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妈妈后，一个女人如何继续创作 -

文 / 本刊记者 杨楠 发自上海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一位正闭关写剧本的新锐女导演，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一员，突然怀孕生子。身体变成了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延后，最终取消。

为了抢救自己的人生，这位女导演精心制定了一个计划：自导自演一部武打片，去习武，去搏击，重塑自己的身体。

以上，是陈翠梅过往五年的经历。最终，她以一部名为《野蛮人入侵》的电影，夺回了自己对生活的控制。这部影片获得了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并被选为今年First青年影展的开幕影片，被视为今年华语片最大黑马。

颁奖那天，陈翠梅录了四遍致谢视频，每次都在开始录制十秒钟后，被儿子打断。她放弃了，继续去陪儿子玩。在接受本刊视频采访前，陈翠梅说，“如果采访那天我孩子来捣乱，我们可以换一天继续聊。”她有个比多数小孩都要调皮的儿子，调皮到影片的武术指导恼火地说：“不要带你小孩来片场了，太吵了，大家都会被干扰。”

拍电影不是目的，拍电影是一种修行方式。

以下是她的讲述：

《野蛮人入侵》

我发现怀孕之后，别人对你的态度会不一样，更友善一些，或者跑来帮忙。但有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去摸你的肚子，哪怕是陌生人。我没有抗拒，我是觉得很有趣，怀孕之后身体好像变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突然大家都可以跑来摸一摸。

怀孕的时候我38岁，医生说你年纪比较大，生完小孩需要休养6个月。我运动量一直很大，身体也很好，所以我觉得生完小孩坐完月子，我就可以开始工作。出了月子身体不行，我想可能要三个月，三个月还是不行，真的彻底休养了六个月，每天都很累，只想躺着。

怀孕之后会忘记事情，或者是想事情变得很慢，经常很累。觉得自己从一个很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喂奶机器，整个身体变得很弱。六个月后，我挣扎着开始做一些事情，但都不是创作。

实际上，我有三年时间都非常焦虑和沮丧，觉得身体是一片废墟，觉得电影事业完蛋，觉得已经没可能做导演了，也不太敢再接新的计划。

怀孕的时候，我真的很期待，想要个可以一起玩的小孩，我希望他是个淘气的小男孩。结果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淘气的小男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刚开始，朋友们会说你把小孩带来聚餐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帮你看孩子。我带小孩去了之后，他会大闹，或者跑来跑去，我要一直追着他。后来我朋友们就说下次出来不要带你小孩了，大家会觉得烦。

我常被小孩弄得狼狈不堪，忍不住哭起来。我出国工作要带着他，一边拉着他一边拿着行李，但他会在过海关的时候突然跑掉，工作人员也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拉住他。每次飞机起飞前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小孩会哭闹，不肯坐下，还从安全带中爬出来。有时候我的力气制服不了他，空姐也不能帮忙，我感觉全飞机的人都很讨厌我。

我很喜欢运动，运动时身心合一，整个人很平和，想法会很清楚，充满活力；但如果不运动，我就会不想起床，不想做事，有点轻度忧郁的样子。因为有小孩，我很难规律地运动，就时不时会陷入忧郁。

在生小孩之前，我都不会有男女不平等的感觉，我甚至觉得女导演占到了优势。以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会很担心我得奖是需要一个女导演在获奖名单里，因为我是少数群体，所以才颁给了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来对待我，这是不尊重我的才华。

但从怀孕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抱怨了。到了定期产检的日子，我跟我丈夫说，你能不能代替我去。但这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小孩在你的身体里。

我问过印尼的女导演莫莉·苏亚，她拍戏的时候小孩怎么办。她说片场就是一个对小孩不太友好的环境，女导演还是挺困难的。她还会被小孩的老师说，为什么不能多点时间陪小孩，她听到之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

《状元图》被一再延迟，最终只能放弃。我老是想到汉娜·阿伦特这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这是很真实的感受。你的所有空间和注意力都在被侵略，你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孤独，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什么。我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好浪费我的才华。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拍在《野蛮人入侵》里了。我想用我的小孩来演阿满（女主角名）的儿子，但我的监制说，不能让你的小孩演，他太难控制了，大家在片场必须用所有的精神来看管他。拍这部电影有很多遗憾，但最大的遗憾就是出演儿子的那个小孩太乖了，跟我想象的相差太远。

《野蛮人入侵》剧照

《仪式之必要》

《野蛮人入侵》是一个计划。我要通过这个计划，把自己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长期以来，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作，我都对个人叙事最感兴趣。当一个人要讲自己是谁的时候，大概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因有果的。就像电影，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说明书。

现在回头看，我是给自己写了一个故事，但当时我是想用叙事去改变自己。我写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女演员怀孕了，身体变成了废墟，她接到了一个新的武打片机会，通过习武重新打造身体，找回了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自己去经历这个故事，我把这件事完成。

电影是其次的，自我塑造的计划才是真的。当然，这一切是在电影里完成的，这或许也不是真实的。但如果我拍电影还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什么？我觉得拍电影不一定要达成想要的结果，但一定必须与我有关。

三个月后，“天画画天”电影公司在上海发布了这个计划，主题是“爱情征服一切”，这也是我首部长片的名字。我怀疑杨谨是自己遇到爱情了，所以特别想拍“爱情征服一切”。我跟他说我拍不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在跟小孩挣扎，我对爱情已经没什么想法了，非要我拍我只能拍一个跟人工智能的爱情故事——人跟人之间的爱情已经没什么可想象的。

紧接着我就去普吉岛考察、写剧本。很不幸，我没办法安排家人照顾我小孩，所以要把他带去普吉岛。《野蛮人入侵》的剧本写完后，故事的发展已经离题了，开始在讲小孩和身体，后来讲爱情，讲人对自己的认定，讲武术和修行。

阿满在片子里学会了武术，在影片中途就已经成功重塑了身体。影片的结局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有点“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思。剧本最开始真的就是在思考怎么去找到自己，希望能找到答案。拍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有了一点觉悟，就是寻找自己或者塑造自己不是一个结果，它就是一个道路，拍电影也是一个道路，一种修行。

我讲“修行”这个词是不是很好笑？我自己都会笑，但我是真的这样认为。蔡明亮说他拍电影是修行，修行自己，用一个方法看自己的状态，然后一点点去改变。

每个人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想象的，比如身体好一些，或者更有智慧一些，修行是要让自己变好。在现代社会的修行就是找到一个方法，静坐或者写书法，或者看花、闻香，反正就是找一件事，全心全意去做。

我小时候看过赖声川的一部电影，叫《飞侠阿达》，是说9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很想练轻功，到处找师父。然后他在公园里认识了很多老人家，有很神奇的人，然后他真的就飞起来了。

赖声川讲的其实是一个在城市里修行的故事，也讲了人跟物质的挣扎。因为这部电影，我很喜欢现代武侠的概念，但现在我很少看到有人谈这个了。

很多年前我问过导演布鲁诺·杜蒙，“什么是电影?”他认真地想了一下，很郑重地回答我：“那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那就跟你问‘什么是生活’是一样的。”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在《野蛮人入侵》中，我给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前，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丹绒马林有棵树》

我基本上是用中文创作，虽然我只在小学时接受过六年的中文教育，没有真正地学过中国文学。

我是移民后裔，上小学之前就在家里看香港无线的武侠电视剧，最喜欢的是《越女剑》：一个不知来历的女孩，剑法高明，忽然出现，又伤心地走了。我一直记得女演员叫李赛凤，Moon Lee，我把Moon Lee作为《野蛮人入侵》里面阿满饰演的角色名了。

上了小学之后开始看书，看金庸、古龙、岑凯伦，也读《红楼梦》《浮生六记》等等，中学时候我就读了三遍《红楼梦》。我至今觉得，是《红楼梦》教会了我怎么写人物，是金圣叹真正教会了我写剧本。我从《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中学会了怎么写对白，看似在讲风景，其实在讲人。

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想象都是武侠世界或者《红楼梦》里的那种江南美景，非常浪漫。2004年我到了北京，这和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都有点文化震惊。我很兴奋地和人聊金圣叹，说我是从金圣叹那儿学的写剧本，人家觉得我莫名其妙，也没什么人要和我聊庄子。

我就会想到黄锦树（马来华语作家）说辜鸿铭。辜鸿铭是马来西亚人，接受西方教育长大，21岁之前根本不会中文，然后他想去中国做点什么，去到中国，就一直不肯放弃他的辫子。他就是我们典型的接受西方教育、然后突然对中国充满浪漫想象的人。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就想，难道我是扎着辫子的辜鸿铭吗？我发觉我完全不接地气，我对中国文学的想象，跟当时中国写作圈子里对文学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记忆就是故事，所以这里又回到用叙事去建立人生。我们讲述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我之前做过什么，我之后做什么。记忆有很多偏差，所以我们讲述自己，就是在讲述故事，讲述我们想象出来的故事。

《丹绒马林有棵树》 (2004)

我当然希望有金圣叹这样的观众，所以我很喜欢看给我的电影的评论。我很喜欢写笑话，如果有人能听得懂我的笑话，就会特别高兴。

我看到豆瓣上有一些评论，说《野蛮人》里有《银翼杀手》《黑客帝国》《谍影重重》等等电影的情节。我觉得很开心，有人听懂了我的笑话。

《爱情征服一切》

《爱情征服一切》的开头，就是一个女孩子坐着大巴背井离乡去往吉隆坡。这不是说家乡不好，要远离家乡，而是我特别需要自由，我想要去远方。我不仅会去吉隆坡，我也会去我好朋友们的家乡找他们，想看一下他们的家乡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写下来了但没有拍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什么，但什么都发生了，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那里。

我当然不会去卖身，但如果呢？如果我的人生走向另一边会怎样呢？所以《爱情征服一切》里那个女孩为了男友去卖身了，是我在想象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90年代真的很多被骗去卖淫的女孩都是这样，被男朋友欺骗，相信爱情，认为自己可以去拯救烂仔。这种拯救心理就非常港台电影，很纯爱的那种。

《爱情征服一切》 (2006)

后来我在中国看到《爱情征服一切》的盗版碟，上面都写着这是社会写实影片。我从来都不是拍写实片，我讲的是很残酷的爱情，是很极端的一个人的故事。我最感兴趣就是叙事，尤其是一个人怎么去讲自己的故事。

《每一天每一天》

距离我上一部长片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花在电影上的时间很少，好像谈了很多场恋爱，交了很多朋友，去过很多地方：在法国学小丑，在清迈学泰拳，一两个月就会换一个城市居住，都是不务正业。2015年回到吉隆坡定居后，怀孕生子，然后办了很多年轻导演工作坊、东南亚短片电影节。

就像习武。师父总有特别的招数，但你想用师父的招数去打架是不行的，你必须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去反应。所以对自己的认知很重要，但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教你。

我们还是想从电影中得到一些什么，一个意义、一个看法或者一种文化。但就算你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你还是想要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料到的东西。所以对那些可能“犯错”的电影，我反而觉得有东西可看，而不是范本之下的成功。

我以前拍电影时，控制力很强，要用我那套来做东西，比如我对白是这么写的，演员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我生了一个比我还有主见的小孩，必须按照他的意思去办，要么没办法。我也觉得很好笑，但我可能也是从他身上学到了改变。这次拍《野蛮人》，我会放得比较松，不再那么坚持。

我的小孩叫宇宙，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宇宙这么调皮，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后天我鼓励的。我最开始觉得小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性格，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宇宙想爬去哪里就爬去哪里。等宇宙长大些，他就到处乱跑了，能冲出学校，去追他想要的东西。

我七岁之前不识字，看什么东西都充满想象跟好奇，那种感觉很美好，但上学后，这种感觉就很难回去了。我常常会觉得小孩本来都是天才，但是去上学就变白痴了，因为学校有各种标准概念，不让你去想象，会把你锁定在某个模式中。

于是，宇宙两岁的时候，被送去了幼儿园，学会了各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概念。

陈翠梅

导演、作家。1978年10月9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2006年执导个人首部长片《爱情征服一切》 ，获第11届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2021年6月，其第三部长片 《野蛮人入侵》 获第24届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其短片作品 《丹绒马林有棵树》 《每一天每一天》 《仪式之必要》 曾获奥博豪森短片影展大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