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秦赋》里的“我不要当楚平易近，愿成秦人”是编造的 -

作者丨言九

编辑丨吴酉仁

偶然看了一眼号称“历史正剧”的《大秦赋》。

12月1日首播时，该剧的豆瓣评分一度高达8.9分。

然后就被雷到了。

比如，为了彰显秦国对楚国发动战争的正义性，该剧虚构了一段楚国百姓不堪压榨集体逃亡秦国的剧情——剧中，一群逃至秦楚边境的楚国百姓，被楚军追上后，发出了“回楚国，我们没有活路啊”、“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的呼喊（见下图）。

战国时代的百姓们，确实干过这种“用脚投票”的事情。但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纷纷投奔秦国，而是纷纷远离秦国。

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比如，公元前259年冬天（这一年嬴政出生），苏代去见秦相范雎，就当面对范说出过“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这样的话。

当时，秦军正由名将白起指挥，兵分两路，进攻韩国的皮牢和赵国的太原。苏代此来，是受了韩、赵两国的委托，旨在鼓动范雎去劝说秦昭王退兵。

据《史记》所载，苏代是这样给范雎剖析利害的：“白起已为秦国攻取了七十余座城池，南定鄢、郢、汉中，北败赵括，其功劳可比肩周公、召公和吕望。若再灭了赵国，白起必然要升为三公，你范雎能接受自己的地位被白起压制吗？但你不接受也不行，白起若灭了赵国，一定会成为三公。”

然后，苏代给范雎提供了一项瓜分白起之功的主意：

“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

大意是：秦国之前进攻过韩国，围困了邢丘和上党，结果上党的民众全跑去了赵国，天下之人不想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假如现在灭了赵国，那么，北边的赵国人定会跑去燕国，东边的赵国人定会逃往齐国，南边的赵国人则会迁往韩、魏，秦国能得到多少赵国百姓，想必你心里也有数。所以，与其让武安君白起立下灭赵的大功，不如由你去劝说秦王退兵、接受两国割地的提议。割地讲和对秦王有好处，他不但可以得到土地，还可以得到百姓；对韩、赵两国也有好处，他们可以继续苟延残喘；对你范雎同样有好处，你的政治地位不会遭到白起的挑战。实可谓一举三得。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各国形势图

苏代口中的“上党之民皆反为赵”，指的是公元前262年，也就是苏代游说范雎的三年之前，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且切断上党与韩国之间的联系。眼见陷落已是定局，韩国也有意将上党割给秦国，上党郡守冯亭遂派人前往赵国求助。他们用来打动赵王的理由之一，便是上党百姓“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上党的百姓撤到韩国是不可能了，但他们也不愿做秦国的百姓，相比之下更愿被赵王统治。

再如，公元前257年，也就是苏代见范雎之后两年，又有齐国人鲁仲连发出了“义不帝秦”的誓言。当时，秦军围困赵国首都邯郸，魏国派人去见赵平原君，劝赵尊秦昭王为帝。客游赵国的鲁仲连站出来反对说，秦国乃弃礼仪之地，“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专以权术驱策士人、以虏囚对待民众，若秦国一统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我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也不愿做秦国的百姓。

苏代、鲁仲连的话，或许会因立场不同，多多少少难免对秦国带有敌意和偏见。但《商君书》里的《徕民篇》，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徕民”，顾名思义就是招徕流民。《徕民篇》是一篇写给秦王阅读的政论文章，核心主旨是劝说秦王改变政策，对民众好一点，不要控制和汲取得太狠，以吸引六国百姓投奔秦国，增加秦国的人力资源。因为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商君书》里，以往有一种错误的判断，以为这篇文章是商鞅所写，进而认定商鞅变法期间，就已开始实行种种比东方六国更好的惠民政策。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写作者绝对不可能是商鞅，而是后世之人在编纂《商君书》时，误收了其他秦人的作品。因为文章中提到了“长平之胜”，此时商鞅已死了七八十年。文章的诉说对象是秦王，因作者多次自称“臣”，可知是某位秦臣写给秦王的政论。这位秦王，可能是范雎所侍奉的秦昭王，也可能是之后的某位秦王。至于这位秦臣是谁，有学者猜测是吕不韦，也有学者猜测是尉缭，但都难以定论。

知道了文章写作的大概时代，再来看文章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苏代与鲁仲连们的说法，绝非夸张。

文章里，这位不知名姓的秦臣说：秦国如今幅员辽阔，“地方千里者五”，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领土，但是却人口不足。反观相邻三晋之地的韩、魏等国，“土狭而民众”，领土狭小却人口众多。民众有一种天然的性情，是希望拥有自己的田宅。三晋各国的田宅不够分配是确凿的事实，秦国的田宅大量多余也是确凿的事实。在这样两个确凿的事实面前，民众却不愿西来，是因为在秦国做“士”非常惨、在秦国做“民”非常苦。《徕民篇》的原话是：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这位秦臣，还批评了当时秦国流行的治国方针。他说，秦王的官员们一致认为，三晋各国之所以弱，是因为那里的政府放任民众追求快乐，且动不动就免租免役赐给民众爵位（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国之所以强，是因为这里的政府强迫民众吃苦耐劳，且很少免租免役和赐予爵位（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

该秦臣认为，这种苛政，正是其他国家的百姓不愿流入秦国的主要原因。他对秦王说：大王的官员成天把“爱爵”——吝啬爵位、“重复”——不轻易减免赋税劳役挂在嘴上，将之说成秦国强大的诀窍，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兵法上说，敌人弱了，就等于我们强了。三晋各国打不过秦国，已是长达四代人之久的事情。从魏襄王那时候开始，他们野战打不过我们，守城也一定会被我们攻克，大大小小的战争，三晋各国败在秦国手下，已不知多少次了，但为什么我们还灭不掉他们？

该秦臣给出的答案是：“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我们秦国只能夺走他们的土地，无法夺走他们的民众。之所以不能夺走他们的民众，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对百姓有多好，只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对百姓实在太坏。

《徕民篇》提供给秦王的策略，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优惠政策，凡自其他诸侯国前来归附的百姓，免除三代人的徭役赋税，不征发他们参加战争，开垦岭坡、洼地上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将之写入法律。如此，“足以造作夫百万”，必可招来大量的百姓入秦。

若以《徕民篇》里提到的长平之战为该文写作的最早时间（公元前260年），此时距离秦国统一六国，已只有约四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没有材料能证明秦王采纳并落实了上述建议。

其实，在战国时代，无论身处哪个国家，百姓皆不过是任人蹂躏的刍狗。比如韩、魏两国遭到秦军攻击，两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民不聊生”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所以流民是战国时代极常见的问题。各国也都深感本国可供驱使的人力资源不足。孟子见魏（梁）惠王，后者即向他抱怨自己施政已经很用心，为何“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吴起去楚国变法，也曾对楚悼王说，楚国“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传世的文字资料，还是出土的简牍，只有六国百姓不愿做秦民，而绝无六国百姓纷纷逃入秦国的记载。

回到《大秦赋》里的“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

东方六国之中，魏、韩两国均曾实施过“类商鞅式变法”，故在被秦军吞并后，原魏、韩两国的百姓对秦政的忍受能力略高一些。赵、齐、燕三国百姓则普遍有“秦法重”的怨言。对秦法最感苦不堪言者，则是楚国。正如陈苏镇教授所言：

“根据秦末战乱中各地反秦之激烈程度的差异和《语书》透露的信息，我们说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当无大错。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由文化差异与冲突引起的楚人对秦政的反感，及齐、赵等地人民对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秦军占领江汉平原后，大量人口选择东迁；三晋地区的百姓，面对秦军的进攻，选择的也是东迁。

出土的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里，也载有多例南郡（秦地，原属楚国）百姓，越境逃往楚地的案例。

比如，其中有一个案子，是一伙共计14人的群盗被秦国地方政府捕获，审问之后得知，其中有4人原本是秦人，之前逃亡到了楚地。另外10人则是原楚国之人。这14人在秦军占领南郡之后，再次向更东边的楚地逃亡。后来又想着要回家乡“归义”（很可能是因为在异地生存很艰难），然后走到半路，又选择做了匪盗（很有可能是知晓秦律对逃亡者是要严惩的，所以干脆就落草了）。

另一个案例，是一名叫做“多”的男子，在秦军攻打“荆庐溪”这个地方时被捕获了。这个地方大约位于今天的洞庭湖附近或岳阳一带。经审问后发现，这个“多”是十年前跟着他的母亲一起，从已被秦军占领的南郡，逃亡到更东南边的楚地来的。那时候“多”只有12岁。

这些出土简牍反映的史实，与《大秦赋》里“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的情节，可谓截然相反。

故此，最好不要将《大秦赋》当成“历史正剧”来看。

注释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冯亭降赵之事，更详尽的考证，可参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5-1059页。《战国策·赵三》。仝卫敏：《成书新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商君书·徕民篇》。《战国策·秦策四》。《孟子·梁惠王上》。《吕氏春秋·贵卒》。陈苏镇：《汉代政治与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社2001年版，第35页。（韩）琴载元：《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简帛研究》2015年秋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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