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一小我将本身对时代的深刻认知躲了起来 -

作者丨言九

编辑丨吴酉仁

1861年，坐镇安庆的曾国藩，收到了一部自上海寄来的书稿。

寄书者名叫冯桂芬，江苏吴县人。生于1809年，1840年科考一甲二名进士，也就是俗谓的“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理团练。冯比曾大两岁，早年做京官时，二人似已相识。

在随书稿一同寄来的书信中，冯桂芬说，他很感谢曾国藩的美意，想要招揽自己进入幕府。但自己无法启程，因为身体衰弱“疡生于项”，一直缠绵病榻。等病好了，定会乘坐“飞轮”前去拜谒。奉上的这部《校邠庐抗议》初稿，是自己养病期间整理幸存旧作编辑而成，如果曾国藩读了之后“不以为巨谬”，觉得这书多少有些价值，“敢乞赐之弁言”，很希望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如此，自己也算是“托青云而显”，会感到非常地荣幸。

曾国藩读了书稿后，在日记中写道：该书可算“名儒之论”，但“多难见之施行”。他赞同书中的许多主张，但又觉得，大多数主张在现实中不具备可行性。

所以，他没有给冯桂芬的书稿写序。

冯桂芬像

又过了两年有余。1864年，湘军攻入天京（南京），曾国藩终于给冯桂芬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说：辛酉年（1861）收到你寄来的书稿和信件，我读了书稿，感觉非常好，里面的内容“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可以说是一本忧虑时局、究极世变的好书。但“顾如国藩之陋，奚足弁言简端”？——我曾国藩学识浅陋，实在是不配为这本书做序。好几次提笔想要写序，最后又都放下没能写成，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也没给你回复。我对这本书的心态，也从一开始的“矜慎”，变成了“内疚”。曾国藩还说：自从书稿寄存在自己这里，“传抄日广，京师及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自己虽不能为冯桂芬的大作写序，但天下之大，必有贤哲可以体察到冯的良苦用心，“尊论必为世所取法”，书中的思想与意见一定会得到世人的认同。

稍后，冯桂芬应邀前往南京与曾国藩相见。二人相谈甚欢，曾国藩将书稿还给了冯，且断言日后东南之事“不出君一书”，东南沿海的那些新问题，都可以在冯的著作中寻到解决办法。但，即便激赏到了这般程度，曾国藩仍然没有答应给书稿写序。

因为他很担忧书中的内容，会给自己引来麻烦。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门生。受林的影响，冯在治学上重视“经世”，很关注现实问题。《校邠庐抗议》成稿于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亡热河之际；冯当时也因太平军攻陷了苏州而避难于上海租界。所以，书的主旨不单单是愤慨于“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是想要为摆脱这种困境提供改革的路径。

那时节，思想圈流行的前沿理念，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及其制作方法（《海国图志》成书比《校邠庐抗议》早了五年）。但冯桂芬却见到了器械和技术之外，更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人才选拔不如人，是科举制度有问题；经济发展不如人，是政策路线有问题；君民关系不如人，是清帝国的权力架构有问题（冯的主张是扩张乡绅的政治权力，这显然与清廷自康雍乾时代即坚持的打压乡绅政策背道而驰）；名实相符不如人，则是清帝国的风俗文化与道德水准有问题。

《校邠庐抗议》封面

这种比魏源走得更远的见识，让冯桂芬颇为自得，也让他颇为不安。这种不安，见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校邠庐抗议》稿本中，所留存的许多冯自己做的删改和批注（稿本由他人缮录）。比如，稿本里原有这样一段称赞“夷狄”的文字：

“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匦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骎骎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

冯桂芬不但将这些文字全部删掉，还在上面添加批注说“末句似不足为典”。“传贤不传子”里的“贤”与“子”，也已被涂抹得几乎辨认不出来了。陈旭麓如此评价冯的这种行为：

“就已删去的这段话来看，可见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他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所谓‘不足为典’，正是他……采取回避态度的遁词；但也可说明当时的人们，要前进一步是那么崎岖艰难。”

冯的这种不安，也曾被李鸿章窥见（冯后来长期在李鸿章幕府做事，为李主持上海广方言馆）。1861年，李致信曾国藩，提到“沪中深识外情而又不过软媚者难得其选，容留心访察，……冯敬亭（景亭）亦知洋情而胆不足”——所谓“知洋情而胆不足”，即是指冯桂芬对时代的认知已超越了绝大多数人，但他并不敢将这种认知做广泛的公开传播。

李鸿章评价冯桂芬“胆不足”

冯在1861年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曾国藩，央求曾为其写序，其实也与“胆不足”有关。他知道自己的书稿大概率会引来知识界铺天盖地的批评，所以希望借曾国藩这棵大树荫庇一下。曾国藩对此也了然于胸，所以才在日记里说冯桂芬的主张虽好，却“多难见之施行”，冯走得比时代快，时代不会接受他的意见。

除了向曾国藩央求序言、删去书稿中的某些文字之外，为了消除不安，冯桂芬还做了一件事情：用传统政治理念来包装整部《校邠庐抗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不畔（叛）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参以杂家”、“羼以夷说”，来为清帝国寻找一条合适的自强之路。最终，他将自己的改革理念，包装成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具体来说，就是“釆西学、制洋器、改科举”。

即便如此，冯桂芬最终还是选择了将自己这部著作埋藏起来，不愿在生前出版。他的好友、曾担任过苏州知府的吴云后来说，“同人咸促锓版，先生卒秘匿不出”，朋友们都劝冯桂芬将《校邠庐抗议》正式出版，但直到1874年冯桂芬去世，他都没有接受这项建议。民间流传的只有抄本，影响很小。

1876年，冯去世两年后，他的后人出版《显志堂稿》，只敢收录《校邠庐抗议》中较为“温和”的不足半数的内容。1883年，冯桂芬去世9年后，《校邠庐抗议》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刻本。1885年前后，完整本（经冯生前删改过的）才正式面世。1889年，该书终于经由帝师翁同龢之手，呈递到了光绪皇帝的书桌上——翁同龢之所以看中这本书，恰是因为它的内容形态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因“胆不足”而将自己对时代的深刻认知藏起来，并非杞人忧天。1898年戊戌维新，光绪皇帝命人将《校邠庐抗议》印刷两千本，发给朝中官员集体阅读，限众人在十日内就书中内容回复意见，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理由是什么。针对冯桂芬改革人事取用制度的主张，礼部左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义正辞严地写下了四个字的评语：

“实属荒谬！”

此时，距离《校邠庐抗议》一书写成，已过去了三十七年。

注释

《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显志堂稿》卷四，第18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陈旭麓：《关于一书——兼论冯桂芬的思想》。收录于氏著《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223页。《上曾相》，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页。吴云：《显志堂稿》序。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52、2256、2266、2330页。《都在谈“变”：对的一次讨论》。《戊戌风云录》，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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