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代被称为“全能神药”，盘尼西林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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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盘尼西林，这个如今被称为“青霉素”的抗生素药物已经无日不知，无人不晓，但历史书上一定不会告诉你关于盘尼西林的这些故事。

曾经有这么个段子：1943年，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这一年里相当的忙碌，为了支撑起英国的二战，他不得不忙前忙后，穿梭于盟国和殖民地之间。

当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开罗宣言》的发布，中、美、英三国首脑齐聚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协同对日作战的宣言。

然后丘吉尔和罗斯福甩开了蒋介石，于11月30日跑到了伊朗的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在完成了一系列利益分割后，让斯大林也签上了字。

12月1日，美国对外公布《开罗宣言》，而此时的丘吉尔又坐上了往非洲的飞机，他决定在北非的英控区多四处转转，视察一下各前沿的情况。

就在飞行的途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陪同的人员发现丘吉尔显得极为昏沉和憔悴，他无精打采，摇摇欲坠，经过简单的诊断，医生宣布：“首相可能是发烧了，而且有肺炎的征兆”。

在那个抗生素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代，肺炎是相当可怕的问题，阿芙罗约克运输公司的飞机不得赶紧降落在突尼斯，想办法为首相治病。如果一个不小心，让丘吉尔病死在北非，那乐子可就大了。

实际上，在开罗会议期间丘吉尔的病症已经有一定的征兆，但这个69岁的老头特别倔，他患有心血管疾病，喜欢跟身边人死犟，还酗酒、不休息、易怒，雪茄更是抽得离不开嘴，所以地面医院的医生一检查就表示：“肺炎很严重，再搞你就完了”。

病榻上的丘吉尔很坦率的表示医生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会戒掉雪茄，不会再发怒吼人，酒也戒掉，但威士忌还会喝一点点，然后好好休息，办公则照旧。

医生的回答是：“你是个好首相，但不是个好病人，如果我没办法把你治好，那我也不会是个好医生，可现在的问题是，我找不到好的药物。”

于是，美国人送来了盘尼西林，这种“神药”治好了丘吉尔的肺炎。

甚至人们还编了个津津乐道的二道段子：丘吉尔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天跑到外面野泳，结果抽筋溺水了，一名男子跳进河里救了他。丘吉尔的父亲万分感谢这个人，于是为恩公的儿子支付了读医学院的费用，而这个人就是发明了青霉素的亚历山大·弗莱明。

弗莱明

是的，就是个段子罢了，信落樱神斧都别信这玩意儿。真实的情况是，丘吉尔并不认识弗莱明，也没有使用上盘尼西林，他使用的是英国May&Baker公司在生产的磺胺抗菌药，痊愈后他还对May&Baker公司进行了公开感谢，声称被他们所拯救。

因为参与丘吉尔肺炎治疗的医师R.J.V.Pulvertaft中校在《柳叶刀》上发表了过一篇“青霉素成功抗菌实验”的文章，他在其中预言了青霉素将引发医学革命，称“在青霉素足够的前提下，脓毒血症等问题将几近消失。”

文章的发表日期又恰好在丘吉尔治疗期间，因此好事者将磺胺所做的事情附会到了盘尼西林身上。

关于青霉素的神话是可以理解的，磺胺与青霉素的应用时期非常接近，差不多磺胺刚一崛起，盘尼西林就以更强势的形象出现了，它在当时表现的远比磺胺有效，以至于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万能神药”，这足够令人编出无数个段子。

不过，R.J.V.Pulvertaft中校在《柳叶刀》上发文的时候，盘尼西林确实也得到了大发展，那时候它真的就差临门一脚了，如果英国政府早对青霉素研究有研究的话，丘吉尔的老命可能就不需要用磺胺来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慢慢看。

弗莱明

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时间是1928年，但这不代表青霉素已经可以被使用了，当时弗莱明的文章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也没能在实验中分离出青霉素，仅仅记载了其抗菌功能。

弗莱明当时的方向是溶菌酶，为此他还研究过人的鼻涕，青霉素一开始只是研究副产品。

霍华德·沃尔特·弗洛里

后来澳大利亚药理学家霍华德·沃尔特·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和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鲍里斯·钱恩（Ernst Boris Chain）成为了弗莱明的合作者，他们从弗莱明那得到了被多代培养的青霉素菌株。

钱恩虽然是德国专家，但他也是个犹太人，所以你懂的，1933年钱恩被逼离开德国，先在剑桥工作，继而受弗洛里邀请进入牛津，一同研究溶菌酶。

鲍里斯·钱恩

1938年，钱恩在牛津研究溶菌酶时，无意间看到了弗莱明那份被扔了10年没人理的发现：“青霉菌株溶解了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它分泌了某些能抑制葡萄球菌的物质，我称之为'青霉素'”（其实弗莱明一开始想取名叫“霉菌汁”的）。

激动的钱恩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他跑去找到弗洛里并告知了详情，于是2人青霉素的研发团队正式成型了，钱恩在1940年发表了相关论文，弗莱明看到后也加入了进来。据说钱恩当时吓了一跳，因为他一直误会弗莱明是个去世的前辈。

这一年，因为研发了磺胺抗生素“百浪多息”的德国内科医生格哈特·杜马克被授予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这个32岁的医生受德国拜耳所托，从染料中发现了磺胺，还用之治好了自己被严重感染的女儿，甚至决绝了当时产妇最害怕的产褥热，轰动了世界。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燃烧了起来，1939年时苏军攻打了芬兰，日军攻打了苏军，德军与苏军一起侵略了波兰，世界迅速的变得纷乱，欧洲迅速的陷入了战争之中，药物的需求量开始激增，战乱制造了一个药品如黄金的年代。

青霉素这边还在缓慢攻关，1940年，钱恩和弗洛里完成了弗莱明所没能成功的提纯实验，然后他用8只小鼠做了对照实验，感染过链球菌的小鼠中，4只接受了青霉素注射并存活下来，但青霉素的实用仍然八字没一撇。

但没办法规模化提纯成为该种药物最大的软肋，钱恩遂转入了对青霉素酶的研究，它能催化青霉素的威力。

阿尔伯特·亚历山大警官

弗洛里和钱恩在1941年找到了一个临床志愿者，1941年2月12日，牛津大学联系到一名病重的中年警官，他名叫阿尔伯特·亚历山大（Albert Alexander），他在德军空袭中受到了小小的弹片擦伤，然后感染迅速蔓延，当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医院安排他接受治疗时，警官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出现了脓毒血症，浑身都在渗出脓液。

（阿尔伯特·亚历山大的伤情缘由有很多版本，比如口腔溃疡引发说、花园玫瑰刺引发说、猫抓说等等）

实验室提取的盘尼西林很快就让警官的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一度被认为是治愈了，但药物量实在太小，没办法搞到足量青霉素的钱恩，甚至收集了病人的尿液，费尽心思的从中回收抗生素。

当一切药物都用完时，阿尔伯特·亚历山大警官死了，这是青霉素治疗的第一个人类，它起效了，但人们实在没办法制造出足够疗程剂量的药物。

英国人此刻已经完成了盘尼西林的研究，但最后盘尼西林的生产让美国人给完成了，英国人丢掉了一整块抗生素的阵地。

实际上弗莱明、弗洛里、钱恩这个时候都属于英国人，研究也是在牛津基本完成的，青霉素所缺的仅仅是产业化研究罢了，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逼得山穷水尽的英国，已经没办法再支持安定的生产和研究了。

更可笑的是，英国人一贯的执拗也成为他们与盘尼西林失之交臂的主因，英国当时依靠磺胺类消炎药大赚特赚，他们并不看好一种新出现的，从霉菌中提炼的抗菌药。而且磺胺要多少有多少，为什么非要搞那比黄金还贵的实验室霉菌呢？

不过也不要光笑英国人，弗洛里、钱恩的相关论文是公开发发表的，连德国人都看见了，全世界人都看见了，但谁都没见动弹。

就像那句中国古话所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不愿意项目继续被尘封10年的苏格兰医生弗莱明，不得已转而给英国政府搞毒气研究，埋身于毒气研究室中，只为获得一点点研究资金和能“蹭”实验室的机会，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弗莱明为自己贴金，他后来其实并没有为青霉素的研发下过大力气。

弗洛里则更干脆，他本来就只是个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人。他通过耶鲁大学的关系，联系上了美国政界人士，然后让美国农业部长珀西·A·威尔斯（Percy A. Wells）产生了兴趣。

于是威尔斯动用了力量，挤出了极为紧张的大洋航线，将弗洛里一行拉到了美国参观。当时弗洛里还对洛克菲勒财团写了信，同样让他们的眼睛也绿了。

1941年7月，弗洛里等人请到了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参观”，甚至还通过弗洛里拐带了另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这个人也早就成为弗洛里的研究室合伙人，他为了青霉素连便盆、痰盂都研究了。

诺曼·希特利

放在今天的话，这种性质可能已经算是种严重的科技纠纷了，但英国方面当时其实并不把青霉素当什么紧要东西，它只是一条随时会被埋没的，霉菌实验室里产出的奇怪造物罢了，BBC甚至说出了“高科技往往没那么快出成果”的风凉话。

美国人的眼睛全是绿油油的，神哉！这不是比磺胺更厉害的抗生素吗？这不是都已经研究成功了吗？动物实验、临床试验、过敏试验一个都不少，甚至高产菌株都有了，为什么英国人会将它当瓜皮一样扔掉？

威尔斯给“捡”来的科学家提了个十分霸气的建议：“别搞那些薄盘子上的研究了，我给你们准备了大桶。”

于是，弗洛里等人留在了美国，他们被送往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北方研究实验室（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利用研究中心）进行青霉素最后的开发。美国人提供了最好的实验室以及配套的巨型发酵罐，所有关于青霉素的研究都被整体转移到了美国。

（美国于1938年通过《农业调整法》，国会拨款400万给农业部长，国会拨款400万美元给农业部长，用于建立四个区域研究中心。每个中心要花100万美元来建造、装备和配备人员。盘尼西林研究被分到了3号中心）

为了更大量的生产青霉素，弗洛里从弗莱明培养菌株上得到了灵感，他采取了一种更简单的行为——寻找高产菌株和高产培养基，然后利用高产培养基规模化生产高产菌株。

寻找过程也很简单，弗洛里摆了一堆觉得合适的东西，然后让它们统统发霉，霉的最快最狠的那个就是目标物。

弗洛里最后找到了两样东西——玉米浆和腐烂的甜瓜。只因为玉米在伊利诺伊州很常见，适合当工业化培养基运用，这归功于一个叫安德鲁·莫耶（Andrew Moyer）的研究员。实际上直到今天，该地的农业部实验室仍然在研究用玉米做东西，产品包含纸巾、婴儿尿片、沙拉酱等许多东西。

而那个腐烂的哈密瓜是在皮奥里亚市场中发现的，它身上的霉菌被认为很适合在发酵罐中生长，是高产菌株。

研究人员后来又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搞法，比如奶昔机可以很好的完成玉米浆中霉菌的培植，所以他们造了个特大号的。就这样，在1941年11月，皮奥利亚的人们在不断的研究中，将青霉素产量提高了10倍。

就这样，青霉素从1942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育和生产，由于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菲律宾殖民地，美国迅速投入战争，这让美国的制药很快进入了暴利期，来自军方的磺胺订单雪片一样飘扬，这深深刺激了青霉素的研发。

1943年，美军已经开始配备青霉素，这种珍贵的药物被用于治疗一些极重的伤员，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而且美军还发现了更令他们兴奋的事情——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这简直就是部队福音，西方军队历来受性传播疾病影响，战斗力损失极为严重，而盘尼西林可以让一个倒霉的士兵几天就重返战场。

（后世一些历史学家也持有肯定的观点，认为青霉素帮助美军保持了战斗力，德军那边同样为梅毒的猖獗而头痛，但他们没办法）。这种事儿经过研究员验证后在1943年10月被宣布出来，研究所所有人都超级兴奋，他们没想到这种抗生素连螺旋体都能干掉。

然后，青霉素就彻底“神”了，它成为价比黄金的超级药物，而此时英国人也只能扼腕叹息有眼无珠。

一家名为“辉瑞”的公司接下了盘尼西林专利的生产制造，这名字老司机一定熟悉，不就是生产开发了枸橼酸西地那非的那家公司吗？

辉瑞公司的盘尼西林生产车间

蓝色小药片什么的与本文无关，咳，总之辉瑞公司在关键时刻撒了把资金，拿到了生产权，然后在布鲁克林一家制冰厂车间里开始了青霉素的工业化制造。为此，他们准备了14个容量达到9000加仑的发酵罐。

美军的订单很快就交到了弗洛里手中，无数官兵血流成河的躺倒在医院里哀嚎，药物是有多少都不嫌多，更别提疗效显著的抗生素了，况且盘尼西林在1943年的战地临床表现的很不错，这种药必须大大的订购！

当然，那时候的美军其实并不缺抗生素，他们有成千上万的磺胺。但是，磺胺类药物却存在许多不那么友好的问题。

磺胺最大的问题是尿液溶解度很低，所以它很容易造成肾结石、膀胱结石、输尿管结石等问题，引起一系列诸如血尿、疼痛、尿路阻塞甚至更严重的急性肾衰竭，没血液透析机的话人就死定了。（何况血透机还得1943年由荷兰医生Willem Johan Kolff发明呢）

磺胺还不能瞎吃，如何定量、准量的服用可能连当时的医生都很头痛，服用少了不利于治疗，服用多了会结石和中毒，很不好拿捏。而且它还会蓄积性中毒，一般连续吃一周就会过量。

美军磺胺药盒

此外，磺胺在当时还有个极为被人惧怕的过敏反应，会发生腹泻、剥脱性皮炎、皮肤红斑、光敏反应、关节痛、发烧、肾衰、神经错乱、脑病等等，而且过敏者还不少。像《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头郝兽医病房里那个被纱布裹满吊着的倒霉蛋就是个磺胺过敏者。

更可笑的是，磺胺还会让人变黄，许多吃了磺胺的士兵会让皮肤呈现出一种香蕉皮似的色彩，这非常打击士气。美军士兵因为四处“留情”，还会拿磺胺去治疗性病，结果反倒造成了耐药性淋病的出现。

所以开发一种效果更好，更强力的抗生素是美国人非常看重的事情，青霉素符合一切性能要求，除了贵。

辉瑞盘尼西林

贵就对了，二战时的美国玩的就是撒钱策略，美军为了准备对德国的大进攻，硬是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准备了3000亿单位（1670单位=1毫克）的盘尼西林。D-DAY以后，美军士兵便带着这些青霉素杀进了法国。

辉瑞公司也因此大赚特赚，赚翻了，一跃成为世界上的药品巨头，下一次他们这样傻赚还得等到“伟哥”被开发出来。

辉瑞公司的副总约翰·L·史密斯当时还因为不理解公司把钱都砸到霉菌抗生素上与老板大吵一架，他说：“青霉素是喜怒无常的东西，翻脸犹如歌剧演员”，但他因为一个小女孩的获救而改变了主意。

1943年8月11日，盘尼西林还没有正式上市，但一个消息灵通的记者打听到了这种药物，于是他缠着政府官员要药，恳请他们尝试着去拯救一个2岁女孩帕特瑞西亚·马龙（Patricia Malone），然后华盛顿的官员们照做了，女孩很快得到了如神话般迅速的治愈，她此前被医生判断生命只能维持7小时。

约翰·L·史密斯从此全身心的趴在青霉素上，因为他16岁的女儿也死于几乎同样的感染，而那个时候没有盘尼西林。

战场上的青霉素虽然没有磺胺那么多，但也拯救了相当多的人命，比如诺曼底登陆，盘尼西林居功甚伟。

没人比医生们更懂这些变化，之前的战争中，部队的前线军医大部分时候仅仅只会做最简单的敷料绷带包扎，伤口得不到任何的清创处理的伤员就这样继续作战或者被抬下去。

当到达野战医院后，医生会重新撕开那些包扎的部位，进行清创和伤口检查，顺带筛除掉那些严重感染，没有救治希望的病例，他们只能等死，而活着的人则需要依靠开放愈合伤口来减少感染，如果伤口过深，就需要引流。

海报：多亏了青霉素，他会回家的

青霉素出现后，医生的工作变了，他们揭开包扎，清创，然后撒上青霉素粉，缝合伤口，然后再来一针青霉素注射，有些人在被送往后方医院的路途中，伤口就已经开始愈合了。

一位外科医生写道：“这种伤口的早期愈合所节省的时间和取得的更好的疗效果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炎症被消除了，伤兵们也会好受许多，没有什么比伤口感染更令人痛苦，他们也不必再进行开放式的伤口愈合，被蛆吃掉的大腿比比皆是。在盘尼西林的帮助下，伤口愈合的速度好的令人出奇，那些发烧、灼痛、化脓都被解决了，数月的愈合期被加快到数周。

更神奇的是，有些士兵对盘尼西林产生了神圣化的依赖，他们相信这就是万全的保命神药，只要将军们承诺医院里有用不完的吗啡和盘尼西林，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只要不被一枪打死，拖到后方就可以被盘尼西林救活。

（磺胺也有类似情况，许多士兵将磺胺贴身存放，据说这种行为大幅度减轻了战场紧张心理，也许他们觉得solo回来吃个药就能继续浪？）

尽管英国人发明了盘尼西林，美国人制造发扬了青霉素，甚至丹麦人、荷兰人还偷偷在酒场、地下室里翻着科技论文自研青霉素，但开发了一系列战争“黑科技”的德国人偏偏就瞅都懒得瞅青霉素。

德国人的表现不比英国人强多少，30-40年代初，关于盘尼西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在公开医学杂志上发表，还有法语、英语双版本，BBC还公开扯着喇叭吹过很长时间，但德国人就是没关注。

而且德国人还不止一次能有机会获得盘尼西林，最初的盘尼西林研究室不过是牛津大学的办公楼而已，只需要一个稍微凑合的间谍就能拿走关键资料。

甚至被他们占领的荷兰乌得勒支也留有不少青霉素培养物和标本， 只要对照刊物论文，取得个青霉素的大致研究并不难。也许德国人认为磺胺能解决一切，等到盘尼西林在1944年爆火的时候，医药已经救不了德国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德国始终没有打开微生物制药的思路，更没有工业化培养微生物制品的经验和投资概念。他们迷信磺胺，可磺胺技术再怎么发展，也没办法在抗生素制取上取得领先。要知道，德国人的社会顶层是一个飞机坦克步枪该怎么造都得按他喜好来的独裁者。

关于这个独裁者也有段子。据生物学家米尔顿·温赖特（Milton Wainwright）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希特勒的盘尼西林》（Hitler's Penicillin）所述：

1944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元首遭遇了史陶芬伯格放进会议室的提包炸弹刺杀，幸而未死，但他因为木屑、烧伤和擦伤，还是造成了发炎感染。

希特勒病情如何不得而知，他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却不知从哪儿找来了青霉素，这些可能是从盟军战俘那扒拉来的灵药被用到了希特勒身上。

但爆炸案的另一个受害者，希特勒的私人顾问，武装部队首席副官鲁道夫·许孟德上将却诡异的没能得到药物。

鲁道夫·许孟德因爆炸受伤失明，伤口发炎感染，磺胺没能救他的命，几个月后他痛苦的死去。

另一个纳粹头子“布拉格屠夫”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也死于感染，他在1942年遭遇了抵抗组织的爆炸袭击，当时海德里希并没有受致命伤，但汽车上粉碎的玻璃、皮革、内饰上的马毛、弹簧、木刺等刺入了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感染。很快，这个屠夫就因无法施救死于感染。

苏联方面同样有段子：苏联的虎将瓦图京，在一次指挥部转移中遭遇抵抗组织误击，腿部中弹。因为战斗，瓦图京拖延了救治的时间，结果导致伤口发炎感染。

被送到后方医院的瓦图京，经历了长时间的感染折磨，然而盘尼西林的使用权需要斯大林签字，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就是不给瓦图京签字，连这位将军和政委赫鲁晓夫的求救都不理会。最后，瓦图京活生生的病死在医院里。

不过，也有盘尼西林治不好的病，比如麦克阿瑟的脑子，这段子人尽皆知吧？

弗莱明、钱恩、弗洛里三人在1945年分享了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但后世认为弗莱明得到了太多空头荣誉，他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只有两篇论文，而且论文还不是主要研究青霉素的。是钱恩和弗洛里2人为主的牛津小组完成了几乎所有的盘尼西林研究工作，但世人提青霉素时只记得弗莱明，不知道钱恩、弗洛里和希特利博士。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射现实，也照亮未来。今天的历史知识分享到此为止，让我们下期内容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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