲从某戏院出来,舍不得花钱打的,便沿着长安街步行,结果把脚后跟给磨破掉了 。
次日,无望的他回到天津,结束了只有4、5天的北漂生活。
虽然郭德纲的第二次北漂经历以失败告终,但北京终究还是个令搞艺术的人向往的地方。
1995年,郭德纲又去了北京,吃一堑长一智的他,这回不再想着寻找便宜的宾馆,而是先到偏僻的地方,找了个便宜出租房,住了下来。
起初住的出租房里,家具唯有一床、一椅,所以,那时他的梦想是能拥有一张桌子,好让他写相声。
后来,郭德纲换过不少住处,不为追求更适宜居住的条件,只是为了追求更加便宜的房租。
有时,他会躲房东,不是不想交房租,是真的真的交不起。
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郭德纲的阿Q精神发了作。好些时候,他吃的饭都是大葱加面糊,却挺满足——“不仅吃到了维生素,也补充到了碳水化合物。”
再后来,郭德纲找到一个在小评剧团唱戏的活。剧团承诺,一个月给一千。
可郭德纲唱了两月,一分钱都没到手,但他不肯走人。留下,起码钱还有到手的可能。
为生存下去,他继续骑着自行车去剧团上班,那自行车的胎上还是破的,上班路上得打好几回气。
自行车彻底不行了后,他改坐公交。可公交也有局限性,终会有搭不上的时候,特别是在夜里。
郭德纲于某个深夜,遇见了搭不上公交的倒霉事。那天,他只得选择走着回住处,走着走着,辛酸的泪就哗哗掉了下来。
可同时,他也不忘鼓励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偶然一天,穷困潦倒的郭德纲经过了一个茶馆,看到一帮小孩子说相声玩儿。
打那儿起,他时不时往茶馆跑,时间久了,他自个儿也当着众人的面,表演起来。
表演时,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相声进行了创新,将一些与时俱进的埂,加了进去。
茶馆里说相声,依然没有让郭德纲挣到什么钱,却给他带来了不小收获。
其中一个收获是,他得到启发——相声应该被带回剧场。
还有个重要收获是,他结识了一群同路人。
20世纪末,郭德纲与徐德亮、邢文昭等十几位相声演员,成立了“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前身)。他们经常到剧场里演出。
演出的场地虽然“升级”了,但郭德纲的观众数量并没有因此增加多少。
一场“尴尬”的演出现场,观众只有一人。以至于,台上的众相声演员都不得不围绕那观众的感受转。
唯一观众的手机响了,表演也就暂停了。惹得郭德纲对着观众开起了玩笑:你要好好听,上厕所必须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们人比你多。
红了后的郭德纲在某节目提起这段往事时,还很感慨地说:应该给当初那个观众发奖,发永远的免费入场券。
2002年,北京相声大会在前门大栅栏广德楼演出,聚集了不少曲艺迷。
差不多同时期,郭德纲生命中一位重要人物——于谦,常来找郭德纲玩儿。
他们处着处着,就成了“最佳拍档”。过了不久,原本吃着“公粮”的于谦加入了德云社。
这一时期的郭德纲为观众带来了许多好作品,作品里有他过往的苦,只是,他以戏谑的态度讲那些事儿,讲得很得人心。
苦难,果然是创作者的财富。
到了2004年,郭德纲的事业更加顺了。他遇见贵人——北京文艺电台的主持人大鹏,并且,还被相声大师侯耀文收为徒弟。
大鹏很欣赏郭德纲的作品,将其录了下来,去除“禁忌”后,把“合理”的包袱播放了出去,结果,郭德纲在北京火了。
而侯耀文愿意收郭德纲,则对相声界起了连锁反应,德云社的人气因此飙升。
总之,这一年郭德纲终于熬出了头。开始有人认为他拯救了相声。
但郭德纲本人并不愿意接受“拯救相声”这样的高评价,他只当自己是个爱相声的演员。
归结成功的原因时,他说的是: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所谓时也,运也,命也。
可笔者在想到他的成功时,总会想到邢文昭先生的话——张寿丞不能唱,侯宝林说不行,刘宝瑞是一句唱不了,马三立唱也不成,高德明以平哏为主,苏文茂也不能正式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小蘑菇常宝堃,但他是哑嗓,也不全面。你看这些大家,哪个能跟郭德纲比?
郭德纲,岂止有三分能耐呀?他简直是相声界的全才。
有他这样的能耐打底,又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再去受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苦,所谓的“运气”,往往会不请自来呀。
而我们普通人,也许难以做到像郭德纲那样大红大紫,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在艰苦的时候,去想想郭德纲的故事。
我们经历的苦,也许就变得不算什么了。#郭德纲#
作者:肖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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