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日系列4：侵华日军哪些军队介入了南京年夜搏斗？ -

公祭日系列4：侵华日军哪些部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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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盟国在停泊于东京湾美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接受日本投降仪式。1946年1月19日，盟国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表特别通告，设置由中、美、苏、英及法、印度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史称东京大审判。

在东京大审判期间，一共只出现过两次排队领旁听票的情况，一次是审判东条英机，一个挑起太平洋战争主犯者。另一次就是对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所犯罪行的审判。

在“南京大屠杀”审判时，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将他在留守南京时目睹并偷偷地用摄影机拍摄下日军兽行、长达105分钟的历史影像，作为证词在法庭上播放；当时，世界为之震惊，连法庭现场的日本记者，连用3个“惨”字来形容，“那一刻，令人战懔不已”！“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这是当时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对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罪行一幕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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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中旬，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为进行全面侵华战争，传话给陆、海军部，“为了政略和战略的一元化，可以考虑设置包括首相作为成员之一的大本营”。

同年10月21日，日参谋本部决定迅速设置大本营；11月2日，陆军省整理了《关于设置大本营的意见》；11月16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决定制定战时的《大本营令》，做好“举国一致”侵华战争；17日，日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上奏裕仁，请求“昭和天皇”裁决。

同日（17日），裕仁批准，并以“军令第一号”18日公布，其内容如下，“朕制定大本营令，命令施行。第一条，在天皇旗之下，设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大本营于战时或事变之际，按其必需而设立之；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各为其幕僚之首长，运筹军务机密，策划作战，基于最终之目的，以图陆、海两军之策应与协同；第三条，大本营编制及勤务另定之。”

这个自1893年5月19日由明治颁布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并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1894年6月5日正式设置的大本营（1905年12月20日解散），在时隔四十余年后，为全力侵华，又再一次设置，是一个直接听命于日本“天皇”的最高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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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设立后，1937年11月24日，日本天皇裕仁即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与会的有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元（陆军大臣）、多田（参谋次长）、下村（第一部长）、伏见宫（军令部总长）、米内（海军大臣）、岛田（军令部次长）、近藤（第一部长），这次会议，主要是裕仁听取陆、海军作战计划。

当时，日制定了侵华详细计划，包括日军在华北方面、华中方面、华南方面作战计划。其中，就华中方面提到，“华中方面军正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敢进行追击。因很多辎重、甚至连炮兵这样的战列部队有不少还远在前线部队的后方，因此不能考虑一举即可到达南京。在此情况下，方面军应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力协同，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同时，考虑根据今后情况，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态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

然而，自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以国军失败后，当时国军不是在撤退，而是名符其实的大溃逃，连一个像样的阻击战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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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排山倒海式的溃逃，最后日寇现地军将情况一一反映到日“大本营”，1937年11月20日，日军第10军19日发出来电报，“1、集团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大概傍晚扫荡完了；2、集团19日晨命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国崎部队经湖州、广德向芜湖追击，切断敌之退路；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溧水向南京追击，第114师团经湖州、长兴、溧阳向南京追击。第6师团先向湖州推进。”

2天之后的22日，日华中方面军给大本营上报意见，“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其主要理由为，“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我们认为第10军随着后方的建立将可继续跃进，上海派遣军经过十天休整即可向南京追击。”

于是，24日，大本营即以“大陆指第五号”发出指示，“废除以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这就意味着，日军将全力向南京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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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日，日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七号”，下达了日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 (由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组成)，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方面军司令官，同日，以“大陆命第八号”下达“敕令”（日天皇诏书），“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也即在1937年12月1日，日本的昭和天皇裕仁，正式下达诏书，侵占南京。

松井石根为准备攻占南京，以丹阳、金坛作为攻占南京的前进据点，12月2日第16师团占领丹阳、第9师团占领金坛；同日，第10军第114师团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进入溧水北面地区，第6师团沿长兴－广德－洪兰埠公路进入兰水西面地区，18师团沿广德－十字铺－郎溪－洪兰埠－太平－南京公路进入小丹阳附近。

12月4日，日第13师团渡过扬子江占领镇江，第114师团进入溧水。

5日，第16师团突破勾容、第9师团进入到南京第一线阵地淳化镇。

7日，第114师团占领秣陵关。

8日，第6、114师团开始攻击南京第一线阵地。

12月12日凌晨3点，南京守军总指挥唐生智和其他部队长官，连一个完整的撤退部署都没有下达，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好的船只逃离南京。

12月13日凌晨，被日军合围了的南京，城破，日寇蜂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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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占领南京后在实施大规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进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开始还有滞留在南京的5位西方记者，当他们在12月15日、16日先后离开后，南京城里除了日本随军记者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新闻传媒人士。因此，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记者就成为关于南京现状的唯一目击者。

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十数万日军野兽般地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了血腥大屠杀的暴行，然而，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看到的日军大屠杀暴行如实地加以记录与报道，即便在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当年随军记者仍然对其亲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闭口不言甚至矢口否认，只有少数随军记者将他们当年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历史向世人公开。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为随军记者，12月13日，他在日军占领南京当天即进城，其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残酷屠杀中国被俘军人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12月14日，日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也进入南京，他看到，“死尸到处堆积如山，其中很多是睁着眼睛还没有死的，日本兵正用刺刀挨着个捅。下关尤其厉害，简直成了一片血海。”《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守山义雄后来将自己亲眼看到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的场景告诉别人说，“日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血流成河，长靴几乎浸没在血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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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亲眼目睹日寇对南京市民实施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记者，绝不只这几个人；而这几个随军记者所见到的日军暴行，也仅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冰山一角；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地点、被允许看到部分日军暴行。日军在南京历时长达40多天烧杀淫掠的暴行，是不可能让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完全了解和掌握。

据战后统计，当年这些在南京实施历时长达40多天烧杀淫掠暴行的强盗、凶手，他们依次为：

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方面军参谋长壕田攻、副参课长武藤章。日方面军所属的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裕仁叔父），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参谋长田边盛武；第3师团长藤田进、第6师团长谷寿夫、第9师团师团长吉佳良辅、第11师团长山室宗武、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重藤支队长重藤千秋、天谷支队长天谷直次郎、国崎支队长国崎登（原配属华北方面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七个国家公祭日系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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