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家庭性暴力的农村女孩：“我像尸身一样躺在那边” -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数据显示，全国2.7亿个家庭中，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暴力”的现实语境早已不止于此。

家暴的形式除了普遍认知的身体虐待，还有精神暴力、性虐待、经济虐待等更多形式，传统的“家庭成员”也扩展到同居者等拟家庭关系成员。

家暴因其隐蔽性和模糊性，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弱势群体遭遇的家暴能见度更低。这些隐形的暴力，常常扎根在以“爱”之名的屋檐下。

一位自认遭遇同性伴侣精神和肢体暴力的女性，和一位遭受过父亲性暴力的农村女孩，讲出了她们难以言说的挣扎和苦痛。

一·我不是哈尔

“跪下。”

“为什么？”

“我让你跪下。”

“我没有做错什么。”

“你是在逼我动手吗？”

“砰”，膝盖跪地的声音，“啪”，扇耳光的声音，随后是更多的耳光。

女孩的呜咽低声传来，另一个女声依然冷静、自持：“错了吗？”

王璐坐在我对面，已经能够平静讲述从前女友那里受到的伤害。从2019年4月初在一起，直到2020年2月从两人的住处“逃”出来，这样的辱骂和暴力伴随着她。

2019年3月底，王璐和前女友周欢相识于网络。共同的留学经历和同一行业的背景，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周欢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北京，打算依托王璐的资源共同创业。

公司租在共享办公空间里，合租的房子就在附近，王璐和周欢的工作生活全面共享，开始了一天24小时的相处。王璐是北京人，又年长，有专业背景，在合租的前三个月里，她自觉支付两人的房租和大部分生活开支，也给周欢的公司提出大量发展建议，这些愿景让周欢很兴奋。

周欢比王璐小12岁，刚刚从欧洲小语种专业毕业，在王璐的印象中，23岁的周欢，稳重、好强、见多识广。周欢的朋友大多是海外留学的精英，她把自己对标到他们身上，决心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干出一番事业。

但很快，公司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好几个项目都黄了。在得知王璐有一笔十几万的欠款需要还，同时发现王璐承诺的资源关系没有给公司带来期待的助益之后，周欢的情绪开始反转，变得焦虑、易怒。王璐成为她情绪的主要承担者。

起初是语言暴力。2019年9月起，周欢抓住王璐的年龄、收入、工作能力、过往情史，“全方位地贬低”。在王璐截下的微信对话中，周欢会因为她没做好一张插图，说“我就是讨厌差生，给的全是垃圾还觉得自己倍儿棒”，“看看人家再看看你，真的没出息”。在王璐反驳是她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后，周欢接着说：“你顶嘴？行，两句是吧，回来两耳光送你。”“回来自己扇吧，别脏我的手。”

从10月开始，语言暴力发展到肢体暴力。周欢的心情难以捉摸，两人在家看电影，周欢前一秒夸电影好看，下一秒就突然心情烦闷，指着王璐痛骂。在那一段王璐下跪的录音中，冲突的起因是周欢问会不会永远忠于她，王璐犹豫了，没有回答。

“她对我的想象是《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哈尔那样的角色，一个在她心中理想的完美的人。”

宫崎骏执导的日本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

王璐回忆，在幻想破灭之后，周欢习惯指责自己是骗子，假装有钱人，手里有的是假资源，不会照顾别人的情绪，“甚至我一个睡衣的颜色不喜欢，她都会讨厌我”。

偶尔能察觉到自己的苛刻，周欢在微信里反省一番，但很快故态复萌，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色上，“说我毁了她的心，把她的心扔在地上摔个稀巴烂。”

周欢的敏感、艺术气质，曾经是吸引王璐的原因，现在，这些特质背后的多疑、神经质和控制欲展露出来，成为刺向彼此的利刃。

情况在疫情期间达到顶峰。2020年1月底，在周欢的出租屋内，辱骂、下跪和扇耳光变得更加频繁。

到后来，面对周欢的指责，王璐开始自己扇自己耳光。“我已经形成惯性了，用打耳光的方式去向对方说对不起，这是自我惩罚。”王璐回忆，周欢拼命向她灌输：你只有下跪，我才能开心。你只有自己承认错误，才能让被你气到的人解气。

“她一直给我灌输一个理念就是，犯错，立正，挨打。”一开始，王璐自己打自己，把周欢吓到了。“打得很重，无法停下来”，周欢掏出手机开始录影。在两人彻底分开后，2020年8月，这份视频被周欢展示到网络上针对王璐的扒皮账号中。

王璐承认，性少数的身份某种程度上让她难以脱离一段关系，“不好找对象”，而对方长达几个月全方位的贬低也让她怀疑自己。

致命的是，这段关系不是只有暴力。王璐截图的两人微信聊天显示，周欢把“爱你”、“想你”、“不会伤害你”挂在嘴边，粗暴的指责之后，紧跟着“你是不是被我骂怕了？我刚刚想你了。”“在我难过的时候，耐心哄哄我不好吗？”“（我）还是太有耐心，还是太爱你。”

不过，在爱的幌子下，“你只能在我这里终身赎罪，按我的意愿活。”

周欢左右着王璐的生活和工作，乃至情绪。王璐则习惯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对方不够好，是不是要更加听话。于是，两人的关系在分手和同居中反复。

二·我是云朵

决定把自己受到的伤害说出来时，云朵已经19岁了。

父母不在身边，她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在云朵的叙述中，极少有家人给予她温情。外婆独自务农，回家时对她总是打骂，嫌弃她不干活。母亲的角色则一直是缺席的，打电话过来，都是高声的指责，“她声音太大了，我害怕”。第一次来月经时，她要去问邻居的姐姐才知道怎么处理。

云朵生长在西南地区一个不大的村子里，村里一个小学、一个初中，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去读高中的很少。初中毕业，大多进技校，或是外出打工。

因为内敛寡言，从小学开始，云朵就被学校的男生欺负。她回忆，他们三五成群，在校门外的路口拦住她，然后试图抱住她，捉弄她，旁边人来人往，“路过的同学没有一个帮我的”。

2013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云朵和哥哥去到父母工作的地方，第一次和他们长时间相处。但家庭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

每天，她和哥哥都要同母亲一起干活，在平房的客厅里，串链子。那是一种环环相扣的铁链，云朵不知道它的用处，只知道如果停下来，母亲的辱骂就开始了。哥哥串好铁链，拿着钱去网吧玩。云朵也不想做了，母亲气急，一边骂一边举起凳子要砸下来。

“这切断了她对母亲所有的幻想和连接。”云朵的心理咨询师、上海心理健康公益联盟学术委员会委员何毅分析，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心理问题非常严重的人。创伤可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她母亲小时候一定被她外婆打过或是否定过，她母亲的原生家庭也是非常糟糕的。”

父母租住的平房窄小昏暗，除了日常吃饭干活，云朵总是待在自己的床上，和他们几乎没有交流。母亲举起凳子要砸她那天，是父亲拦住了，没让打。

但云朵没想到，更大的伤害来自父亲。那一天，母亲和哥哥都不在家，父亲走进房间，关上门，走近躺在床上的云朵，掀开她的衣服猥亵了她。“我动不了”，巨大的恐惧和慌乱袭来，云朵一动也不能动，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在一个月里，这样的猥亵越发频繁，直到有一次，父亲趁她在床上休息，脱掉她的衣服，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云朵已经不记得更多的细节，巨大的恐惧吞噬了她，“我当时像一具尸体一样在那里躺着”。她呆滞在那儿，听父亲反复对她说五个字：“女儿我爱你。”

在父母的住处，云朵第一次得知，父亲曾因抢劫入狱，周围的同龄人都被各自的父母警告，别和云朵兄妹玩，“抢劫犯的女儿”。周围是没有人能够求助的。

父亲的伤害、母亲的冷漠与暴力，让云朵无处求救。同一时期，她得知，老家的一个女孩因为不愿意继续洗家人的衣服，喝农药自杀。女孩自杀后，父母回到家乡，对女孩的妹妹百般疼爱。“她用她的离去换来父母对妹妹的疼爱，”这件事让云朵更加绝望。

家暴的阴影在云朵身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从初中开始，头痛时刻伴随着她；她的手机里存满鲜血淋漓的照片，手背脚背遍布伤口。心理咨询师何毅回忆，第一次见云朵时，她低着头，没有笑容，讲话也几乎没有声音。

她坚持叫自己云朵，原因是想像云朵一样美好、自由，还能与所有的云朵站在一起。“那些受伤的女孩都是云朵，它们待在天空，就没有任何伤害了。活下来的我们，就会一起组成美好的云朵，然后就成了整个天空、整个宇宙，保护世间万物。”

2020年秋天，云朵在上海拍的天空。

三·活下来

2020年2月6日，王璐决定在这天逃走，她为此谋划了快半个月。

“我要有一个安排，让自己安全地逃脱。”

自从1月底那次自扇耳光崩溃后，她决心自救。她的手机被周欢紧盯，只能在上厕所时把自己被打的照片和录音一点点发送过去，传完之后马上删除对话框，让好友绝对不要回复。

6号这天，一场争吵之后，王璐被周欢逼着给家里打电话，向父亲要钱，电话接通，王璐脱口而出：“救命！”喊完之后，她拿着手机跑进了厨房，反锁，把边角柜顶到门口，迅速打电话让朋友报警，紧接着自己按下110，报了地址和案情。

周欢追过来，进不去厨房，站在厨房门口按电灯开关，一下开，一下关，要让王璐出去谈谈。

警察很快到了，周欢不开门，王璐在厨房里大喊。

有一段时间，门外短暂没了声音，王璐把厨房门打开一条缝，试图出去给警察开门。周欢在这时溜进了厨房，试图关门，王璐把门死死扒住。幸运的是，警察在这时候破门而入，周欢拒绝去警局，王璐最终一个人跟警察下了楼。

2月6日后，王璐再没和周欢见过。4月，对方把她的信息挂到了网上，声称她是个骗子。目前，王璐报称“被侮辱案”“被诽谤案”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理。

在常年处理家暴案件的公益律师李莹看来，虽然《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但在实际的司法操作中，性少数群体极少有家暴判例；精神暴力的最终认定也并不容易。即使如此，当事人如果认为自己已遭遇任何形式的暴力，报案是合理的自救措施。

报警后，王璐收到的受案回执。

对于云朵来说，“逃离”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从初中开始，她就认定只有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才能“离开家乡，越远越好”。

高一，她进入一所寄宿中学，远离家人。她在喜欢的民谣歌手粉丝群里认识了第一位男友，对方是大学生，他在群里一下子指出英文歌词的语法错误，“我就想，这个人会解答问题！”云朵开始频繁和对方网上聊天，“我成绩不好，我就想有人能不嫌弃我，然后还带我，只要能教我学习就行。”

高二，云朵在男友的推荐下看了电影《垫底辣妹》，那是一个年级倒数的女孩在高二开始努力逆袭的故事，高中班主任也时常鼓励她。在男友和老师的帮助下，云朵也开始发奋学习，最终考上了300公里外的一所大专。

高中毕业那个暑假，她迫不及待地去了成都，住进当时的男友家，到电子科技大学外面发传单。一个暑假，她用攒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双凉鞋、一条裙子和一支口红。

云朵憧憬着大学的自由生活，“我当时想，上了大学我的病就好了。”可到了大学，她的头痛发作越发频繁，严重的时候连饭也吃不下，在成都当地的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需要长期服药。

今年6月，云朵和家人大吵一架，一度打算烧炭自杀，她把自己的故事当作遗书发给了一位音乐博主，对方联系上她，和她谈心，并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专门从事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及推动性别平等的公益机构——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北京源众）。此后，源众为云朵提供了1500元医疗救助费和10次心理咨询。

经历3个月的心理咨询后，云朵的状态逐渐好起来，“我觉得身体发热，有了力量，不再像之前那样绝望了”。她对心理咨询产生了兴趣，跟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上课，甚至希望以后在上海发展。

10月，云朵给家里人打电话，决定把所有的真相都说出来。她告诉外婆，决定报警，“不管他是不是我爸爸，他犯罪就要自己承受”。

然后，她打给父亲，“我说我们不再是父女，断绝关系了。”父亲反问她：“一个连父母都不认的人，会有什么所为？”云朵质问他在13年里对自己做了什么事，“他说他忘了”。

而接下来的话成为压在云朵心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父亲接着反问她，“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母亲也在电话旁开始骂，“说我不知廉耻。”

11月，云朵回到家乡，她要改名，把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云朵，“他们的姓我都不要了”。她还准备报警，然而进展并不顺利。

由于时间久远，她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家里的亲戚得知她要起诉自己的父亲，都打电话来劝，连她最尊敬的外公也对她说：“滚远点。”但云朵已经决心开始新生活，她回到高中，给曾经帮助过她的班主任带了一束蓝色的满天星。

林奕含和伊藤诗织的故事曾经拉了她一把，“想成为能理解他人痛苦的人。”“我看见过深渊，所以我可以感同身受。”她开始用自己的心理咨询经历，帮助其他“受过伤”的女孩。

这样的帮助也能让云朵自食其力，不久前，她得到了第一笔咨询费，足够支付自己一个月的房租。云朵告诉自己，“最重要的是，云朵活下来了。”现在，她在自己的小屋里也插上蓝色的满天星，因为这种花不会枯萎。

云朵现在的出租屋中，随处挂着蓝色满天星。

王璐和云朵决定讲出自己的经历，因为隐蔽的暴力对一个人的摧毁不亚于一场战争。她们也希望有相同经历的人敢于反抗和求救，“要活下来，即使是用战斗的方式。”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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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黎舟

编辑|曦公子 周维

出品|腾讯新闻

公益支持|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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